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農民合作社的基本功能、基本原則和制度條件
“農民合作社”是指獨立的中小農戶通過經濟合作和經濟參與，共同應對市場競爭，平等獲取經濟利益的農民自治型合作經濟組織形式。它通過中小農戶在某些生產或經營環節上的經濟合作來取得規模效益，降低成本，提高市場競爭力，以避免中間商的盤剝，并“拿”回加工和流通的大部分利潤，從而大幅度提高廣大農民的收入水平。
農民合作社遵循國際上通行的合作社基本原則，即保持家庭經營的獨立性、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民主管理、為社員服務、二次利潤返還等。世界主要國家的實踐表明，農民合作社是市場經濟條件下解決“小農戶與大市場對接”的最好組織形式，如果能夠得到完善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支持，它就能夠引導廣大農民真正走向富裕，并引導農業真正走向產業化和現代化。
這種農民合作社模式，既符合“國際合作社聯盟”的推薦標準，符合我國農業部《農民專業合作社示范章程》的推薦標準，也滿足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的基本要求。
農民合作社制度有效運行有一個基本前提，即不剝奪小農，且保持其家庭經營形式不變。這必然要求保持小農的獨立性，即保持其土地產權和其它生產資料的私人性，保持其土地的家庭經營自主權（我國目前的家庭承包責任制勉強能夠滿足這一要求）。
這意味著，小農按照合作社的生產和技術要求，在自己的土地上生產農產品，再將農產品賣給合作社，得到其銷售價格和合作社統一銷售或者加工銷售后返還的利潤（俗稱“二次利潤返還”或“惠顧返還”）。該返還利潤的數量按社員與合作社的交易比例確定。合作社的返還利潤總額占其銷售利潤的絕大多數，其余利潤則通過其它方式（如提供服務）用之于社員。
世界各國對農民合作社的性質定位都是“不以盈利為目的的非營利組織”，并以此作為其享受政府優惠政策的基本依據。
（二）從“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
1952年底，除新疆、西藏和臺灣[1]外，我國基本完成了“土改”，即廢除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土地所有制，“全國3億多無地或少地農民分到了土地”，“成為土地的主人”。
各地“土改”后，先后開始了“農業合作化”運動，即由官方主導，從“互助組”到“初級社”，再到“高級社”?！俺跫壣纭保ㄈQ為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特點是土地入股和統一經營，當時認為是“半社會主義合作社”。“高級社”的特點是，土地、耕畜、大型農具等生產資料歸集體所有，取消土地報酬，實行按勞分配，這被認為具有完全的社會主義性質。[2] 1956年全國基本完成了“高級合作化”，每社平均200戶左右。
可見，“初級社”消滅了小農的“土地經營自主權”，“高級社”又消滅了由“土改”確立的農民土地所有制。農民剛剛分到的土地，幾年后就得而復失。
其實，“合作化”的目的一開始就很清楚，就是要“通過各種互助合作的形式，把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個體農業經濟，改造成為以生產資料公有制（農村為集體所有制）為基礎的農業合作經濟”。決策層說得更清楚，即“逐步地實現對于整個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即實行合作化，在農村中消滅富農經濟制度和個體經濟制度”。[3]
正因為如此，在“合作化”過程中，部分農民自發地組織多一些合作經濟因素的合作社，被認為是“不健康的現象”；有些農民退出官方組織或主導的“合作社”自己成立合作社，則被認為“偏離”了運動方向。最后，在“全面規劃，加強領導”方針指引下，這些農民自己組織合作社的“企圖”都歸于失敗。[4]
1958年，在短短的一個月時間內，“高級社”即被改組為“人民公社”。改組的理由是，人民公社具有“一大二公”的優越性。所謂大，就是將原來幾十上百個“合作社”合并成人民公社，一般是一鄉一社。所謂公，就是將一切財產上交公社，包括社員的自留地、家畜、果樹等等，然后在全公社范圍內統一核算，統一分配，并一度實行部分供給制（大辦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自稱GC主義因素）。“全國74萬多個農業生產合作社改組成2.6萬多個人民公社，參加公社的農戶有1.2億戶，占全國總農戶的99%以上”。[5]
人民公社體制明顯有利于國家在推進工業化的過程中，拿走全部農業剩余，并侵占農民部分必要生活資料價值，因此，一開始就出現了極端情況。1959～1961年，全國陷入“三年大饑荒”。
“大饑荒”之后，決策層將人民公社制度調整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 （由公社、大隊和生產隊三級所有，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并退還了社員部分自留地。這一體制一直維持到1980年代初。
（三）“集體化—合作社”的本質
歷史資料顯示，我國1950年代“集體化—合作社”的本質就是剝奪小農。
不僅是我國的“集體化—合作社”、“人民公社”，還有前蘇聯的“集體農莊”，以及東歐諸國與之類似的所謂“集體化運動”，都是利用一些似是而非的“合作社”去剝奪小農。
這些“集體化—合作社”與國際經典合作社（農民合作社）的本質區別在于，小農的土地等生產資料被剝奪，土地的家庭經營連同小農的獨立性一起被“集體組織”所消滅。
歷史和實踐證明，我國和蘇東諸國的所謂“集體化”嘗試都是失敗的，“集體化”以后的農業生產效率大大降低，農民生活普遍困難，極端情況是大面積“饑荒”（北朝鮮至今依然如此）。
所以，任何以剝奪小農或者變相剝奪小農為目的的“集體化—合作社”及其變種，都是對社會進步的一種“反動”！
現實的假合作社
（1）今天，有許多人依然分不清什么是有利于農民的真正的合作社，因而仍然有人“鉆政策空子”，打著“合作社”的幌子，假借鄉村行政之手，以所謂“土地入股”的形式，變相剝奪小農，消滅小農的獨立性……
（2）目前在欠發達農村，普通農戶難以創辦真正的農民合作社，而一些以普通農戶名義創辦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則被“能人、大戶、大股東”掌控，普通農戶社員的利益自然受損。
（3）與“集體化—合作社”同時代成立，且性質相近的“農村信用合作社”和“供銷合作社”，一直存在至今。按農民合作社的基本原則去衡量，二者皆為“假合作社”。若“撥亂反正”，應該取消它們的“合作社”稱謂，將“合作社”還給廣大農民。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改革論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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