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山水的“命運”——鄂西南清江流域發展中的“雙重脫嵌”
近年來，以“水利社會”為視角的區域社會史研究方興未艾，人類學家王銘銘將“水利社會”界定為“以水利為中心延伸出來的區域性社會關系體系”。流域社會作為“水利社會”的一種重要類型備受關注，這方面的研究多關注于某一流域的諸多村落如何通過水力資源配置的制度安排、民間習俗的運行、象征體系的構建等形成一個區域性的社會關系體系。傳統社會中，除宗族、婚姻、集市、行政等，流域也是一種重要的區域社會組織方式。那么，在現代化發展的沖擊下，這種組織還能不能延續？如發生改變，產生了哪些社會組織后果與生態后果？本文基于鄂西南清江流域長陽土家族自治縣的歷史文獻和田野調查資料，試圖從人類學視角，呈現和詮釋一個流域社會在經歷現代工程對自然的改造、全球化市場經濟的沖擊后，其社會組織、社會與自然的關系所發生的變化。
聚焦于現代化問題的發展研究已成為人類學的一個特定議題。各種相關理論視角中與本文最相關的是，發展主義或現代化理論破壞了傳統社會的知識體系，以及相關的社群生活和社會結構。阿帕杜雷（A﹒Appadurai）通過印度西部一個農村地區的案例指出，現代農業知識系統不單在物質上對農村帶來消極影響，還造成對農村社群和文化生活的破壞。馬格林（S﹒Marglin）對墨西哥農業的“綠色革命”的分析指出，高科技農業取代傳統農作物及傳統農業生產方式，帶來的不僅是生態災難，更是對當地社會結構的徹底破壞。
上述研究表明，現代技術在傳統農業社區中運用，不僅改變了生產手段，同時也改變了社會的組織方式和社群的知識、價值，以及社群的生活方式。這些分析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啟發：首先，相比印度或者墨西哥的農村村社，中國傳統的流域社會是更高級的社會組織層次，不僅規模大得多，組織方式也復雜得多；其次，現代化對流域社會的沖擊，并不僅限于現代技術的運用，更重要的是與技術運用相關但完全不同的跨區域、甚至跨國的市場體系的強大力場。
此外，對于現代化如何沖擊傳統社群中的知識和價值，還有必要用象征人類學來深化分析。知識系統不僅是嵌入社群生活中、與人和人之間的關系相關，更是嵌入生態系統中、與社會和自然的關系相關。現代意義上的“生態”正是從混融的社會—自然關系中“脫嵌”出來的客體化的自然。基于此，本文關注在傳統流域社會解體的過程中，社會與自然關系如何發生變化，與此同時，社會內部自身的組織方式又出現了怎樣的變化。
一、清江流域的航運史及船工組織
鄂西南的清江流域，是今土家族聚居的核心區之一，清江也被稱作土家族的“母親河”。清江流域居住的主要有土家、苗、侗等少數民族，聚居的土家族數量占優。清江，古稱夷水，屬長江水系，是長江中游湖北境內僅次于漢水的第二大支流。從湖北省利川市齊岳山以西的廟灣發源，其干流自西向東流經湖北利川、恩施、建始、巴東、長陽等縣市，于宜都市注入長江，全長425公里，流域面積1.67萬平方公里。
作為鄂西南地區最重要的水上通道，清江歷史上一直是民族遷徙、人群流動的走廊，而大規模的航運主要是在清雍正“改土歸流”之后得到長足發展。此前，以水運為依托的川鹽外運的鹽道、圍繞市集貿易發展起來的商路以及官府驛道都對清江流域跨區域交通網絡的形成起到奠基性的作用。“改土歸流”之后，大量漢族移民進入清江流域。這些漢族移民由政府統一安排，同一地區的移民多來自同一移民地，大多是以家族形式移居。隨著漢族移民與當地民族之間的接觸日益頻繁和商業貿易的發展，外來日用百貨大量涌入，當地山貨、土特產源源不斷地輸出，清江流域呈現百貨流通、商賈云集、市場繁忙的景象。
清江航運的興起促進了區域性社會組織的發育，反過來區域性社會組織的發育成熟又保障了航運的順暢進行。航道通暢的背后需要一套運作良好的社會組織作為支撐。資丘上游河段，短水運輸“逐灘交卸”的特點，更是必然強化各灘船戶之間的交互協作。一般來說，船工來自流域沿線的各個村落，多由成年男性構成，形成類似“兄弟會”的組織，他們在航行過程中風險共擔，患難與共，結成一個命運攸關的共同體。這個共同體內部有著明確的勞動分工、行業禁忌、祭祀儀軌以及勞作習俗，祭祀共同的行業神。從整個流域的社會組織來看，類似“兄弟會”的船工組織是最基本的組織單元。不同地域的船民們自發結成幫派，通常以通航江河或地域為界，大船幫下面有小船幫。船幫的首領多由當地權勢人物擔任，他們的職責是主持幫會、訂立幫規、接洽業務、調解糾紛、安全監督、疏灘保航等。
同時，還有一些將流域沿線各埠頭、峽口串聯起來的區域性社會組織。例如成立于民國13年（1924年）的“長陽船業公會”，其宗旨在于祛除河道積弊，維持船業運行。還有圍繞著航運事業而形成的商會、煤業公會。如資丘商會于民國十一年（1922）成立，其宗旨在于開通商智，聯絡商情，改良商品。在這個航運組織體系中，層級越低內部聯系越緊密，層級越高內部聯系越趨松散。因此，船工組織作為流域社會的組織內核，是最為穩定的，也是整個社會得以組織化的關鍵。從影響力和輻射范圍來看，類似“兄弟會”的船工組織所關聯的不僅僅是這些男性船工，還有他們每個人所牽附的家庭、家族以及村落。可以說，船工組織作為最穩定最緊密的組織內核，它帶動的是整個流域沿線村落的關聯與互動。
船工組織作為流域社會最基本的社會組織，具有涂爾干所說的法團（corporation）性質。在涂爾干看來，法團既是一個具有道德紀律的職業群體，同時也是一個宗教社團，擁有各自特有的神靈和儀式。關于清江的傳說和祭祀儀式正是由船工組織所承載的。今天，清江沿岸還流傳著一首《向王天子開清江》的創世古歌，歌謠中的“向王天子”，被清江流域的船工尊為保護神。農歷六月六為一年一度的“向王節”，專門祭祀向王天子。這天是清江船工一年中最隆重的節日，船工們都要停航靠港舉行祭祀活動。祭祀活動的儀式大致延續到20世紀50年代或者更晚一點，隨著船工組織的解散而退出了歷史舞臺。近年來，隨著長陽旅游業的發展，祭祀向王天子的祭典又在各種儀式場合被重新操演。明清時期，清江流域的長陽、巴東、建始、恩施、五峰等縣都建有向王廟，僅長陽境內就曾有44座。可見，對向王的尊崇是整個清江流域區域性的文化現象。在向王從行業保護神上升為整個社會神圣王權的過程中，船工組織成為流域社會知識體系的主要擔綱者，他們在流域內分工協作的一整套生產實踐知識，及其關于向王崇拜的儀式象征活動，構筑起流域社會的知識體系。
長陽的船運組織一直延續到20世紀50年代初期。1953年廢除了封建把頭和行幫，組織民船申報戶口，實行船舶定港定位，把民船運輸納入國家管理范圍；在農業合作化高潮中，船工被組織成5個運輸合作社。1958年，5個運輸合作社合并為木帆船合作運輸公司。幾經更迭，2005年長陽航運公司由集體所有制企業改制為有限責任公司。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隨著陸路運輸的發展，清江水運逐步退到次要位置。而80年代以來，受到高壩洲、隔河巖大壩修建的影響，清江貨運業務日趨蕭條，航運公司將主要運力轉向長江運輸，同時發展水上客運和旅游。
二、大壩的修筑：從流域到庫區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清江干流梯級開發工程啟動。隨著隔河巖、高壩洲、水布埡三級水利樞紐工程的陸續建成，長陽縣形成“一壩”（隔河巖大壩）“兩庫”（隔河巖庫區、高壩洲庫區）的新格局，清江航道水深沿程加大，區間內的航道條件得到改善。但從客觀上來說，清江流域梯級開發使得原本暢通的河道被“兩壩”（隔河巖大壩和高壩洲大壩）切斷為三段庫區水域，加之設計之初航道規劃等級過低，過壩設施（升船機）設計不夠合理，造成過壩通行能力低等因素，導致清江水運只能實現區間性通航。航運業退居水利事業的次要地位，水力發電以及由此帶來的庫區漁業養殖、旅游觀光業開始發展起來。
從流域到庫區的變化，改變了水的形態以及山水的關系，昔日高山環繞、峽谷深切、江流湍急的態勢化作高峽出平湖、百島棋布的格局。清江水流的變化容易被直觀感知，而船工組織的崩解對社會帶來的影響卻不輕易為人所知。首先是隨著船工組織的崩解，聯結流域社會的紐帶斷裂，流域內部變成原子化的村落；其次，航運的急速衰落與新興陸路發展的滯后，致使長陽境內的交通運輸方式發生巨大轉變。當前長陽縣域的道路交通呈現外向型發展、內部交通條件嚴重滯后的局面：一方面，滬蓉高速、318國道、宜（昌）萬（州）鐵路穿境而過，這讓長陽與武漢、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的交通更加便利；另一方面，長陽境內的交通狀況卻令人堪憂，縣域內部交往的通暢性受到一定阻礙。此外，最重要的還是新的生產和交換的方式出現及其所帶來的知識體系的轉變。
三、山水“資源化”與作為新型知識體系的現代農業
山和水構成了長陽基本的生態景觀。位于鄂西清江中下游武陵山區的長陽，歷史上的地貌被描述為“八山半水一分半田”，為典型的山區地形。同時，地貌、氣候、土壤、植被等都呈現顯著的立體型分布，人類的生計活動以及資源獲取方式也隨著這一垂直分布的特性而呈現明顯的生態適應性。由河谷區的農漁結合，過渡到低山的農林牧副結構，最后過渡到半高山以上地區的林牧結構。
隨著清江流域梯級開發、“一庫、兩壩”的形成，山與水的關系發生變化，水域面積增加、耕地減少，基本地貌被重新表述為“七山二水一分田”。過去，山是貧窮的象征，如今，山成為致富的寶庫。自“八五”（1990-1995年）以來，長陽相繼提出了“五山經濟”（五山：高山無公害蔬菜、白山羊、半高山魔芋、低山茶果、山間根藝盆景）和“四水經濟”（水產養殖、水上旅游、水力發電、水上運輸）的戰略構想。山水的資源化、審美化正是自然被對象化、客觀化的典型表現。以下分別以“高山蔬菜種植”和“網箱養魚”為例闡述長陽如何將山水“資源化”。
高山種菜古已有之，并非當代的發明，但傳統的高山蔬菜是零星的、粗放的、小規模栽培。真正意義上的現代高山蔬菜（尤其是反季節蔬菜）規模化商品生產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長陽縣規模化的高山蔬菜種植始于1986年，經歷了由小菜園到大基地，由小農戶到大市場，從小生產到大產業的轉變，實現從國內市場到國際市場的跨越，已逐漸走上了一條規模化、精細化、產業化的發展道路。目前全縣共有高山蔬菜種植面積50萬畝，連片30萬畝，年產量100萬噸，實現產值20多億元，占全縣農業總產值的40%以上。高山蔬菜產業已成為長陽農業經濟的重要支柱。
高山蔬菜依托于山，網箱養魚仰賴于水。隨著國家對清江流域的梯級開發，在長陽縣境內形成了13.6萬畝的優勢庫區水面，總庫容達43億立方米，庫區內無工業污染，水體水質清澈，為發展水產業提供了優越條件。與此同時，由于庫區水面的形成在全縣淹沒農田8萬多畝，造成移民3.7萬余人，長期以來，依靠發展水產養殖和從事漁業捕撈成為庫區沿岸失地移民的主要收入來源。截至2013年底全縣共有網箱養殖戶820余戶，有濾食型和精養型網箱20214只、約40萬㎡，產量11251噸；圍欄養殖1000萬㎡，產量6300噸。
作為當前長陽山水資源利用的兩個典型案例，高山蔬菜種植和網箱養魚都是以現代農業知識體系為主導的一整套科學養殖實踐，規模化、標準化、精細化、機械化的生產技術和經驗通過農業專家、科技人員教授給農民。
對于高山蔬菜的生產，根據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的需要，長陽縣配套了從選種、測土到深加工等各生產環節的技術服務，并積極采用國際標準，對高山蔬菜等特色農產品制定農產品質量安全標準。利用各類農資連鎖店、科技示范場、科技示范戶開展農業技術推廣服務，形成多層次的農技推廣服務網絡。現代農業知識的推廣還有另外一個重要途徑就是強化縣院（校）科技合作，長陽縣與省內重點大學、科研機構等院所建立了長期合作關系，以縣科技示范園為載體，引進新品種、新技術、新工藝，并對高山蔬菜無公害生產的農藥及肥料控制，開展了聯合攻關。
標準化的發展，依托于機械化的普及。長陽縣大力推廣微型耕機、插秧機、機動噴霧器等各類農業機械，提高農業機械應用水平。到2015年，全縣機耕、機播面積占到耕地面積的80%以上，機收面積占到總播面積的30%以上。標準化、機械化的推廣背后有強大的現代農業信息服務體系做支撐，長陽縣在全省率先建立了縣級農業信息網絡，初步探索出了“五個到哪里”的現代農業科技推廣新模式，即“板塊基地建設到哪里，技術力量就傾注到哪里，基礎設施就配套到哪里，龍頭企業就聯結到哪里，市場物流就暢通到哪里”；做到“技術服務到鄉，公路硬化到村，溝渠灌溉到田，水肥利用到地”。
網箱養魚同樣需要依托技術的標準化。長陽縣近年來大力推廣在精養網箱外再進行套養的立體養殖技術和網箱養殖標準化生產技術，制定了《無公害清江鮰魚質量控制措施》、《清江庫區網箱養殖技術操作規程》等，并將這些技術資料制成警示牌，逐一發放到戶；與省內外科研單位聯合開辦漁業健康養殖和標準化生產培訓班和現場會；各養殖戶被要求每天據實填寫《網箱養殖日志》，對每天的天氣、水溫、養殖魚類健康狀況、投入品使用情況等進行詳細記載，主管部門不定期對網箱養殖日志填寫情況進行抽查，對未按標準操作者進行處罰乃至限制市場準入。據當地統計，目前，全縣水產標準化生產技術普及率達到85%。
在現代農業體系中，轉型成功的家戶多是家中青壯勞力迅速接受和掌握科學種植養殖技術并能敏銳洞察市場行情的群體。仍舊抱持著傳統小農生產方式的老一代農民已經不能適應新的生產勞動，他們有關農家肥的施用知識、按節令生產的農作周期、套種混種等小規模的栽種方式都已經被前述充斥整個生產過程的各種標準化技術所取代。現在的農戶能夠依靠的只有各類技術人員、專家學者、種籽商人、化肥商人來為他們解決栽培技術、施肥管理、選種播種的問題，他們的知識體系已經基本為現代農業知識所壟斷。
四、山水資源化的生態與社會后果
山水成為被對象化的客體，成為被開發利用的資源，產生了越來越顯著的生態后果與社會后果。
高山蔬菜種植在獲得可觀的經濟收益的同時，生態問題也日益突顯出來。首先是加劇造成水土流失的危險。國家規定耕地與林地的坡度分界線為25度，但是由于高山蔬菜種植的經濟效益突出，陡坡種菜甚至毀林開荒的現象依舊普遍，光頭山已經出現，原本茂密的森林被連片的菜地所取代。高山區域本應是水土保持的重點區域，一旦高山區水土流失嚴重，它將嚴重地影響著整個生態系統的平衡。其次是土壤污染的問題。由于普遍進行規模化種植，同一片土地連續種植同一種或同一類蔬菜，品種相對單一，連作問題嚴重。此外，因為主要依靠化學肥料來為土壤補充營養，致使土壤環境惡化，陷入肥料施用越多，病害越頻繁，防治越難，恢復難度越大的惡性循環中。再次，目前長陽縣高山蔬菜的規模化、產業化發展主要是依靠不斷擴大種植面積來實現的，但長陽地質環境蓄水能力原本就弱，水源問題對規模化、產業化的發展有著潛在的制約。
網箱養魚對水質的污染主要來自投放的餌料、肥料、藥劑以及魚類的排泄物、底質釋放等幾個方面。網箱養魚具有密集性強的特點，不僅要求投食間隔短，而且投餌量也很大，這就加速了水體的富營養化進程。清江水質最差的高壩州庫區下游，網箱面積嚴重超標，水質污濁、懸浮物多，氣味腥臭、能見度低，已成為清江水環境污染最直接的污染源。另外，庫區水域面臨著水生生物多樣性保護的艱巨任務。隔河巖大壩和高壩洲大壩隔斷了庫區大部分魚類的洄游通道，破壞了諸多魚類的自然繁殖條件，魚類資源由建壩前的70多種銳減到45種。
一方面，現代農業生產方式造成了生態沖擊；另一方面，這種生產方式及其知識和操作實踐，也對傳統社群的社會文化生活構成沖擊。在高山蔬菜種植和網箱養魚這兩項現代農業科技體系主導的生產實踐中，家戶成為最基本的生產單位。國家的技術推廣、資金扶持、信息支持都是以每個種養殖戶為對象。“一戶一名科技明白人”的技術推廣目標，成為科技普及入戶的基本方式。將家戶聯結在一起的機制并未真正運轉起來，初創的合作社建設尚未將大多數社群團結在一起。家戶獨立化生產中的商業因素越來越大，而社群合作越來越少。由于規模化的經營，過去傳統家戶間相互“換工”的方式已經不能有效解決在短時間內完成大規模收獲的效率問題，出錢雇工，甚至高價跨縣雇工搶收的情況已經很普遍。家戶生產規模越來越大，資金投入越來越多，成本越來越高，而市場風險越來越大。在面臨市場大波動、損失慘重的情況下，菜農自殺的現象已開始出現。暴富之后的家庭矛盾、貧富分化等問題也顯現出來。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資本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尋找可供開發的資源，這正是山水被對象化和資源化的大背景。
結語：雙重“脫嵌”
今天長陽縣高山蔬菜種植和網箱養魚所帶來的生態問題，不僅是過度開發造成的自然生態問題，更深一層看，也是社會與自然、區域社會與外部關系轉變的復雜后果。
在依托航運孕育出來的流域社會，區域性的社會關系被有序地組織起來，借助與更大范圍的社會體系進行物資交換的需要，在區域內部建立起層級分明的物資流動和社會組織網絡，將整個流域的村落和集鎮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我們不妨稱之為超域體系與區域社會的“嵌合”。“嵌合”（embededness）是經濟史和人類學家卡爾·波蘭尼提出的概念，指的是在前市場經濟社會中，經濟活動與政治、宗教、社會等其他活動并未明確分化，或者雖然分化，但尚未形成一個自我調節、自我強化的體系，仍然從屬于社會整體之需要的狀態。與之對應，“脫嵌”（disembededness）意味著經濟活動借助全面、徹底的市場體系而脫離社會的控制，并把人和土地都變成商品的狀態。本文借用了這一對概念，但用法與波蘭尼的原意不完全一致。我們同意波蘭尼的看法，認為經濟活動和市場體系不應該完全自成一體，為了自身的運轉和擴張而破壞和壓迫社會；不過，并不主張經濟活動回到與其他活動不分化的狀態，也不主張取消市場機制的價格調節和資源配置的作用。我們所說的嵌合狀態，指的是經濟活動的組織與社會聯結、自然脈絡相互紐結或者有某種同構性。與之相關的，自然與社會也是彼此“嵌合”在一起的。航運組織的分工協作與自然河道的節奏有機結合在一起，形成節律性的“短水運輸”與“長水運輸”相銜接。從更深層次看，社會的活力與自然的生命力被視為同構的，清江的野性力量被等同于向王的生命活力，以向王崇拜為表征的一整套傳說和儀式都在表明這一同構性。
此后人與自然關系的轉變，與社會的組織方式變化有直接關系。流域社會原本構成一個區域性的資源、物資交換體系，生產和交換都緊貼自然生態的脈絡。航運實現了物資的遠距離交換，使得流域兩端不同的社會—生態類型有機勾連起來。在以應用大型工程技術和全球化市場體系為代表的現代化發展沖擊下，這一交換體系被打破，區域性的貿易體系轉變為原子化的村落和獨立生產的家戶直接與脫域的市場對接。長陽出產的高山蔬菜、清江魚多外銷武漢、上海、廣州等周邊大城市甚至出口海外，不在本縣域內銷售。全球化市場體系誘迫原子化的村落和個體化的家戶，向內開發山水資源，依賴對周遭山水的“資源化”尋找生存之道。在“資源化”過程中，原本與經濟活動和生產組織相貼合的自然，在規模化和標準化的生產組織和知識運用下，成為無差別的生產資料，失去了原先的節奏脈絡，變成了平面化、實體化的客體，從而與社會“脫嵌”。同時，在越來越多地卷入全球化市場、成為巨大的外部市場資源性商品供應地的過程中，長陽當地的貿易網絡則進一步弱化，社會內部原本紐結在一起的紐帶松散化，使得卷入全球化市場體系的村落和家戶與市場體系之間的抽象性聯系，反而要遠遠大于它們與本區域其他村落和家戶之間的具體性聯系。這種脫域體系（卷入其中的家戶是其代表）與區域社會的“脫嵌”，跟社會和自然的脫嵌，二者相伴而行。
其實，在人類學文獻中，并不缺乏對原住民的地方社會如何卷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體系的描述和討論。西敏斯（Mintz，1986）追溯了英國和加勒比海甘蔗種植園之間的世界經濟體系的形成，糖成為英帝國稅收的重要來源，具有攜帶性的權力（carrying power），在這個政治經濟的權力格局中，加勒比海地區被深深地淪為原料產地和宗主國的附庸。陶西格（Taussig，1980）在《南美洲的魔鬼與商品拜物教》中展示了南美洲種植園工人和礦工魔鬼崇拜的社會意義。薩林斯（Sahlins，2003）指出“一部世界體系的歷史必須發現隱遁于資本主義之中的文化”，他強調要從當地人的宇宙觀來看待資本主義與本土文化之間雙向作用的過程，在被卷入世界體系的過程中，地方社會本土應對的方式會被強烈地激發出來。
但這些研究和討論中，被資本主義體系沖擊和殖民的對象多是文明程度不高、社會組織簡單的社會，而且對資本主義沖擊的回應，大體上只在象征層面。本文討論的清江流域則明顯不同，在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沖擊之前，這里本身就是一個大的文明國家的一部分，曾依托前資本主義的市場體系形成了復雜而緊密的區域性經濟和社會關聯。而且資本主義體系的沖擊是在強有力的國家在場、甚至著意推動的情形下發生的，有可能對資本主義體系沖擊作出比簡單社會更有力的回應。費孝通（2001）在20世紀30年代所描述的江村蠶絲業也面臨著本土的傳統手工業如何通過現代技術改良來面對世界市場問題。在費孝通看來，絲業改良活動中產生的運銷合作社，正是地方的文化創造，地方社會新的知識群體的形成是有可能主動應對市場的。費孝通的討論超出了前述人類學文獻把對資本主義市場沖擊的回應局限在象征領域的做法，體現出文明社會回應沖擊時的能動性。
本文描述的鄂西南清江流域的社會轉型，是區域性流域社會向原子化村落轉型的過程。船工組織的消失和現代農業能手的出現，正是轉型過程中社會知識更替的突出表現。船工組織作為流域社會最基本的社會組織，在流域內分工協作的一整套生產實踐知識，及向王崇拜的儀式象征活動，構筑起流域社會的知識體系，向王天子-廩君的信仰和知識也是整合流域社會的主要力量。而接受了現代理性知識和科學技術的現代農業能手正在成長為這個社會新的知識群體，他們所參與的現代農業實踐在帶來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對傳統社群的社會文化生活、社群價值以及生態環境構成巨大沖擊。在被深刻卷入世界市場體系的過程中，這一新知識群體能否重建地方社會，充分發揮地方的主體性來應對市場，關系到當地發展的前景。
本文對鄂西南清江流域的社會和生態變遷的描述和分析，目的不是重述一個原生態的地方社會如何受到世界資本主義市場體系沖擊，或其田園牧歌式的舊景致如何值得懷念，也不為強調地方社會的象征體系在沖擊下發生了如何創造性的轉化，而是想指出，傳統流域社會依托超區域體系的經濟活動來編織區域社會網絡、使經濟嵌入社會和自然的智慧和實踐，今天仍然具有啟發意義。我們今天對世界市場的接納和參與不應是被動的，而應該結合國家在場的力量、社會組織的參與、及當地人的能動性，在一定程度上重新組織經濟活動，使其既能有效參與更大范圍的市場分工，又能為重建村落層面和區域層面的社會互動、聯結提供框架。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發展研究》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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