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一種信仰是通行的，那就是錢。在你面前，放著兩疊鈔票，誰能告訴我哪一疊高尚，哪一疊卑賤？奧巴馬喜歡美元，金正恩也不拒絕，錢是這個世界唯一沒有意識形態、誰也不會拒絕的共同信仰。
所以，無論是作惡還是行善，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都愿意拿錢來說事。
前幾天，在甘肅省康樂縣景古鎮阿姑山村老爺灣社一家六口“因貧致死”，先是母親楊改蘭將自己的四個孩子殘殺后服毒自殺。幾天后，四個孩子的父親，料理完妻子與孩子的喪事后，再次服毒身亡，八口之家，一下子沒有了六個。
事情由媒體曝光后，當地政府新聞辦迅速反應，發出了一份新聞通稿，其中，除了常見的“高度重視”、“及時搶救”等語句外，楊改蘭家庭的收入狀況是這么說的：
“2014年其家庭總收入為37741.87元，人均純收入為4717.7元；2015年其家庭總收入為38164.5元，人均純收入為4770.6元；2016年1-8月份家庭總收入20120元，其中種植業收入7920元，務工收入6200元，能繁母豬收入6000元。”
單單從當地政府拿錢說事來看，其中就有很多可圈可點的地方。在通稿中，楊改蘭一家2014年、2015年家庭總收入分別是37741.87元和38164.5元，人均純收入分別為4717.7元和4770.6元，遠遠高于人均純收入2300元的赤貧線標準。但假如我們用康樂縣政府的“新聞通稿”先做一道算術題就會發現，楊改蘭一家2014年和2015年的總收入，被當地政府平均到八個人身上的時候，不加任何修飾地變成了個人“純收入”。
改革開放30年，錢是幾乎是這個社會唯一的法寶。“鈔票化”管理成了一些人眼中社會治理的標準，“一錢遮百丑”，在“錢事”上正確了，一切就都就好辦了。然而，數據是臺上的表演，“自殺”是臺下的現實，楊改蘭一家居住的歷經三代人、有58年歷史的土坯危房，家徒四壁，屋里只有一個柜子。有人說，國家有針對農村的危房改造補助，但是，家徒四壁的她，低保也被評議取消，怎么可能拿出幾萬塊的自有建房款來和國家的補助配套。
貧困和苦難對人來說都不可怕，可怕的是窮人對未來喪失了信心，或者說這個社會沒有讓她看到活下去的亮光。母親楊改蘭之所先把自己的孩子殺死、然后自殺，是因為擔心自己死了之后，孩子們更沒有活下去的可能性。楊改蘭自殺之前說“我的孩子我要帶走”，不要僅僅將其看做一種心理不正常，她有這樣的想法，正如我們平時所言“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的孩子會打洞”。這個的專業名詞叫“貧困的代際傳播”。
地理位置、健康疾病和社會溝通能力是造成貧困存在的三個主要原因。而“貧困的代際傳播”之所以存在，主要還是社會資源和財富分配機制不夠公平，處于社會底層的家庭缺少社會反哺性支持和幫扶，幾乎沒有向上流動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而生在這個家庭里面的兒童，從一出生開始就缺醫少藥，缺食物，少教育，少社會公共資源。一個連衣服都沒得穿、不識字、沒上過學的孩子，自然也難以脫離這個家庭貧困的處境。
切斷“貧困的代際傳播”是扶貧工作中的永久議題，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眾說紛揚，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單純看“錢”是不行的。錢是一個靜態指標，而貧困是個動態指標下的相對問題。 我曾在《扶貧，“發錢”之后還需“造夢”》中說過，直接“發錢”是把資源分配的自主權以貨幣的形式傳給了受助者本人，但是，直接“發錢”之后還是需要和陪伴與協助相結合，讓受助人變成自我夢想實現家，讓公益人成為有情懷的慈善投資人，這也許是切斷“貧困代際傳播”的一個辦法。譬如：在實施農村危房改造計劃時，如果在補貼之外，還能有慈善公益組織去協助和陪伴貧困家庭把需要籌集的自有資金籌集到，這才不失為一個真正扶貧的行動和計劃。
慈善公益組織是政府之外扶貧的主要力量。扶貧需要錢，做慈善公益也需要錢，但是，我們不能只拿錢說話，好像慈善公益組織手里有了錢，這個世界上的貧困就自動消失了。
論錢，2015年僅中央財政在扶貧方面就投入了467.45億，慈善公益組織那點錢真不算什么。如果慈善公益組織僅僅為多少天籌款多少錢，就自己把自己感動得歡呼雀躍、稀里糊涂，而不是琢磨怎么做項目，怎么去真正幫忙倒窮人，就很容易用眼淚攪拌洋石灰，把一戶人家住了58年的土坯危房涂抹成幸福的家園，讓大家看不到社會問題的實質所在。
“99公益日”，人們在大城市全民獻愛心，好像春滿人間；在農村一家八口，六人“因貧自殺”。連巴爾扎克小說都不敢這么寫，但這是我們的現實，這是我們被撕裂的了的社會，這是我們被扭曲的慈善。
被扭曲的慈善公益組織常常對社會現實問題視而不見，對捐贈人唱贊歌，有奶便是娘；對技術唱贊歌，把貧困當作籌款的工具。經常，這些慈善公益組織不愿意去聽貧困者需要什么，只想按照他們的便利去構想、營造一個自己需要的充滿愛意的氛圍。
慈善公益是一件嚴肅和專業的事情，扶貧濟困需要有社會學、人類學、生物學三個層級的思考。解決貧困問題，需要有經濟學和倫理學兩個工具。“人人公益”不應該是現在這個樣子，號召大家憑感覺和沖動“砸錢”，這樣的錢對社會問題的解決不但毫無價值，還會被趨利之徒利用。
慈善公益組織需要專業化，專業化需要專業的人才，但是，剛剛起步的中國慈善公益還停留在“一對一幫扶”，“捐款人”不感動不掉淚不捐錢的階段。我看見一些知名大學的慈善公益學院也這么搞，上行下效，不少公益組織為了獲得“善款”，為迎合“慈善家”的淚點，不露痕跡地把自己變成“文藝團體”。
現代慈善組織的出現，有一個目標就是要切斷“慈善家”和“受助人”之間“點對點”的資助，降低窮人在受助行為中的屈辱感，保護受助人正常而有生活尊嚴。在慈善公益成熟的國家，“點對點”的資助并不多見，在不同的領域，都有不同的慈善公益組織在行動。扶貧濟困也好，教育發展也罷，這些項目的實施都需要持續和專業的支持，很多細節的處理，也需要有專門的技巧。如果沒有這些專業能力的人介入，我們在幫助窮人“療傷”的同時，又會在無意中用“愛之刀”給他們帶去新的傷害。
扶貧濟困和社會改良，不是靠“文藝范”的熱情和鼓囊囊的錢包就能解決的。要知道，改變一個地區或人的貧困狀態，要么是社會分配制度的調整和傾斜，要么是慈善公益組織多年持續不斷地關注與支持，才可能發生根本性的改變。人是這個世界上最復雜的動物，貧困是與人類社會分配機制相伴出現的毒瘤，如果我們無視這些專業，而是把嚴肅與專業的慈善公益變成一堆錢與數據，很多地方只會“越扶越貧”。
去年5月，大涼山彝族四年級女孩寫世界上“最悲傷作文”，有媒體迅速發文說：“國家在2010年-2013年間，僅在10個扶貧項目中就投入了83.65億人民幣。涼山州教育投入連年遞增，一路攀升。2011年至2013年，分別達到49.5213億元、66.0375億元、70.8406億元。地方政府在2007-2012年這5年來，累積投入276.5億元改善民生”。用數字說話，用錢說話，已經成為政府和公益組織在發生“民生事件”后回應社會的套路，這個演技之所還有掌聲，一個原因是，這個社會還有不少情緒派的捐款人認為，只要我們拿了真金白銀出來，我們在努力，社會就應該給我們鼓勵。
作為一個非公益圈的公益人，我算是很熟悉這個行業了。說實話，這兩年，政府為改善民生問題，拿出了很多錢來購買社會服務。雨后春筍般成立的慈善公益組織，不是為慈善公益而生，是為政府購買服務而來，他們拿著政府購買服務的錢把慈善公益組織按照“文藝團體”編制架構，以表面、感動和淚點來展開慈善公益活動。
如果我們的慈善公益組織繼續按照“文藝團體編制”行事，如果社會大眾還是沉浸在“人人公益”那么簡單粗暴的捐款行為中，我能想象，“一家六口自殺身亡”自殺的悲劇還會發生。臺面上，我們依然能看到“通稿”中漂亮而溫情的“錢數”，掀開桌布，現實卻依然是那么的殘酷和無情。我希望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明白，扶貧濟困不只是捐錢那么簡單，貧窮也不只是因為缺錢這么一個原因。
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尤努斯說：每當有人問我貧困的根源是什么，什么造成了貧困的時候，我總是清楚地回答，貧困并不是窮人造成的，不是窮人自身的緣故，是由外部因素強加給他們的。我們自己建造的體制導致了貧困，所以不責備體制、卻總責怪窮人本身，認為他們自己不學無術，沒有做事的能力或技能，其實這是不正確的。
同時，我也要說，雖然體制毫無疑問是貧困最核心的原因，但是我們這個社會不缺像《盛世的螻蟻》這篇被瘋傳的文章。我們的社會最缺少的是象尤努斯一樣的踐行者。《盛世的螻蟻》一文中，一切討論如舊，煽情的細節加上情緒化思考，依舊把矛頭對準了作為眾矢之的空泛而非具體的“制度問題”，一篇悲情文章，在某種意義上推卸了大家的責任，讓大家在憐憫中獲得了無限的道德優勢。
體制是由人來建立的，無論是受害還是受惠，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其中。面對“殺人者母親”這樣的悲劇，指責制度之外，我們更需要思考造成楊改蘭悲劇的具體原因。抒情和謾罵都會遮蓋很多現實問題，抒情和謾罵都絲毫不能減少“楊改蘭們”悲慘的境遇。
（注：作者是北京感恩公益基金會發起人）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FT中文網 2016年9月13日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