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農民的精準扶貧，并非從近些時候才開始的，有學者研究，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就已經有精準扶貧這么一說，然而它并未在上個世紀受到如此之規模的重視。時至今日，當我們再次關注精準扶貧時，筆者覺得有必要談論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貧困到底是該政府幫助還是自謀生路？2016年2月份，筆者在返鄉途中時常看到類似這樣的標語——“致富首先得立志”，大意是說，要致富先得自己有致富的決心。然而，我們依稀記得以前有很多這樣的宣傳口號——“要致富，先修路”、“要致富，多種樹”等等。從不同的政治引導來看，到底是先立志，還是多修路，多種樹？比較而言，前者是一種形而上層面的精神勉勵，后者是形而下層面的資源配置。比如說，某村以生產橘子為主，但因交通不便，村民要運輸橘子到外地去賣就成了大問題，即便有商人進村來規模收購，交通依然成問題。這么一看，“致富靠交通”還是很有道理。同理，種植樹木可以賣錢，鼓勵當地村民因地制宜種植樹木或花卉，同樣可以獲得較大收益，實在不行，還可以利用互聯網+思維，到網上去賣，不是也能致富？問題就出現在這里，致富不單是靠資源、交通、技術等，而是靠心態，豈不是很有意思的一種政治引導？甚至在背后，不免讓人懷疑，某些部門是否是在推卸責任呢？政府應該拿出更多誠意，引導農民種植有市場銷路的產品，以及去外地市場更多地推介本地特色產品，而不是簡單地說讓農民有立志致富決心在先。農民朋友當然是想發財的，如向農民做調查，估計很多人會說，“誰嫌棄錢多？”故此，農民致富靠先立志，某種程度上是一個假命題。他們頂多是不敢去拼，這才是真問題。何況，對于有些農村而言，又有什么特色資源去拼呢？農戶個體誰又承受得起市場風險呢？如我們曾調查的Z村，一戶農家因其女婿介紹，開始種植草莓，本以為會大賺一筆，不料大棚搭建、種苗等都弄好以后，沒做好經營管理，未抓住市場行情，投入了幾萬不說，最后收獲時卻“虧死了”。如此情況，你讓一位農民怎可能還有信心去繼續種草莓？他立志了，但是沒用。或有人說這是個案，其實不然，該村還有人種植了洋蔥，同樣也因種種原因虧得血本無歸。
第二個問題是，扶貧到底要怎么扶？筆者在山西農村調查時，當地一位在基層工作的朋友告訴我們，他所負責的扶貧對象共5家，自己每個月收入（他有事業編制）共2000多元。如果單純支持每戶每個月400元，那么自己基本上一個月等于白干。在收入一定，對象被安排為5個不能變動對象的情況下，他如何去完成精準扶貧？這就涉及到一個問題，可以想象，當舊有的輸血式扶貧撤走以后，農民依然是貧困的。何況，此類平均主義思維和一對一幫扶思維的扶貧方式，很可能導致的不是貧困的減少，而是貧困的增加。中國有句古話，“窮則思變”，如果一味用錢去解決問題，那么貧困農戶就可能會形成依賴感，甚至覺得“不勞動，反正每個月都有400元拿”等等。這類心理一旦形成以后，很可能導致其好吃懶做，貧困繼續。進一步說，那個負責對這5戶人家進行扶貧的人，每個月工資基本上都搭進去了，又不能有更多的收入，他自己的生活怎么辦？他不去做，又完不成相應的指標任務，故而就可能造成新的貧困發生。筆者并非說不該幫扶，如同我們以往上學一樣，一對一的幫助學習，的確有可能增加考試分數，提高學習成績。關鍵是，精準扶貧得量力而行，不能簡單作為政治任務攤派下去，不能為了完成任務而把具體任務執行者弄得“飯都沒得吃了”，這主要是某些地方在執行政策時思路有問題，具體操作也有些欠妥。
其實，二者可以結合起來加以優化處理。如幫扶單位或基層干部將其所擁有的資源對位具體幫扶鄉村，引導外部可利用資金資源進入，尋找地方性特色發展之路，進而以農民自我創富方式來實現“扶貧”。或者說，政府在城鎮化方面努力做得更加完善，讓農民有意愿而且能夠進城打工，通過一定的技能培訓，可以成為從事城市相應缺乏的結構性勞動力，如環衛工、家政服務等，把“人口紅利”和“城市勞動力缺口”對位起來，從而使得進城農民可以相對“過得好些”，達到雙贏結局。
從本質上說，關于社會資源再分配，這是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就一直存在的問題。而如何減少城鄉差距，不僅僅是一對多的幫扶問題，更應從結構和制度上去考慮問題。我國農村人口基數大，因為資源匱乏、信息不對稱等多重因素，農村的發展被現代化、工業化和信息化遠遠拋在了后面，農民從原來的“當家人”逐漸變成了“邊緣人”。農村的貧困，不僅僅是需要工業反哺鄉村的問題（現在環境受到污染的鄉村很多），而且更是鄉村如何尋找屬于自己的一條發展道路，尤其是發展特色農業。湖北省荊門市的“中國農谷”就是農業生態+旅游+種植農產品一體發展模式，當地人居住的房子由政府出資改成徽派建筑樣式，政府主導加強宣傳吸引城市市民來體驗農業農村，發展農業觀光休閑旅游等，農民因此逐步走向致富之路，當地每年舉辦的油菜花節，帶動旅游文化消費，周邊村民可獲利上萬。在蓬蓬勃勃的美麗鄉村建設過程中，如何整合資源，做好一二三產業有機融合，最終實現農業農村大發展，讓廣大農民共同致富奔小康生活，這不失為一種有益的實踐探索。
作者系澳門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湖北社會科學報》201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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