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過程中，城市郊區是土地利用變化最為劇烈的地區；其主要表現形式是農地的非農化。土地科學工作者對農地非農化進行了大量研究，為耕地保護和可持續發展提出了許多有益的土地政策建議。我認為，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過程中，另一個土地利用變化劇烈的地區是山區；但山區的土地利用變化不是非農化，而是耕地的撂荒、農村的衰敗和生態的恢復。土地科學工作者應該用生態學的基本理論和“驅動力-狀態-響應”（DSR）模型，研究山區的土地利用/土地覆被變化規律，提出科學的土地政策的響應。
在自然農業時代，擴大耕地規模，是養活不斷增長的人口的唯一出路。我國山區農村居民點和農業的起源和發展源于在平原失去土地的農民向山區的遷移墾荒。于是，山區的林地也逐漸被墾荒的農民變為農田。過去對于山區的研究聚焦在墾荒/破壞自然植被而導致的水土流失、石漠化以及水土保持技術。但是，向山區要糧吃飯的時代已經過去；在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山區勞動力大量外出打工，撂荒了生態脆弱經濟上邊際的耕地。水利部2002年1月21日公布的全國第二次水土流失遙感調查結果顯示，全國水土流失面積已由1990年第一次遙感調查時的367萬平方公里，減少為目前的356萬平方公里；水土流失減少的區域主要在東部，而且其水土流失強度也在降低。國家林業局開展的全國森林資源清查結果表明，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森林覆蓋率穩步提高、蓄積量持續增長。水蝕面積減少和森林覆蓋率提高，主要發生在水熱條件好的東部地區；這個地區也是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地區。工業化城市化促使農業勞動力轉移和農民生計的多元化是水蝕面積減少和森林覆蓋率提高的主要原因。我們應該系統學習自然地理學和生態學，認識土地利用/覆植的分布和演替規律，理解生態系統的修復力。事實上，撂荒行為有助于生態環境的自然恢復，只要撤出人為干擾，自然植被將逐漸恢復到與區域水熱條件相適應的群落。基于自然地理學和生態學原理，山區的生態恢復還是要靠生態系統的自我修復能力，而不用搞土地整治。
為了實現“十八億畝耕地保護紅線”和控制城鄉建設用地總規模，國土資源管理部門實施耕地占補平衡和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落實這些政策的舉措就是土地整治。由于平原區已經無耕地后備資源，不得不在山區開墾補充耕地；因為在近郊區搞城鄉增減掛鉤，拆遷補償成本太高，于是拆遷復墾邊遠山區的村莊，換取城市周邊的建設用地指標就成為城鄉增減掛鉤的主流。但是，在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農民有了更好的生計來源，農業機會成本提高，農民棄耕到城市打工是必然趨勢。山區的耕地資源稟賦差、產出低，又受到區位等條件的限制，較比平原，特別是城鄉交錯區，山區農業勞動力的轉移往往更顯著。山區地形陡峭、地塊畸零狹小、機械化耕作困難，外出務工農戶的耕地不能流轉實現規模經營，只能撂荒。因此，無論是開發耕地后備資源新增耕地，還是拆并農村居民點復墾的耕地，都不會有人耕種。筆者近些年在山區的考察印證了這個自然也是經濟社會發展規律。
黨中央已經定下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建設小康社會的難點在農村，特別是在山區。我國貧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山區。土地科學工作者要利用自己對人地關系研究的特長，研究清楚山區有無支持建設小康社會的生計資源。無容置疑，依靠地里刨食只能維持溫飽，無法使農民過上小康生活。山區人口萎縮、耕地的撂荒和居民點的衰敗跡象就是事實佐證。看看我們的鄰居日本,上世紀70年代日本基本完成工業化、城鎮化，開始對農村實施振興和再生計劃，通過農地整備、城市基礎設施下鄉等措施，以求恢復農村經濟、解決人口過疏問題。但是，人口回流和經濟恢復的山區農村鮮有，人口萎縮、耕地荒蕪、農村衰敗仍是主流。這不但造成了過去政府山區建設投資的“過程性浪費”，也給政府維護山區的基礎設施造成很大的財政負擔。顯然，我國山區農民也不能僅靠幾畝薄地脫貧致富，更談不上建成小康社會。
筆者認為，土地科學工作者不能僅僅圍繞著現行土地政策開展論證性或演繹性研究，而是要根據土地生態系統和經濟社會系統的運行規律，從人地關系、農戶生計演變、土地生態系統演變等多角度全面系統地研究山區的土地利用變化，搞清楚變化的原因及其機制機理，審視我國現行土地政策，包括耕地占補平衡、城鄉增減掛鉤政策以及土地整治工作，提出科學的土地政策建議，讓土地管理工作更精準地助推生態文明建設和全面小康社會建設。
（作者簡介：張鳳榮，中國農業大學土地資源管理系教授，中國土地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土地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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