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人侵” 會對生物多樣性產生致命打擊，本是生態學中的一種現象。其實，現在來看，“ 生物人侵” 并不只有消極意義，如引進生物進行滅蟲也是一種積極的“人侵”。可能以往我們還沒有引起足夠重視的是社會歷史中的生物引進也會對當時社會發展產生十分積極的影響，但是有時也會打破原有的農業作物、土地資源與產業選擇三者間的關系，使生產結構發生較大變化，進而對社會發展產生深遠的負面影響。我們知道，在近萬多年的中國農業發展史上，有三次農業作物的引進和培育對中國農業經濟和農業社會產生較大影響。第一次是漢代大量西域農作物傳人中原地區，第二次是宋代早熟稻的傳人和推廣，第三次是明清之際的大量美洲高產農作物的傳人。這些美洲高產農作物引進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極大，故何炳棣認為是中國土地利用、糧食生產的第二次革命。其實，明清時期的美洲高產旱地農作物的引進，對于中國社會的影響可能就更加深遠。尤其對中國傳統社會產生的負面影響，以往雖然有人注意到了，如注意到從糧食生產角度其作為人口膨脹的條件之一，也有人談到玉米、馬鈴薯、紅薯很快發展，與人地關系和新作物的生物學特征有密切關系，其對中國社會影響的全面和深刻性還注意不夠。本文便是擬分析美洲高產旱地農作物傳人和推廣對中國亞熱帶傳統社會的負面影響。
1、美洲作物引進與亞熱帶山區人口的發展
明末清初美洲高產旱地農作物的傳人，對中國農業，特別是中國南方亞熱帶山地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的影響很大, 其中以對人口的影響較明顯，以往中外的學者已經注意到這一點。如何炳棣先生認為玉米、甘薯、馬鈴薯等美洲高產旱地農作物的傳人是繼宋代早熟稻后的第二場農業革命，認為對“全國糧食產量的增加及使人口的持續增長作出了很大的貢獻”，這些高產旱地農作物的引進，極大地提高了糧食總產量。珀金斯認為，僅1914年到1957年玉米的糧食產量便達110萬噸左右，1918年至1957年間紅薯提高產量達900萬噸。這里要說明是的李中清等認為，清代西南地區人口增長主要是經濟機會的增加，不是高產旱地農作物的傳人。其實一方面李中清的西南主要是指云南、貴州和川西南而言，一方面如果從明末清初戰亂后人口大量耗損后形成的人口真空而言，清代前期的“湖廣填四川” 可以稱為經濟機會增多對人口的刺激影響, 但嘉慶以后的人口繼續增長卻應是與西南高產旱地農作物擴展為背景的山地墾殖高潮相關。據統計到嘉慶17年四川耕地達7783.8萬畝, 超過了四川60至80萬畝的坡耕地臨界線, 開始了大量墾殖坡耕地。這正如何炳棣認為的“（馬鈴薯）使利用那些對玉米和甘薯來說也過于陡峭、貧瘠的山地成為可能”。
我們知道中國糧食作物從先秦的粟（稷、谷子）、黍、稻、麻、菽五谷向秦漢魏晉南北朝以來的粟、麥、稻發展，到宋元時期，北方地區的粟、麥，南方地區的稻、麥生產成為糧食的主干, 其它南北方還有大麥、蕎麥、燕麥等雜糧。由于生物屬性的制約，特別是受氣候和垂直高度的限制，這些農作物不可能在亞熱帶山地大量種植并獲得較高產量，故元以前中國的農業經營一直主要立足于平壩和淺丘坡地，人口的擴展也因此受到了制約。
在清代人口增長的年均增長率與其它朝代相比并不高, 但清代從明代的2億人口的基數上發展，人口對于糧食增加壓力自然是比以前更大。應該看到清代人地比率已經十分小。清代農業技術比前代并無根本突破，實際上清代末年糧食產量仍在下降，而有的專家認為清代南方農民一般要4畝耕地才能維持最低生活，也有學者認為南方水旱田2畝是才可維持人的基本生活。這樣，一旦遇到自然災害和戰爭動亂，清代南方地區人口會自然減少，在短時間內在如此大的基數上成倍的發展是不可能的。但這三種高產旱地農作物的種植往往很快使這種因戰爭、災荒而來的饑荒的人口自然損害得以緩解，也使饑荒后的人口耗損恢復起來十分快。
具體講美洲高產旱地作物表現為承平時，一在于使山區人口自然增長成為可能，一在于遇饑荒使平壩、山區都賴以度荒, 減少災荒的自然衰減, 一在于饑荒后利用他們的高產使人口的恢復速度提高，使人口可以持續增長。
這三種農作物在南方亞熱帶山區的推廣主要在乾隆、嘉慶、道光年間，正是中國人口在大基數下的絕對數量大增加時期。這里增加較大的南方幾省正是玉米、馬鈴薯、紅薯種植較多的亞熱帶地區，而其增長的時期也是基本上是在乾隆、嘉慶、道光年間，與三種生物推廣的時間同步，也與清代亞熱帶地區移民大流動時間吻合。
近些年筆者一直在亞熱帶山區考察，山民普遍認為，如果山區沒有玉米、馬鈴薯、紅薯的種植，加上沒有良種水稻和化肥投人，山區農業居民的基本生存條件是不具備的。實際上清代中期以前良種水稻和化肥投人是不存在的，如果沒有玉米、馬鈴薯、紅薯種植，農民的基本生存條件更不具備，亞熱帶山區的人口飛速發展和旱地種植業的主導地位便無從談起。
2、亞熱帶山區結構性貧困的形成
由美洲高產農作物等主要因素造成的亞熱帶山地人口持續增長和人口膨脹是造成山地開發的條件。但是, 如果我們對于明清之際玉米、馬鈴薯、紅薯的傳入的影響, 僅僅停留在對人口增長這個層面, 可能還十分不夠。因為從生物引進這個角度講，它的傳人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應是更深刻的。對此葛劍雄教授已經從人口增長角度對社會的影響有認識。
直到今天中國西部及南部亞熱帶山區還十分落后，但在不同的地區，落后的原因卻不完全相同。一種可能是人類基本生存的資源都缺乏的生態性貧困，即資源性貧困，如中國西北許多地區缺乏基本的水資源和生物資源，是形成貧困的重要原因；又如西南地區許多喀斯特地貌，缺乏基本的土壤資源，也是構成貧困的重要原因。另一種是結構性貧困，即區域內各種資源十分豐富, 但歷史時期形成的產業結構與之相悖，資源的豐富度并沒有體現出來, 從而形成結構性貧困。
明代前期以前，中國農業開發主要是在平壩、臺地、丘陵地區, 廣大山地還多是森林和草地覆蓋。在平壩、丘陵、臺地地區以種植水稻、粟、黍、小麥等傳統糧食作物為主，而廣大山地并不適宜種植這些作物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海外高產旱地農作物傳人，農業的發展一是只能在平壩、臺地、丘陵地區作內延式發展，一是外延式發展林牧副業。前面談到, 由于各種原因, 內延式的發展受到制約，最優的發展是外延式的林牧副業發展方式。
這里要說明的是，實際上在清代生產技術條件下，山地種植玉米、馬鈴薯、紅薯，其產量并不比平壩地區水稻、小麥等作物高多少，就是同在平壩地區種植其高產優勢也并不突出，至少在清代單產不如水稻。山地種植這些作物的高產, 主要是針對山地的傳統旱作物，如蕎麥、燕麥、大麥、高粱、粟而言。
從生物屬性和產量高低來看，番薯、玉米、馬鈴薯這三種農作物在亞熱帶山區的社會和環境適應性如下：
番薯，絕對高產童，適于丘陵、低山地區，對溫度相對要求較高，為亞熱帶山區平壩、丘陵最重要的防災食物。玉米，產量較高，適于不宜稻麥的貧瘠中低山地區，是亞帶山區最的基本生存和備荒食物。馬鈴薯，高產，適于連玉米、紅薯都難以很好生存的更高寒中高山地區，是亞熱帶高寒地區的基本生存的必須之食。
其一，玉米、番薯、馬鈴薯的推廣，在初期對于亞熱帶山區的開發起的作用是積極的，但應該看到，由于山區趨向以種植業為主體，而種植業的單一性又較明顯，這些作物在平壩地區也能較好生長，山區經濟生物多樣性的優勢難以體現，產業與資源配置不合理，經濟水平滯后，使山區經濟形成結構性貧困，直到今天。以前我們對長江三峽經濟開發史的個案研究表明, 先秦時期, 三峽地區采取的是采集、漁獵和射獵為主而農業為輔的開發格局，秦漢兩晉南北朝時期為沿江水田農業、農副業的開發時期，唐宋時期為沿江水田農業、近山畬田、商業轉輸、鹽業開發、林副業開發并重的時期。應該看到，從資源與產業合理程度來看，唐宋是三峽歷史時期人地關系最合理的一個時期，沿江水田農業開發較好，山地開發適度，林牧副業比重相對較大，故當地三峽居民“未嘗苦饑” 。明清時期如果沿著這種道路發展是最好的結局，但明清三峽地區的開發并非如此。由于人口壓力作用，加上傳統重農輕末、重種植輕副業等傳統思想影響，清代中葉伴隨著玉米、馬鈴薯、紅薯在三峽地區的推廣，形成以旱地墾殖為主兼營農副業的時期。這種格局下，由于水土流失等因素農業產出并不會很高，農林牧副業也僅僅是作為墾殖業的副業存在，規模小，產出多樣性不能體現，山地不能與平壩地區對等交換，進而使資本原始積累十分有限。
其二，結構性貧困還表現為三種旱地農作物, 特別是玉米、馬鈴薯的大種植, 并向中高山推進后，高于25度的陡坡上墾殖，造成農業生態的破壞，水土流失加大，土坡肥力遞減，使種植業的產出越來越少。清代中葉三種農作物的推廣往往是以砍伐森林來種植的。
早在清代，許多有識之士已經認識到這種種植對農業生態的自身破壞而來的肥力遞減，及由此而產生的產出遞減。道光《鶴峰縣志》卷6《風俗》：“田少山多，坡多曉確之處皆種包谷。初墾時不糞自肥，閱年既久，浮土為雨潦洗盡，佳壤尚可糞種，府處終歲辛苦，所獲無幾。” 同治《宜昌府志》卷16：“常德、洋州及外府之人，兒由承墾者甚眾，老林初開，包谷不糞而獲……迨耕種日久，肥土雨潦洗凈，糞種亦不能多獲者，往時煙揍集之處，今皆荒廢。” 道光《武寧縣志》卷11：“棚民墾山，深者至五六尺，土疏而種植十倍，然大雨時行，溪流湮淤，十余年后，沃土無存，地力亦竭。”
研究表明，明清三峽地區的山地墾殖過程是在唐宋一茬輪歇制或輪作輪歇制的畬田經過輪作輪歇越來越短暫，刀耕火種游耕向固定的非輪歇制山地陡坡墾殖發展過程。到了明清的休耕不足的游耕火耕，以及隨后的固定非輪作陡坡墾殖，往往是最初幾年會有較高的產出，所謂“一二年內，雜糧必倍”、“不須加糞，往往種一收百”。但隨著農區水土流失的加重，土壤及肥力流失，或無土只存石頭，或只存瘠壤，有“山地久耕利薄” 的說法，以后普遍出現“糞種亦不能多獲者” 的局面，“民生日繁，地土曉薄，各糧所出漸見減少”。故形成“辛苦開老林，荒墾仍無望” 的局面，種植業并沒有改變地區的貧困落后面貌。
其三, 山區的水土流失, 不僅僅在于對本地區農業生態的破壞, 造成本區內部產出的減少, 而且成為下游洪災的隱患。早在清代便有人指出，長江上游“無業游民到處伐山砍木，種植雜糧，一遇暴雨，土石隨流而下，以致停淤接漲”。同時，應該看到一遇暴雨，不僅僅是對下游洪災隱患，而且也對本地區小江河下游的良田洪水淹沒、泥土沖壓，對整個地區的農業經濟都造成負面影響。
十分有現實意義的是，現在在三峽地區及中國其它山區實行的強制性退耕還林，實際是將玉米、馬鈴薯請下山來，與其說是從森林資源和生態環境角度出發，還不如說是徹底改變清中葉以來形成的結構性貧困的重要舉措。饒有意味的是，在三峽地區三百多年前這次美洲農作物引進是伴隨“湖廣填四川” 的大量湖廣、兩廣、江南移民進人三峽地區的山區開發高潮，而現在在三峽地區，退耕還林將美洲農作物請出山地也是伴隨著大量三峽移民外遷兩湖江浙廣東等地。中國經濟結構在亞熱帶山區繞了一個三百多年的圈子，又回到山地開發的起點。這是十分耐人尋味的。
3、結構性貧困所帶來的深遠的負面影響
如果我們僅僅分析認為清代的這種生物引進造成結構性貧困影響至今這個事實，可能還不夠，還需要注意到生物引進對亞熱帶山區的平壩、山區產出互換機制的喪失的影響。
筆者注意到, 這種生物引進同樣也發生在歐洲一些國家，歐洲在16世紀玉米開始從美洲傳人, 在18世紀饑荒發生后才開始在歐洲大面積種植玉米的；馬鈴薯傳人相對晚一些，也是16世紀傳人歐洲，18世紀中期才成為大田作物大規模栽培的。不過，為何在歐洲沒有形成這樣的結構性貧困呢？
早在羅馬時代，西方與中國西漢在經濟結構上形成成了較大的差異。比較表明，我國從商周以來實行“主谷制”，糧食種植業占主導，相對而言，西方羅馬的畜牧養殖業和園圃業發展較好。在很長的時期內，西方國家平壩、丘陵、山地普遍種植葡萄、橄欖等經濟作物，而畜牧業飼養業十分發達。在這樣背景下，美洲這些旱地農作物傳人后，與傳人中國后的情形就不一樣。
其一，當這些農作物傳人歐洲國家時，這些國家人口密度并不大。但我們知道，清代1786年至1791年中國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55.49人，1812年為67.57人。1830年至1839年為75.32人， 其中南方亞熱帶地區的人口密度，在1830年至1839年間，四川為65.57人，湖南為87.86，湖北為177.68人，江西為134.68人，貴州為30.02人，福建為154.34人。如典型的山地地區三峽地區的人口密度，嘉慶15年為30.65人，1910年達83.65人，20世紀年代80年代達244人之多。由此可見在同時期內中國的人口密度遠遠高于歐洲地區。同時期內歐洲國家的農村人口比重也低于中國，如1850年美國農業人口僅占65%，法國占52%，英國則僅占2%。相對而言農業人口壓力更小，人地矛盾就更不突出。我們也知道，現在歐洲地區平壩地區占面積的60%左右，而整個歐洲直到現在的墾殖指數僅30%左右，這就是說直到現在大量平壩、丘陵都還沒有開墾完畢，許多還是空曠的牧場、園藝場。在這樣的空間關系中，這些農作物既使最初也是作為人們的一種糧食作物種植的，如馬鈴薯是十分重要的輔助食物，但其并不一定象在中國一樣，最先是在山區發展，最終許多也主要分布在山區，直到近百年才開始大量分布于華北、東北平原的, 而是廣泛分布在平壩、丘陵和山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 歐洲的玉米種植主要分布在法國西南部和意大利波河平原地區。以意大利為例，意大利的玉米產區主要在北部的平原地區，而南部山區則是以飼養業和蔬果業為主。如南部的卡拉布里亞大區，平原僅占19%，大量為丘陵和山地，其山地森林面積較大，以飼養業、蔬菜、水果業為主導，其中傳統的橄欖、葡萄種植十分發達。其它美國、法國、前蘇聯等國，馬鈴薯、玉米仍是重要的農業作物，美國玉米種植在農業作物中居第一位，但其長時期以來主要是作為飼料，主要分布在平原地區，并不主要分布在山地。前蘇聯由于氣候原因，也主要分布在西部森林帶的南部和森林草原帶，并不主要分布在山地地區。
其二，歐洲傳統的畜牧業發展，使這些農作物很快就從人們的糧食作物演變成為動物的飼料。在西方歷史上馬鈴薯曾作為過重要的糧食，但由于人口壓力不大的條件下，種植并不分布在山地，故并沒有形成結構性不協調的問題。后來西方國家普遍用玉米、紅薯、馬鈴薯為動物的飼料植物。如美國現在幾乎所有玉米都是作為畜牧業的飼料種植，特別是作為青飼玉米種植。而我們國家在清代傳人后首先便是作物充饑的糧食作物廣泛在山地推廣, 所謂“山農恃為命” 、“ 歲視此為豐歉” 等記載不絕于書, 是作為緩解人口壓力的重要食物僅是從20多年來，玉米才開始經過這種轉變，逐漸成為一種飼料作物出現，而在許多落后地區這種轉變才剛剛開始。
我們知道如果山區開發以種植業為主，其它林牧畜果等業僅是作為家庭副業，一方面難以形成規模經營而完成原始積累，一方面難以形成大的交流市場，特別是難以形成山區生物多樣性而來的產出多樣性的優勢，與平原地區難以形成對等的交流地位，山區與平壩地區的互換機制難以平等形成，商品大流通不能出現，這就會制約資本的原始積累，影響了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和發展。
總之，明清時期玉米、馬鈴薯、紅薯的傳人和推廣除了有極積意義的一面外，還存在許多負面影響。其負面影響是為清代“人口奇跡” 創造了基本條件，使南方亞熱帶山區形成結構性的貧困，制約了亞熱帶山區產出多樣性而來的商品經濟發展，從而影響了資本原始積累，制約了資本主義萌芽在這些地區的發展，影響了社會進步。
但是任何事物都是要辯證分析的，其一，生物引進對社會歷史的影響是一個客觀過程，我們指出其負面影響，主要是立足于對歷史進程的宏觀走向的理性分析，并不否定這些農作物傳人我國在客觀上對于山區丘陵開發、平原地區作物多樣化、災民備荒、提供飼料等方面所起的積極作用。這就如我們認為三峽移民在近300百年內的開發方式并非最佳選擇的同時，并不否定這些移民在這多年中在三峽地區耕耘勞動對山區開發作出的貢獻一樣。其二，生物引進的影響在人地關系上十分復雜，不同的時期和環境所產生的作用往往差異十分大。如玉米、馬鈴薯的傳人后在19世紀大量在華北、東北平原地區種植，其所起的作用則事是正面的、積極的。有的專家又提出，太平天國后人口大量耗損后再度回升，與平原玉米種植有關。同時, 清末大量花生、煙草、棉花占用耕地后，玉米、馬鈴薯單產高彌補糧食不足，又對平原經濟結構調整起了積極的作用。再者，相對而言, 番薯在三種植物中，是相對而言對生態環境影響較小而高產的農作物，對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還不能與柱米、馬鈴薯完全等同視之。
作者簡介：藍勇，四川瀘州人，西南歷史地理學研究領域著名專家，現為西南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西南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歷史地理學博士點學術帶頭人，出版各類著作20多部，發表論文180多篇、雜文30多篇。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史》 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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