為了全面實現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十三五期間“農業現代化取得明顯進展”的各項目標，必須來一次思想再解放，跳出“地制依賴癥”、“村莊空心化”、“糧食武器論”三個思想陷阱。
跳出“地制依賴癥”的陷阱，
把領導農業的重點轉移到農業現代化建設上來
所謂“地制依賴癥”，就是把土地制度看作農業現代化的首要問題，并且在政界學界，長期以來圍繞土地“公好”還是“私好”爭論不休，時起時伏，于是與土地制度有關的文件也隨之連篇屢牘。雖然官方一再說為地制的制訂和執行做了多少工作，但農民卻根本不在意，還是你說你的，我做我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農地制度依賴癥，在中國農村產生了極不好的影響。比如，思想認識上嚴重僵化， “杜潤生教條”①盛行，農地政策模糊不清。 “長久不變”，到底是指家庭承包的制度還是已承包的土地長久不變，至今不明不白，模糊不清。農地確權頒證幾度假做和做假。地權證抵押貸款，要么文件不落地，要么攪亂農村現有金融秩序。土地集體的成員權數十年來不能確定，大量的國家公職人員，從原有承包和繼承承包等途徑擁有農村土地產權而并不耕種，而農村無地人口卻在逐年增加，大量累積。違法圈占農村土地并轉為非農用地的情況屢見不鮮。進入城鎮繁衍了幾代人口的家庭，至今在城鄉之間觀望，進退維谷，致使城鎮就業、住房和社會公共服務以及思想文化建設等無法有序進行。一句話，這種農地制度依賴癥，已經成為工業化、城市化、農業現代化和生態文明無法推進的思想壁壘，成為潛在著的社會問題“火藥桶”，更使大量在城鄉觀望的人群失去了生存和發展的信心。因此，我們要學會“河流精神”，一再繞不過去時，就要轉彎，繞則活，不繞則堵、則害、則死。
農業現代化與農地制度沒有多大的關系。土地制度體現的只是生產關系，而農業現代化所表明的是生產力，生產力是生產關系的基礎。
筆者2000年代在老家農村居住的7年間，一些老農經常喊我講，如果沒有現代科學技術如良種、化肥、農藥、機械、服務等方面的巨大進步，家庭承包也搞不了多久。
世界上已實現了農業現代化的國家，農村土地更多的是私有的，以至于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的農業經濟學，根本上就不討論土地制度問題，馬克思主義農業經濟學才討論農地制度問題。
更為現實的是，我們一旦用心行走在農村的土地上，無論是近郊還是遠郊，都有大量的現實表明中國的農地制度已到了或公或私都難以前進的地步。
有的人總認為保持現有農村戶藉人口已獲得的承包土地，能夠在城鄉之間進退自如，特別是應對家庭經濟上的意外危機。事實上，這是非常可笑的，只能說明這樣的人對中國的工業化、城鎮化的信心相當缺乏。他們也不想一想，真出現大量農民回鄉搶種農田、救亡圖存時，你所頒發的農田權證，無論公或私，真還有效嗎？筆者老家遭遇衡陽抗日保衛戰期間，從城里涌入鄉村的難民如蟻，見到屋就進去住，在田埂上挖個洞就架灶做飯，誰還來得及分清哪個田是官田、族田還是私田？只有四個字：“救亡圖存”。再說，這樣的可能性又有多少？ 2008年底的金融危機來襲時，一些人爭相訴說全國將有2000多萬農民工返鄉，似乎大難臨頭。這時，勞務輸出大縣的河北魏縣基于對勞動就業“東方不亮西方亮”的分析，勸留農民工別返鄉，實時就地調換企業。為此，魏縣各駐外勞務輸出辦事處與勞務協作用人單位勤溝通、多交流，及時掌握企業限產、停產信息，使在外務工人員工作崗位得到及時調整安置。魏縣還爭取簽訂更多春節后的勞務訂單，搞好崗位儲備，并把目光瞄準大型企業，建立穩固的勞務協作關系，有組織地輸出8.5萬人次，穩定農民工的就業（《經濟參考報》 2009年01月13日）。筆者當即貼出了《魏縣“勸留農民工別返鄉”的作法值得提倡 》的評論，建議各級城鎮“以人為本，從前兩年工荒中看到我國勞動力需求的總量和結構的趨勢，審時度勢，科學決策，周密部署，扎實工作，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加快解決突出問題，千方百計擴大就業，留住人才，留住創新的主體，留住財富的不渴源泉。”時至今日，誰對誰錯，涇渭分明。
總之，筆者作為一生的農民和農村工作者，在經過無數次反反復復的甚至是痛苦的思考后認為，新中國之前的數千年，從沒有純之又純的農地所有權制度，要不，怎么會有一次又一次朝廷組織的農地均分？新中國以來，真正的全國一致的、徹底的農地制度變革，只有兩次，一次是1950年前后新老解放區的土地改革，一次是1980年代初期的農地家庭承包，以后誰也別想對此有多大的作為，只能在已有的制度基礎上，在一個個具體的地方，修修補補，洗洗涮涮，這是我們的宿命，更是時代使然。
具體來說，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至少30年，不要再提什么農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離及農地確權發證等有名無實的空口號，維持現狀，集體所有，家庭承包。具體可考慮，政府財政供養的固定人員不再享有農地權（宅地除外），進入城鎮社會保障人員也不再享有農村地權，活人有地、死人無地，還可考慮引入舒爾茨《改造傳統農業》一書中提出的農田的“居住所有權”與“不在所有權”的概念，不在所有權享有收益權，居住所有權享有實際耕種權。原土地集體成員全部外出，可由全體成員主持對外發租，也可由村級組織代行發租，全村人都走光了，由鄉鎮組織代行發租。租期10年以上，租金時價，下不保底，上要封頂。農村戶籍家庭出現經濟危機需要社會救助時，由居住地解決。土地集體成員獲得土地權益的方式即土地實物還是土地股份，由土地集體成員決定。出讓集體土地的收益由土地集體成員決定分配。這樣，城鄉發展中的一系列難題將迎刃而解。全國上下，無論土地公與私，集中財力物力，加快農村水電路和生態等現代農業建設，提升農業生產能力。
跳出“村莊空心化”的陷阱，
抓住農村人口轉移的極好機會，擴大農業經營規模和服務
所謂“村莊空心化”，筆者2000年代居鄉期間的書面表述是“蹣跚的老人，無媽的孩子”。最早見之于中央文件已是2013年1號文件即《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農業進一步增強農村發展活力的若干意見》，該文件指出：“農村勞動力大量流動，農戶兼業化、村莊空心化、人口老齡化趨勢明顯，農民利益訴求多元，加強和創新農村社會管理勢在必行”。
這些描述是及時和準確的。問題在于，人們只是把它作為農業衰敗的口實，而沒有以此為基礎，深入闡發其對于農業現代化的正面意義。在筆者看來，農村勞動力和人口的大量轉移，對于農產業的正面意義是多方面的，諸如，為農業規模化生產創造了條件，加速了城鄉分工分業，促進了涉農工業和服務的發展，創造了農業安全生產、標準化生產的條件，深化了農業商品生產和市場發育等等，這些，應該視其為工業化、城鎮化的成果和繼續前進的新起點。
跳出“糧食武器論”的陷阱，
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
所謂“糧食武器論”，國內多位高官高智作序和推介的《糧食危機》（【美】威廉?恩道爾著，趙剛等譯，劉忠等校，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9月第1版）一書，其封面語詞是：“運用糧食武器獲取世界霸權”。具體內容，不在此復述。
筆者所指的“糧食武器論”的陷阱，是指在實際工作中，要么為糧食武器所嚇倒，大量存糧，催耕催種；要么為糧食武器所擊倒，任由進口沖擊國內生產，甚至助紂為虐。
中國糧食生產從2003年的4.3億噸增長到2014年的6.07億噸，增長了42%。在國內產量不斷增長的同時，糧食進口數量也在逐年增加。2014年，中國進口糧食（包括大豆）總量達1.04億噸。截至2015年10月，今年糧食進口量已達1.03億噸，基本與去年2014年的進口總量相當。中國國內批發市場的小麥、玉米、大米平均價格分別比進口到岸完稅后的成本價高出36.6%、50.6%、41.6%。糧食庫存已明顯供過于求。
上述問題的核心是國內生產成本高，國內生產成本高是因為糧食生產能力弱，生產能力弱是因為農業投入不足，投入不足包括投入量不足，也包括農業投資管理混亂，跑冒滴漏嚴重，沒有形成應有的實物量，且往往又被人置若罔聞。
因此，無論是糧食進口還是糧食出口，都不要為糧食戰略武器所嚇倒、所擊敗，而要切實提升國內農業生產能力，增強糧食生產和市場調度的實力，當務之急就是要實行農業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務城鄉一體，公共產品公共服務。農業水利、農田整理、農田道路、農業科技及其服務，全部實行公共提供，不要農民出錢。
十三五期間，若真能解決好上述三個思想問題，我國的農業現代化必能取得明顯進展。
① “杜潤生教條”
筆者所謂農地制度改革的“杜潤生教條”，來源于已有文本和個人經歷。《智慧老人杜潤生和他的門生》的通訊記有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的說法，他對媒體說，在起草1983年1號文件的時候，他在電梯里順口向杜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你說這個雙層經營，我不是很贊成，農民這層是經營，村里這層好像不是經營。結果杜老當時跟我說了一句話，到現在21年了，依然在耳邊回響。”杜老說，“小青年啊，不知道厲害，不說雙層經營這句話，是要掉腦袋的。”陳錫文感嘆：“農村經濟體制能夠比較順利的推進，而且在一種似乎沒有發生很大的社會震蕩的情況下就把農村的財產關系朝著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的方向捋順了。但是，假如當初要是有人提出，包干到戶的結果會長出一大塊個人財產的話，那農村改革就搞不下去了。所以，我覺得杜老當初提出雙層經營，確實有著非常深刻、非常強烈的政治和經濟方面的考慮，這才得以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將農村改革順利推進。”說白了，所謂雙層經營，從一開始就存在“統一經營”假做、“家庭經營”真做的問題，這種思路一直左右了中國農村地制改革30多年。
（作者為湖南衡陽縣委宣傳部退休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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