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調研小記
調研背景介紹
集中發生于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運動在一代人的生命歷程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而這種印記毫無疑問的帶有鮮明的政治運動色彩。在歷來的主流歷史定位中，土地改革徹底消滅了封建剝削，讓廣大農民階層得到了空前解放，從而有力鞏固了新生的中共政權。近年來，圍繞土改進行的反思性研究十分活躍，但大多數仍未能脫離官方檔案文件的束縛而局限于文獻研究。
口述歷史近年來越發受到學界重視，尤其是唐德剛先生系列著作的出版，讓口述歷史進入了更為大眾化的視野。口述歷史講求發揮受訪者的主觀特質，以提問的方式引導受訪者盡可能真實、詳細的還原所親歷的人生往事。這種回憶往往會附帶有一定的觀點、評論，而從多個受訪者的經歷對比，尤其是觀點性陳述的異見中能夠得出對某一共性事件更為深刻的認識。
2015年春季學期，中國農村研究院先后邀請了中國農業博物館原館長曹幸穗教授、清華大學社會學系郭于華教授、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張思教授來院講學，為大規模的“土地改革口述史”調查做理論補課。暑假期間，口述史調查與沿襲多年的“百村調查”同步推進。秋季開學以后，在暑假大規模調查的基礎上，提綱設計得以進一步的調整和完善，為2016年寒假調研做了充分的準備。
自2014年進入基地班以來，我先后到寧夏隆德縣、靈武市，湖北五峰縣，湖南溆浦縣等地開展百村調查，可謂從黃河到長江，從西北到華中，所到地區偏遠、貧困。所行長路，所經艱苦確也提升了調研能力。2016年寒假回家以后，考慮到在縣城打游擊尋訪老人過于分散，難以得到集中片區的對比性成果，于是，不顧同學勸阻，決定赴南山地區定點調查。
南山是對本縣（湖北省竹溪縣）除圍繞縣城的幾個鄉鎮以外的多個偏遠鄉鎮的統稱，山大人稀、交通閉塞，歷史上民風剽悍，土匪橫生。新中國建立以后，經過多次的統一行動，土匪基本被肅清，社會治安得到了根本上的扭轉。在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強有力組織動員下，多條公路先后貫通，區域內外聯系便利性大大提升。但與縣城周圍鄉鎮對比來看，南山地區在發展上仍然較為滯后。通過在縣民政局老齡委查看高齡補貼發放名單，我注意到南山地區最偏遠的地帶——十八里長峽管理局下屬雙坪村。而通過查看網上相關信息，進一步了解到，這里不僅高齡老人較多，雙胞胎的出生率也明顯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曾被主流媒體廣泛報道。
調研經歷與思考
1月9日，通過高中同學的聯系介紹，我搭上了前往向壩鄉的農村客運面包車，由于路途遙遠，該車單程隔天開行，即前一天從向壩開往竹溪，在縣城夜宿，第二天返回向壩。從縣城出發，開往鄰縣竹山，抄近路后再次進入竹溪，經過四個半小時的顛簸，終于在下午近3點時來到了向壩鄉信用社，見到了在此上班的兩名高中同學。從向壩鄉集鎮到十八里長峽保護區并無常規客運車次，只能采取包車的方式，但價格不菲。身在北京的向壩籍高中同學夏濤幫助聯系了他的初中同學張俠前來接我，沒有帽子，沒有圍巾這些保護措施，高山峽谷中冷風直入骨髓，在摩托車的后座上高速奔襲一個余小時后終于來到張俠的家中安頓下來。家人已經準備就緒，不一會就端上了熱騰騰的飯菜。飯桌上，我和叔叔阿姨詳細介紹了中農院的土地改革口述史調查。他們將村中符合條件的老人一一列舉，并大致說明了距離、家中目前的情況，安排在家的小兒子張俠陪同我入戶調查。
10日上午，吃完相當于正餐的早飯，張俠和我走路來到臨近的夏紅香老人家中。夏奶奶今年87歲，仍然神采奕奕，和“老來伴”趙老漢兒同住在兩間石棉瓦遮蓋的偏房，屋內生著一堆柴火聊以取暖，屋內的簡陋與臨近的樓房顯得格格不入，讓人不免一陣心酸。解放前父親被土匪殺害，哥哥在被國民黨政府征役抬電線桿時溺水身亡，貧困與悲慘的遭遇沉重的壓上這個不幸的家庭，老人在10歲那年便被送往趙家當童養媳，與趙成學結了“童子婚”。趙家家境也十分困難，公公已經過世，丈夫趙成學和兄弟趙成善常年被國民黨部隊征調背運彈藥，家中僅靠公婆和自己艱難支撐，土改時毫無疑問的劃為貧農。老人講的十分投入，激憤時的高聲，甚至是唾罵；悲痛時幾次眼圈濕潤，語氣悠長而伴有嘆息；尤其是談及當年扎根串連，夜晚到處偷聽時的情景，湊近我耳邊說起了悄悄話。中途端來一個有些破舊的搪瓷杯，里面是本地高度數的燒苞谷酒，先是當作茶水遞與我，在我婉拒后，約有三兩的白酒很快被老人自己喝完。我擔心老人酒后會有睡意，甚至是影響部分回憶，卻不想老人家越發精神，圓滿完成了第一個訪談。
陰沉的天空飄著小雨，一路淋著返回。中飯后來到周政合老人家中，周爺爺生于1921年，已是95歲高齡。我們進門時，老人正提著一桶水，待與同住的小兒媳婦講明來意后，老人隨即放下手中家務，與我們圍著火爐坐下。簡單了解目前的個人與家庭情況后，遂圍繞提綱開始了訪談。老人三歲喪父，十幾歲時母親又去世，土改前與哥哥、嫂子同住，上無老下無小，種著佃主的土地過得十分清貧。土改時劃為貧農成分，哥哥十分能干，是村上的養豬能手，家里的情況在短期內就得以迅速改變。此后曾擔任藥材廠廠長，1962年開始擔任大隊書記，直到公社被撤銷。談及集體化對農業生產的影響，老人直言不諱的表示，入社還是耽誤了農業發展，如果就以互助組的良好態勢保持下去，也絕不可能出現后來大饑荒的慘象。
歷史上雙坪村人煙稀少，閉塞與蠻荒同在，成了逃難者的天堂。“兩湖填四川”時曾有部分人路過此地時就地留下，開荒拓土，恍如世外桃源，我安頓所在的張家祖籍便是湖北荊州。而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連年戰亂與匪患叢生的社會環境逼迫大量的四川人（包括今天的重慶）進入湖北境內，尋求一方安寧。遷移集中地造成了村中姓氏分散的局面，多種多樣且無大姓。而11日上午要拜訪的老人，姓氏為代，據說算是本村略為集中的姓氏，但同姓間的聯系較為薄弱。代爺爺的后人中，老大因工傷致殘，一只腿高位截肢；老幺天生一只手有問題，也是殘疾。現在由兩個兒子輪流供養，一個兒子跟兩年。87歲的老人口齒已然不太伶俐，說話較為緩慢，但思維還算清晰，在我的不斷引導下，訪談逐漸打開局面。他曾于1952—1957年在本地區當民兵，負責放哨和送信；1957年退伍以后在本地木材廠搞勞動；1961年開始擔任生產隊出納。土改時被劃為中農成分，工作隊負責人趙青庭曾在家駐扎。在老人看來，土改以后家家戶戶都有田地，也不用求人，自己搞自己的，吃飽穿暖，偷雞摸狗的人就少了，社會風氣也就好一些。當時親戚關系十分淡然，不像現在人情負擔很重。進一步問及土改分田地和后來的包產到戶有何不同，已然不是遲暮之年的老人所能回答清楚。
山里農家的生活節奏十分固定，9點左右的早飯，2點左右的午飯，7點左右的晚飯，加之我是客人，總要略為精細一些，種種因素夾雜起來，每天基本只能訪談兩人。依舊是中飯后出門，這次行程稍遠，張俠騎摩托車載我前往本村張公橋，這是一個自然村地名，也確有小橋一座。曹繼珍老人生于1918年，今年98歲，是本地區公認的壽星，頭上纏著圍布，還保有吸煙的愛好。她1935年嫁到劉家，1938年生第一個孩子；家里有三十余畝土地、三四條耕牛，大女兒招的女婿相當于長工角色，偶爾還會請工。1952年土改時，已經分家獨立的大女婿在土改的風潮下，忌恨岳父，主動舉報，導致本是普通地主成分的岳父被判勞改，一去12年，1964年正月二十六才回家，1971年去世。在大集體時代，老人的二兒子常在勞作休息時間給他人理發，雖然是義務性的，仍曾被別有用心之人警告，“大家找他理發要小心，畢竟是地主的后代，當年是被你們斗過的，萬一要報復你們，他手中的刮刀隨時能要了你們的命。”這也反映了熟人社會中農民的復雜心態，在土改風潮下，一切社會關系變得無關緊要，階級界限必須十分清晰，站隊要明確。而在風潮過后，對于當時的言行涉及到的對象，難免有一種慚愧和害怕的擔憂。作為財產被沒收一空的典型家戶，老人對土改的總結十分精煉，“打富濟貧”。
雙坪村的前身是國有雙坪采育廠，面積達132.7平方公里，幅員遼闊，小聚居大散居十分顯著。12日的目的地已經較為偏遠，摩托車半余小時的車程后來到朱賢思老人家中拜訪。土改前家中共有7口人，下地干活時，部分幼小的兄弟放在籮筐中挑著隨行。種地之外，也采挖黨參一類的藥材販賣，加之給人做點工，換取一些苞谷補貼家用。土改時全家都是貧農成分，分斗爭果實時，由于東西少分者多，也僅得到一個木盆，但分得了幾十畝土地。
下午時分，經過多番打聽，走上了一條上山的泥濘小路，途中不時需要撥開積滿雨水的樹枝和雜草，而半山腰上的這戶人家，顯然讓我十分震驚。迄今走過村莊十余，入家串戶一百五十不止，今日所訪這位老人，住處最為寒酸簡陋，家徒四壁儼然不足以形容何等寒磣。竹籬笆搭建，稻谷草蓋頂，單結構的茅屋，進門后零散的堆放著糧食和農具，進深一米左側是床鋪，右側是土灶。灶門前生著煙熏火燎的柴火，挪了糧食口袋搬下一把長凳，圍著灶前的柴火，在穿過沒有任何遮擋的竹籬笆肆虐而來的陣陣寒風中進行了兩個半小時的口述。老人今年82，老伴79歲，育有四女，老三、老四已遷至重慶奉節，曾和老二一家生活。老二在鄉路邊建好房屋后，老人隨住，多半時候閑在家里，時間不長，由于難以忍受女婿的打罵，遂決心重回山上。老人2010年上山，如今已住滿5年。緊跟我們的步伐，二女兒隨后進門，以為是帶來了老年人福利的她得知我們來意后失望難掩。難得上山，果然也沒空手，帶有一個背簍，帶走老人一袋貯存的玉米，留下我們心情復雜的后輩。這個遠離公路，隱藏在森林間的茅屋，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村民所不知，僅有一條尺余寬崎嶇小路，顯然是在山間踩踏生成，化雪的天氣，稀泥爛漿，步履艱難。在新世紀的今天，仍然不通電的茅草屋，被后人拋棄，與村民隔絕，更為世人所遺忘。我們的到訪，老人話匣漸開，欣然暢談。訪談記錄一段人生史，鏡頭定格幾張（或許就是最后幾張）老人的畫面，將小人物的歷史傳承，把苦難的記憶追述，在冷暖自知，功名利祿的市井社會守住一份初心，把握一些良知，算是揮別這茅屋的內心告誡。
此后幾天，隨著合適的訪談對象越來越少，不得不擴大行程范圍，登山、野行，一一經歷一番，但收獲也是巨大的，對于本村土改前后的社會形態已然有一副清晰的圖景。改地解放前土匪橫行，建國初年國民黨殘余部隊和地方武裝盤踞，社會治安極其混亂。以自然村為單位，居住較為分散，土地多為四川（包括今天的重慶）一帶的城居地主所有，村內地主土地占有量相對較低，經濟實力薄弱。總體來說，地主、富農較少，中農略多，貧雇農占絕對多數，但佃戶和佃主關系并不緊張，災荒年會推遲交租期限。村內姓氏分散，基本不存在一姓獨大的情況，可以追溯的歷史上沒有宗族文化，以自耕為基礎，農民的的個體性較強。土改時，每個自然村下派了一名工作隊干部，在訪貧問苦中發現和培養積極分子，繼而通過扎根串連找出受苦的“根子”，動員貧雇農。充分收集到佃主“罪證”材料后，工作隊適時召開訴苦大會，進一步點燃群眾情緒，“煽動”貧苦大眾揭發、控訴，與地主劃清界限。整個過程推進較快，并沒遇到大的阻礙，武斗也不激烈，只是部分群眾“扇耳光、揪耳朵”。應該說本地土改十分順利的重要原因應是土改前夕的“清匪反霸”，肅清了惡霸地主，形成的震懾力也為土改中地主階層的配合打下了基礎。而群眾對于業已穩固的中共政權充滿信心，對“不一分錢分得土地”有甚高的期許。即使如此，土改對鄉村的影響仍然是巨大的，尤其是對熟人社會的撕裂是徹底性的。在訴苦中，普通民眾紛紛走上權力揮發的舞臺，與地主階級毫無余地的決裂。此后，在有組織的監視中，這種決裂得以更為深度的延續下來，“三去掉”（去掉家門關系、去掉親戚關系、去掉媳門關系）更是強制性割裂了熟人社會的社會關系。
調研感悟
經過在中農院幾輪調研的洗禮，已然不受任何困難所阻礙，進村入戶，與地方政府打交道也十分順暢。而更為重要的是，能夠沉下心來，在多年的城市生活后，將視角重新放回農村，體驗、感悟和思考。與此前的問卷調查所不同的是，口述史訪談更在于深挖農民的個體經歷，從無數個小人物的本真記憶、歷經歲月沉淀的點評中重新透析歷史，解構政治行為，一方面是搶救歷史，服務于社會公益，一方面是開拓更為廣闊的學術新天地。
一個周的駐村調查，短暫而充實，在這個大山深處的山村，隱藏著多少不為外界所知的秘密與往事。隨著老人們的逐漸離去，它們都將歸于塵土，不為人知。想及此，便不自覺的深感重任在肩，任務艱巨而又緊迫。
民間歷史無疑是研究的富礦，個體所呈現的是豐富不單調的敘事，往往比主流定位更能帶來思考和啟發。將我一步步引入田野深處，學會調查，學會思考，我要感謝中國農村研究院院長徐勇教授、執行院長鄧大才教授，他們的戰略眼光和學術情懷讓后生敬仰，“兩個課堂、兩個老師”的創新教學方式也讓我得以迅速成長起來，在調查上越發熟練，在學術上逐漸入門。我要感謝陪伴我調查的新識小友張俠，冒著嚴寒，上山下地，甚至為了其他老人提到的另一位可能還在世的潛在受訪者，驅車三十余里前去尋找。他雖然學歷不高，但訪談中認真聽述，不時為我翻譯個別生僻方言字句，還將個別我難以表述清楚的問題用本地方言予以重述。同時，張俠家人的熱情接待同樣讓我十分感動，在這個別樣的冬季，在這個陌生、偏遠的山村，為我添加了無數的溫暖。最后，特別要感謝所有的受訪老人，他們才是真正的主體，愉快的接受了兩小時，個別甚至是近四小時的訪談，為我提供了豐富的素材，諸多細節、完整的故事構筑了一張那個年代的情景網絡，讓我得以穿透時光，重新認識和剖析土地改革運動。也要感謝我的高中老友夏濤，身在異地，仍然為我聯系安頓的如此妥當，為調研的順利完成提供了有力保障。在向壩鄉信用社工作的高中同學付坤、鄭飛也熱情接待，提供了調研幫助，在此一并感謝。當然，家人對我寒冬中選擇只身外出的理解與支持，是我沒有顧慮，勇往直前的最大動力，謝謝你們！
作者系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2014級碩士研究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學術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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