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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成林:信息技術驅動下的新農村文化與社會變遷

[ 作者:張成林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6-03-25 錄入:12 ]

——對農民上網現象的社會學分析

【摘要】互聯網正在迅速進入中國農村,其作為一種發生在農村的新技術現象有著特定的文化和社會意蘊。具體而言,上網正成為農村文化新景觀,并改變著農村文化的傳播渠道和分布結構,加劇了農民文化活動由公共空間向私人空間遷移的趨勢;網絡世界的多元文化被傳播到農村后在重構著農村文化;互聯網作為持續性的技術社會力量及其產生的文化影響正推動農村場域的社會關系結構、觀念結構和行動結構的變遷。

【關鍵詞】信息技術;農民上網現象;農村;文化重構;社會變遷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2009年中國農村互聯網發展狀況調查報告》顯示:截至2009年12月30日。中國農村網民規模達到lO681萬人,較2008年增長2220萬,增長率超過26.2%;全國99.3%的鄉鎮能上網,能上網的行政村比重達91.5%。CNNIC的報告充分說明互聯網正迅速進入農村和農民生活。技術發展與文化的變遷具有過程的一體性,一種技術,當它在社會中普遍得到認可和運用,并且這種運用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行為方式,就會衍生為一種文化。農民使用互聯網意味著一種文化新景觀在農村出現。技術被理解為物質文化,是社會結構和社會變化的一個基本方面,本研究將沿著技術一文化一社會的路徑,主要基于社會學視角,分析上網帶來的農村文化傳播渠道的更改、文化活動空間的遷移、文化內容的改變和以上變化引發的村域社會變遷。

1上網對農村文化的多重影響

1.1上網改變了農村文化的傳播渠道和分布結構

外來新文化在村域內傳播、擴散的關鍵性人物是文化傳播渠道、文化資源把持者角色,占據了村域“文化中心”位置。因此,傳統村域文化往往帶有地方精英的解釋痕跡?;ヂ摼W進入農村之前的現代文化傳播手段如廣播、電視第一次在渠道上實現了對村域文化精英的超越,起到了一定的去精英化作用,但作為單向文化傳播媒介,其在傳播手段和傳播內容上不能滿足村民對于便利性、多樣性的文化需求,技術局限性使其不可能幫助村民徹底擺脫對文化精英的依賴,文化精英的權威地位仍能獲得較高合法性,而互聯網第一次在技術上為普通村民徹底超越村域文化精英提供了可能。依托海量的網絡信息,基于需要的文化提供,即便是地方性、個人化文化需求也能獲得及時、合意的回應。還有,上網使村民獲取文化資源的渠道更加去中介化,村域內文化資源的擴散不再是經由精英流向村民的模式,文化傳播由此改道,傳統文化精英被旁落。同時,依托互聯網強大的文化傳播功能。普通村民也能獲得豐富的文化資源,上網改變著農村文化資源的分布結構。

1.2上網推動著農民文化活動由公共空間向私人空間遷移

如果說廣播、電視開啟了農民文化活動由公共空間向家庭空間的遷移進程,互聯網則進一步把農民引向家庭。究其原因:一方面,農村公共文化日漸式微。從公共文化硬件設施看,已有文化設施規模小、標準低,新建設施滯后。從公共文化活動的內容來看。一是農村既有的以傳統文化為元素的公共文化因缺乏時代感而難以吸引中、青年農民:二是源自政府的輸入性公共文化或是突出教化、娛樂缺失,或是供不應求,或是供非所需,被棄之一旁。另一方面,上網進一步使家庭文化內容豐富化。娛樂性增強。村民在家中就可以享受到便利、合意、時尚的精神文化體驗。公共文化引力的弱化,家庭文化引力的強化,使農民更愿意留在私人文化空間而疏離了公共文化空間。

隨著農村互聯網普及率的提高,農民網絡使用深度增加,如果現實公共文化建設沒有根本性改觀,農村文化獲取家庭化將是一個越來越明顯的趨勢。當然,這也不完全意味著村民“脫出”村域現實公共文化活動,網絡世界的文化還不能完全替代現實的文化活動,如健身活動、祭祀活動、禮俗活動還需要在現實空間進行。還有,上網農民在家庭里獲得的文化資源也會從個人、家庭溢出到公共文化空間,形成對村域公共文化資源的回補,促進村域公共文化更新。此外,上網村民可能因能成為網絡文化傳播者而帶來的“成就感”的吸引而樂意進入村域現實公共文化空間。未上網村民也可能因想獲得對自己來講不知道的、新鮮的網絡文化信息而被吸引進來,現實公共文化空間又可能出現被激活的趨向。

1.3上網推動農村文化內容由一元主導趨向多元共生

從時間維度看,當前我國農村文化主要包含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傳統文化、建國后形成的社會主義政治性文化和改革后輸入的現代文化。社會主義政治性文化對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傳統文化進行了持續的重構,但又和傳統儒家文化共享著“單中心”的政治價值觀。農村實行市場化改革后。廣播、電視、報紙等現代文化傳媒為農村帶來了具有多元因素的現代性文化,但是以廣播、電視、報紙三大大眾傳媒為載體的文化,未擺脫“單中心”把關者的控制,以及大眾傳媒由于其傳播內容的類似性、連續性、重復性和傳播范圍的廣泛性而形成的“意見氣候”功能,并未使農村文化走向深度的多元化,農村文化陣地依然在主流政治文化和傳統文化共同統攝之下。

農村接人互聯網后,由于互聯網的無中心技術特性。使官方主流文化傳播者幾乎失去了對多元網絡文化進行過濾的技術可行性。由此未經過主流文化侵染和改造的各種文化在網絡世界大行其道?;ヂ摼W為各種文化下沉到農村,進入農民生活提供了幾乎無障礙的通道。網絡文化的進入是對農村文化又一次解構的開始,而且,由于網絡文化更徹底的多元化,帶來的將是更徹底的解構。當然,儒家傳統文化和社會主義政治性文化也內含于網絡文化之中,但與多元文化混雜在一起,既非主流也非中心。從這個意義上講。網絡文化并不是對既往農村文化的徹底否定,只是為農民提供了更多的文化選擇。同時,網絡文化在被傳播到農村后必然會遭遇既有文化的抵抗,特別是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傳統文化有著很強的生命力,對于既有文化而言,網絡文化只能做到有力沖擊而不可能完全替代。只能與其共生而不可能將其遮蔽。因此,更可能的是網絡文化將開啟農村文化由“一元”主導走向“多元”共生、互構的進程。

2網絡文化效應下的農村社會變遷

2.1文化傳播渠道的更改引發農村社會關系重構

費孝通先生把中國傳統農村的社會關系結構概括為以個體為中心形成的“差序格局”,但由于不同個體對村域內資源占有狀況和控制能力的不平等,村民分化為普通村民和精英,圍繞普通村民的“格局”和圍繞精英的“格局”的影響力是不同的,兩種格局在村域內不是平面化分布,而是呈層次化分布,位于高層的格局對其下層格局具有控制力。下層格局又往往對高層格局有依附傾向,以此為基礎,傳統農村的社會關系往往又表現為以某類精英為核心的中心——邊緣式結構。村民的社會地位與其資源狀況具有一致性。村域文化精英的根基在于對文化資源的占有或控制優勢。資源運用于獲取某種利益就具有了資本的屬性,與其他資本一樣。文化資本同樣凝結著社會成員之間的不平等關系,體現著社會資源的不平等分配。還有,布爾迪厄的研究認為物質資本、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三者可以相互轉化。雖然由文化資本轉化為另外兩種資本形態將是一個耗費時間的復雜社會運動過程,但我們有理由相信,互聯網進入農村后,其改變文化傳播渠道及文化資源分布結構的直接效應將逐漸顯現為調整村域內各種資源在精英與普通村民間的分布狀態的間接效應,乃至成為一種持續性的推動村域社會關系結構演變的力量,在其作用下。具有層次化等級結構特征的村域社會關系將走向平面化。

2.2文化活動的空間遷移引發農民認同觀念重構

村域公共文化對村民認同感形成的作用主要體現在3個層面:首先,非正式制度規范認同。Noah71認為包括行動準則、行為規范以及慣例等在內的各種非正式制度根源于各種文化傳統,是文化的衍生之物。并且文化就滲透在各種非制度規范中,對制度的漸進演化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農村公共文化的重要作用在于建構村域內具有普遍約束力并與國家正式制度相一致的非正式制度規范,并與正式制度銜接和呼應,為其植入農村建構土壤,降低制度運行成本。其次,公共利益認同。在公共文化活動中,村民獲得了話語表達機會,實現不同個體、家庭、群體之間的交流,知曉彼此的偏好、關切、利益及訴求,并形成對村域共同體的公共利益認同。第三,歸屬群體認同。通過開展公共文化活動,可以滿足村民交往、精神和娛樂需要,進而培養對村域群體的歸屬感。上網帶來的村民文化活動家庭化對村域公共文化活動各個作用層面都具有擾動效應。

一是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機制在于認同,而認同感是在村民參與公共文化活動過程中默化而成。在家中上網使村民參與現實公共文化的機率降低。參與缺乏將影響非制度規范在村域的社會化進程進而導致村民對其認同障礙,甚至會導致非制度規范的缺失。二是對村域公共利益的表達、認同帶來復雜影響。一方面,上網帶來的文化活動家庭化會導致村民之間交流減少,村域公共利益表達受到影響。表達的準確性和合法性降低。另一方面,隨著村民網絡使用的深入,很可能形成如村網站、貼吧、QQ群等形態的網絡公共空間,網絡文化空間對現實公共文化空間具有部分置換和替代功能,而且網絡公共空間更具平等性,在網絡公共文化空間,普通村民獲得了同等話語權,為無顧慮地進行話語表達提供了可能,這為更真實的村域公共利益表達和形成更真誠的認同創造了條件。三是村民在家中上網導致參與群體性公共文化活動時間減少,意味著村民之間交往機會喪失,進而產生疏離感,彼此情感依賴下降。導致個體對群體的歸屬感流失。

2.3文化多元化引發農民價值觀念重構

由于年齡、性別、文化水平、經濟能力、操作技巧等因素的差異,不同村民的涉網程度會有所不同,以及不同個體原有觀念結構的穩定性差異,村民之間受網絡文化的影響程度會有所區別。但基于對人類文化變遷規律的經驗認識,至少有一點是肯定的,網絡文化的多元性會切割具有相對整體性的傳統村域文化,村民漸漸分裂為不同的亞文化群體。每種文化都隱含著特定的價值構成,網絡文化在豐富鄉村文化生活內容的同時。也在分解著原來村域內相對一體化的觀念和意義結構。由網絡文化導致的觀念結構的變化投射到村域現實生活當中,村民會發現在同一件事上與自己想法不一樣的人多了;村干部會發現“刁民”增加了,按著自己意圖處理村中公共事務的難度增加,往往需要綜合和協調更多的觀點和利益表達。網絡文化在將村民價值觀念導向多元化的同時,又制造著整合性的精神力量,網絡文化內涵的現代民主思想、公民責任意識、參與意識會使村民之間找到新的觀念契合點,樹立起新的具有普遍性的村域象征,在新的、更具現代性的村域公約下集結。此外,多元觀念具有天然的積極因素,可以避免、約束、抵抗傾向性、極端性觀念在村域內形成、發展和蔓延,使地方社會趨于理性。

2.4最終引起農民的行動結構重構

社會學家格蘭諾維特的“嵌人性”(Embedded—ness)理論認為:對社會行動和社會制度的理解。應被重新置于社會結構分析的基礎上[8]。“嵌入性”理論對制度主義是一種補充和修正,它提供的啟示是人的社會行動都是嵌入社會關系之中并受其約束,社會關系結構的變化將影響社會行動結構。此外。人的行動還受觀念引導和約束,是觀念的表現形式,社會觀念結構的改變也會影響社會行動結構。前文指出了傳統農村的社會關系具有以某類精英為核心的中心——邊緣式結構特征,在這種社會關系結構統攝下形成的是主導——參與型(或追隨型)的行動結構,村民的行動往往對精英有依附性。而網絡帶來的文化力量與市場賦予的經濟力量、村民自治形成的政治力量將共同消解著原來村域內的精英中心結構并賦予了村民自主性行動的知識與能力,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各類精英的影響力徹底消融了,只是在大多數情況下,普通村民認識到村域乃至地方精英不再是滿足生活需要的結構要素,不依附于精英就基本可以獲得用以滿足生存、生活、享受和發展所需要的知識和資源。當然,理性的村民不依附于精英,一般也不得罪精英,而是采取一種自我滿足式、消極化的抵抗。羅伯特·K·默頓[91認為文化目標和制度化的規范共同作用,形成占主導的實踐,當然二者不一定具有持續的相關性。市場化的經濟制度、村民自治的政治制度和多元網絡文化具有導向的一致性。在此背景下。村民開始尋求個性化生活,隨大流式、一體化的行動開始減少,村民行動向度將變得多樣化。

3小結

農民上網改變著農村文化資源的稀缺性。推動了文化知識和信息在村民間的擴散,村域文化分布結構趨向平面化?;ヂ摼W是個人化、家庭化、無中轉的文化資源傳播渠道,達成了農民文化活動的便利性和獨立性。重構著以往農村文化資源輸入、接收、擴散的舊邏輯及其所形塑的社會關系。還有,當在家上網變得有吸引力的時候,村民對村域公共文化的需求就會降低,這意味著村民從現實公共文化活動的“脫出”和對公共文化的切割。此外,網絡文化以其去中心化、互動化、多元化等特質,解構著具有保守、封閉、依附特征的傳統村域文化,并與傳統文化共構著新的農村文化圖景。最后?;ヂ摼W帶來的農村文化各層面的變化影響著農村的社會關聯方式、農民的觀念和行動結構。當然,互聯網進入農村的時間還很短。普及程度和應用水平還較低,其所代表的技術邏輯力量還遠未釋放,對農村社會的影響還未充分顯現,需要持續的關注和更深入的研究。

【參考文獻】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湖北農業科學》2012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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