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農村一旦‘運動’起來，很難形成涇渭分明的陣營，也很難聚焦目標一致的訴求，加之血緣與地緣等因素的介入，其復雜性和多歧性大大超乎我們既有的認知?！弊髡咴谖闹幸詮V東農運和湖南農運為個案，闡述了農民運動的復雜性和多歧性。本文出自《革命的底層動員：中共早期農民運動的動員·參與機制》，載《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民國卷。 鄉村社會的多元分化與農運的復雜面相
同樣是群眾運動，其動員機制因對象不同而有異。彭湃從海豐農民運動的早期實踐中，曾比較過農民運動與工人運動的差異，認為“因和田主的距離很遠，凡什么運動，田主都不知。不比工廠的工人，一些給資本家知道，馬上就解雇”。而且“農民雖然少有團體的訓練，不比工廠的工人。但他們有忠義氣，能老老實實的盡忠于自己的階級”。此外，“因為田地不是和機械一樣的關在資本家的工廠里，而且是絕對不可移動的。將來占領田地，是極容易的。”
其實，與城市的工人、學生運動相比，農民運動要復雜得多。農民運動的復雜性主要源于鄉村社會的復雜性和地域社會的多樣性。雖然城市社會同樣復雜，但中共并沒有籠統致力于“市民運動”，而是將工人、店員、小商人和學生等群體分別加以組織和動員。鄉村社會不僅有農、工（手工業）、商、教等不同職業，農民內部又有自耕農、半自耕農、佃農、雇農等不同人群，然則中共都將其納入“農民運動”的洪爐中“一鍋煮”。與農民相比，工人群體的同質性較高，工人的斗爭目標也相對單一。而農民運動則不具有單一的對抗目標。自耕農、半自耕農、佃農、雇農均有不同的利益訴求。與地主有直接利益沖突的主要是佃農、雇農，自耕農與地主之間很少有直接利益沖突。如以減租為訴求，對象是地主，受益的則只有佃農，連雇農也被排除在外。如以減稅減賦為訴求，對象是政府，受益的主要是地主、自耕農和商人，與佃農、雇農基本無涉。
同樣，地主階級也并非鐵板一塊。毛澤東在1930年的《尋烏調查》中，對地主階級做過一個非常細致的調查和分析：全縣地主中，大地主（500石租以上）占1%，中地主（200石租以上）占19%，小地主（200石租以下）占80%。政治上，中地主是全縣權力的中心，大地主不起特別的作用。經濟上，則小地主商業化最厲害。文化上，也是小地主接受新文化最快最普及。由于小地主在政治生活中受中地主階級的統治，很難過問政治，所以，他們革命的要求很迫切，革命的活動亦很猛進。據毛澤東的調查，“農村中最惡劣的敵人階級”是一班“半地主性的富農”。這班人是由農民力作致富升上來的“新發戶子”。他們將錢看得很重，吝嗇是他們的特性，發財是他們的中心思想，終日勞動是他們的工作。所有放高利貸的，差不多全屬這班“新發戶子”。貧農最痛恨的不是大地主、中地主，而是這班“新發”的“半地主性的富農”?！霸谪氜r眼中是沒有什么理由不把它打倒的?！?
毛澤東的上述調查，非常值得關注。因為他的調查結論與中共通常對地主階級的刻板看法大為不同，似更符合地主階級的實際。雖然是江西尋烏的個案，卻在中國南部省區具有相當的代表性。毛澤東在調查中還發現，自耕農除不租田給人耕種外，一樣是高利盤剝者，土地斗爭中，大批貧農喚著“平田”和“徹底廢債”的口號，就是針對這批富裕的自耕農的。毛澤東說，貧農不但要打倒“半地主性的富農”，而且要平富裕自耕農的田，廢富裕自耕農的債，分富裕自耕農的谷?！肮伯a黨如要阻止貧農的行動，那末貧農就非恨共產黨不可了。”他還指出，貧農也不是一個經濟地位完全相同的整一的階級。
依此而言，無論地主，還是農民，都不是單一的利益共同體。鄉村是一個紛繁復雜而多元分化的社會。據中共廣東區委的調查，1920年代的廣東農村因宗族、村莊、主客關系、語言隔閡、幫會、堂口，以及各種結社、公所、團局、自治組織、金融組織等各種鄉土關系的存在，呈現出高度分化的格局。北伐前，廣東農運中發生過幾次大規模的沖突事件，一次是一個農民集中的村莊，向一個地主集中的村莊主動挑戰；一次是鄉下農民向縣城的地主勢力挑戰；還有一次是農民與商人之間因糧食外銷而發生大規模沖突。三次事件呈現出三種不同的對立陣營。值得注意的是，農民與商人之間的利益沖突，過去很少為人關注。1924年，孫中山在一次國民黨農民黨員聯歡會上說過這樣一段話：“當青黃不接的時候，（農民）急于要借錢度日，或者是已經收成之后，急于要錢完糧納租，都不能不賣谷米，用極平的價出賣，商人用極平的價買得谷米之后，一轉手之勞，便用極高的價再行發賣，中間一買一賣，賺很多的錢，都不關你們農民的事。而且你們所耕種的田大多數都是租來的，租錢又貴，所以你們每年辛辛苦苦得來的錢，都是為商人和田主空勞動的?！痹趯O中山看來，商人和地主一樣，均是農民的剝削者。廣東和湖南的農民運動中，農民與商人之間確因糧食銷售問題發生過直接的沖突。
1927年1月，湖南省農民協會發表的《關于農村爭斗調查記》中，列舉參與斗爭的各方人物，其中壓迫和幫助壓迫的一方有：土豪、劣紳、污吏、差役、奸商、不法地主、團總、團兵、區董、都團、保正、駐軍、警察、警兵、訟棍、土匪、煙痞、賭徒、嫖客、族長、族眾、失業學生、地痞流氓、乩壇弟子、基督教和天主教教徒等數十類，而被壓迫和同情被壓迫的一方，也列舉了農民、小商人、手工業者以及學生、小學教師、地方正紳、已覺悟的地主、小部分團甲等。
很顯然，斗爭的雙方并非陣線分明的單一的階級對立：同是士紳，既有壓迫方的劣紳，也有同情被壓迫方的正紳；同是商人，既有壓迫方的奸商，也有被壓迫方的小商人；同是地主，既有不法地主，也有已覺悟的地主。另如處于壓迫一方的團兵、警兵、土匪、賭徒、族眾、教徒，乃至地痞流氓等，其實絕大多數出身貧苦農民。因此，農村一旦“運動”起來，很難形成涇渭分明的陣營，也很難聚焦目標一致的訴求，加之血緣與地緣等因素的介入，其復雜性和多歧性大大超乎我們既有的認知。
血緣與地緣：阻力亦助力
研究1920年代農民運動，一個普遍的印象，是湖南農運比較激進，而廣東農運比較溫和。造成這一印象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力。如果我們閱讀中共廣東區委在北伐前夕撰寫的《廣東農民運動報告》等原始文獻，即可感覺到廣東農運其實并不溫和，其斗爭的激烈程度甚至比湖南還有過之。
清末以來，以民團（又稱團練、保衛團等）為表征的基層社會軍事化是一個全國性的普遍現象。廣東尤為凸顯。廣東的民團特別發達，一村一鄉有團練，或若干鄉組成聯團，縣有民團局，各擁有相當數量的團丁和武器，分別由大小團紳掌控，實際成為鄉村基層權力機構。1920年代，鄉團、商團幾乎遍布廣東全省。農民運動起來后，民團成為農民協會的首要打擊目標。廣東農運的中心工作是“政治爭斗”?！罢螤幎返陌福既珨蛋俜种耸陨稀?。其中最多的又是同民團爭斗。民團同農會的沖突，農會常站在發難的方面，抱著挑戰的態度?！斑@是因為許多農民協會成立的動機，在奪取鄉村政權，所以農會成立，馬上就同民團沖突?！边B中共廣東區委也認為：“固然民團是地主的武裝，不對的地方要占多數，但是農會有時也未免做得太為過分。許多農民協會剛才開始成立，馬上就想占有民團開支的公款，收繳民團的槍?！?
有學者稱，廣東沒有開展打土豪劣紳運動。其實在北伐前，新會、清遠、南海、花縣、海陸豐等一些地方的農會即出現了罰款、“動不動就要捉人解省”、“把捉來的人拿去槍斃”等“左傾幼稚病”。也就是說，這些激進行為早在湖南農運之前就存在了，只是北伐開始后政治局勢的變化才減緩。
廣東農運的最顯著特點是械斗。械斗在廣東本有著長期的地域性傳統。農運起來后，農會也迅速積聚相當的兵力和武器。故廣東的農運很容易發展為直接的武裝對抗和流血沖突。數百人乃至上千人的交戰，在廣東農運中相當常見。相比之下，湖南農運中，農會武裝不過梭鏢而已，大規模的流血沖突極為少見。
一般認為，民團武力多掌握在豪紳地主之手，是農民運動開展的重大阻力。但值得注意的是，豪紳地主并非一個高度組織化和同質化的利益共同體，雖然在面對農民運動的沖擊時可能聯合起來對付農民，但在一般情況下，豪紳地主群體內部的利益紛爭和權勢競爭更為激烈。廣東鄉村社會宗族特別發達。一般宗族均擁有相當的經濟基礎（族田），并擁有相當的武力。宗族多聚族而居，形成具有一定地盤、武力與經濟的共同體。宗族、村莊之間的競爭與沖突非常嚴重。宗族族長與村莊領袖必定是豪紳地主。宗族、村莊之間的械斗，豪紳地主往往是發動和主導者，而同一宗族與村莊的農民往往成為豪紳地主控制和指揮下的兵卒。在鄉村社會，宗族長老與村莊頭面人物擁有相當大的權威和權勢，一般農民多唯命是從。所以在廣東農村，中共很難撇開豪紳地主去直接動員農民。
福建的閩南，廣東的東江、北江一帶的家長，可算是小皇帝。這一帶的人民，家族觀念最深，他們都是聚族而居，家長就是這一族這一姓的最有勢力者。他不必是輩份最長、年歲最老的，只要有力有勢就可以打倒別種勢力，自己尊為家長。因此在同一村里有強姓弱姓，同一姓里有強房弱房，同一房里有強角弱角等分別。強者真是尊如當地皇帝。
當外來政黨深入鄉村社會發動農民運動時，很難打破原有的鄉村社會權力結構，也很難避免介入原有的地域社會沖突。中共試圖將農民從豪紳地主的控制下分化出來，或將宗族地域之間的對抗，轉化為農民與地主之間的階級對抗，實際效果不佳。一方面，豪紳地主有意利用外來政治組織力量為自身的目標服務，另一方面，外來政黨也不得不利用豪紳地主之間的競爭與沖突，以及豪紳地主在當地農民中的權威和影響力來達成動員農民的目標。廣東鄉村社會的械斗本來很發達，當中共的組織力量介入后，傳統的械斗轉化為新的農民運動，至少以新的農民運動和革命的名義進行。當一方反對革命時，與之對立的另一方很容易投入革命的懷抱。一族全體入民團，與之對立的一族則全體加入農會。另外，“本地田主和客籍田主對付農民不能一致，常發生沖突?！薄皬V東人對于主客關系分得很利害，要是某個地方的農會是先在本地人里面組織的，客籍的人就一定不會加入；要是先在客籍人方面組織的，本地人也不加入?！彼宰谧迮c村莊之間的血緣、地緣分化，有時成為革命的阻力，有時也轉化為革命的助力。
由于地域社會的宗族、村莊之間存在勢力不均衡，強族欺負弱族、大村壓迫小村的現象很普遍。當黨的組織力量進入村莊后，弱族小村有意借助外來政治力量報復和反抗強族大村的壓迫，因此弱族、小村往往更容易成立農會。另外，小地主往往也深受豪紳大地主的壓迫，故小地主也紛紛加入農會，借農會的力量對付豪紳大地主。其結果，農民運動不純粹是農民反抗地主的階級斗爭，相當一部分實際上是豪紳地主之間的競爭與沖突。1928年7月，中共廣東省委在內部文件中即指出：
（一）以前各地所謂群眾的斗爭，實際是小豪紳所領導的對大豪紳的鄉村械斗，以致造成今日鄉村的分化遠過于階級的分化，黨是在此等鄉村械斗中生長起來。（二）黨的指導機關好多是在受小豪紳影響的知識分子、富農手中，有時并直接是在這些小豪紳手中，他們主觀上便不要（甚至于不愿意要）工人貧農群眾起來。（三）黨員在他們影響之下，多沉溺于脫離群眾的軍事工作，這本是農業社會容易發生的現象，再加上小豪紳、知識分子、富農的這種傾向，遂成為群眾所認為唯一重要的工作。
在廣東各地，民團是變相的鄉村權力機構，掌控著鄉村各種權勢資源。小豪紳因為不滿大豪紳控制民團，壟斷公共權勢資源，希望打倒對方，自己取而代之，有意利用農民運動的力量奪取鄉村政權。“因為一部分的紳士沒有搶到民團在手，便混進農民協會來，想利用農民協會，所以往往有今天立案的呈文剛到，明天繳民團槍的報告跟到寄來的?！薄皬V東農村因受數千年來的封建制度的影響，組織不好，遺留下來的余逆很多?，F又當軍政、民政、財政統一之后，許多無聊政客、落伍軍人在政治上無活動余地，都跑到農村里面來搗亂了?，F在這些人，或混進農會，借農會的力量，遂其私圖。農會常自動去同民團沖突，繳民團的槍，多半是小土豪跑進農會利用農會來打倒大土豪干出來的?！惫十敃r廣東農村流傳著“民團是一等土豪劣紳，農會是二等土豪劣紳”的說法。
雖然豪紳地方之間的爭奪與互斗，可以部分轉化為農民運動的助力，但就總體而言，顯然不符合中共所期待的以階級斗爭為主旨的農民運動目標。
湖南的民團（團防局）雖然不如廣東發達，但其勢力亦不容小覷。1920年代初，長沙《大公報》對湖南各縣民團任意殺人即多有報道?！叭撕阒^團防局為鄉村軍閥政府”。但在農民運動的沖擊下，湖南民團沒有像廣東一樣與農運形成強大的對抗。另外，湖南也有“土豪劣紳以宗法社會的觀念，結合了一部分農民，反動的勢力也很利［厲］害?！薄坝械睦眉易逵^念，集合其一姓子弟，假名農民協會，餌以一時小利，破壞整一的革命的農民運動?！钡傮w而言，湖南的宗族勢力遠沒有廣東發達。湖南的族田也沒有廣東比重大。湖南更沒有廣東的械斗傳統。
湖南的往日社會狀態，也有異于其他各省的地方，我們要知道湖南的人口，經過張獻忠吳三桂的變亂，已經減少到幾乎滅絕的程度。現在的湖南人大部分是江南、江西遷入的，湖南沒有很長的家族史，很少有能追溯到明代的家族，就是最近三百年中繼續繁榮的家族，也很少。這是一個異征。
湖南農運的激進，主要表現在打擊“土豪劣紳”。打擊“土豪劣紳”的手段有算賬、罰款、戴高帽游鄉、扭送縣署、處決等。湖南農運中，全省各縣被殺的“土豪劣紳”總數，或說數十人，或說一百多人，平均每縣不過一兩人。人數雖然不算多，但聲勢巨大，尤其是葉德輝被當作“土豪劣紳”被殺，更是震驚全國。加之“有土皆豪，無紳不劣”這句話隨著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公開發表而廣為流傳，給各方留下湖南農運“過火”的深刻印象。毛澤東所考察的5個縣，是湖南農運最發達的地區，其他多數縣并沒有那么激烈。而且毛澤東的報告充滿了革命的激情和對群眾暴力的推崇，言詞不無夸張。其實即使在毛澤東所考察的地區，農運的打擊面并沒有那么寬泛。被殺的“土豪劣紳”多是一縣之內具有相當權勢且有惡行劣跡的人物（多為縣級民團首領）。如果將“土豪劣紳”分為縣紳級和鄉紳級的話，被殺的多是縣紳級，而且多由縣黨部、縣農協或各縣旅省學友會出面檢舉的。真正由農民自行處決的只占8%。葉德輝更是由省農協出面檢舉、由省特別法庭審判和處決的。真正被區鄉農民協會檢舉的是一批占據鄉村基層權勢資源的豪紳地主，或是因為“說農民協會的歹處”，有破壞農民協會的言行的人，而受到的待遇多是戴高帽游鄉、罰款之類。并非所有地主鄉紳都受到沖擊。
而且，湖南農運起來后，豪紳地主大多選擇外逃，“一等跑到上海，二等跑到漢口，三等跑到長沙”，很快形成鄉村權力歸農會的局面，沒有如廣東那樣與農會形成有組織性的對抗局面。但也正是這批外逃的“土豪劣紳”在省外大造農運的負面輿論，如“‘湖南共產了！’在漢口、南昌、上海等地到處傳遍了。”“上海所有湖南商人均互相傳說CP將在湖南組織工農政府”等，導致湖南農運在全國的負面影響比廣東農運要大得多。
如果說，廣東多表現為械斗性的硬暴力的話，湖南則多表現為群眾性的游鄉、公審之類的軟暴力。后者因“文革”時期的“發揚光大”而更令人印象深刻。
廣東與湖南能成為1920年代農運最激烈的地區，尚無資料證明這個時期湘粵農村比其他省區農村更惡化、更破產，而時人卻注意到兩省地域文化的因素。1925年，有人對兩省民性做過如下一番描述：“中國民族性以中庸調和聞于世界。惟湘粵人獨殊：倔強偏激，猛進善變，酷類法國人。當其信以為是也，犧牲一切以為之，必達極端而后已；及悟其非，又易道而趨，必達極端而后已；知無不行，行則義無反顧，縱前后異致，絕不以為歉。故近百年間，湘粵文化進步，湘粵人之活動能力增加，中國遂無役不有湘粵人參與?！弊髡咦珜戇@篇文章時，廣東農運剛剛起步，湖南農運更在萌牙狀態。想必兩年之后，作者更感自己所言不虛也。
（作者：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來源：《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民國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號 鳴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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