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湘西考察時，首次提出“精準扶貧”的概念；2015年6月18日在貴州座談時提出了六個精準，“對象要精準、項目安排要精準、資金使用要精準、措施到位要精準、因村派人（第一書記）要精準、脫貧成效要精準”，這標志著我國的扶貧開發工作進入了精準扶貧的新階段。當前，精準扶貧面臨著一些問題。
一是識別難度較大，扶貧準度不足。貧困戶識別在扶貧開發中居于基礎性的地位，尤其是在推進精準扶貧的過程中，必須做到精準識別。許多地方在精準識別時根據實際情況采取了“八不準”、“五評法”等，但由于農村家庭的收入難以準確統計，大多數農戶家庭的年均收入不穩定，且來源多元化，有外出務工收入、轉移支付等等，因此，難以準確統計其收入。除去低保戶和五保戶，村支兩委一般以是否蓋新房子、是否買摩托車為標準，已經蓋新房和買車子的農戶自然而然被排除在貧困戶之外，而未考慮是否因蓋新房而致貧；同時，因受指標的限制，村一級在分配指標時，無法將所有貧困戶全部列入進去，加上農民思想覺悟不高、均等化思想嚴重等，面對利益互不相讓，就會出現有些村組村民之間以暴力的方式決定貧困戶名額的歸屬，也就是鎮村干部所說的“有些貧困戶是打架打出來的”的現象。
二是福利依賴嚴重，內生動力不足。貧困從本質上來講是一種生存狀態，但是就如貧困縣可以享受國家相當數額的轉移支付一樣，貧困被諸多村民看做是一種資源、一種福利，在長時間所形成的福利依賴之下，鮮有貧困戶有退出意愿。當前，貧困戶建房可獲得1—2萬元的補貼，有能力的貧困戶（除低保戶和五保戶之外，低保戶分三類進行補助，分別為90元/月、120元/月、170元/月，五保戶為220元/月）可憑貸款證每戶獲得2—5萬元的國家貼息貸款，有能力且有意愿的扶貧對象可以提出申請進行種養殖業，如養牛（圈養）、養豬、養雞、養鴨、養魚，種植蔬菜、水果、藥材及其他經濟作物等，按規模大小提供種苗或經驗收合格后給予補助，補助標準為每人不超過1500元，另外，有學習技能意愿的，可以根據雨露計劃安排技能培訓等等。因此，在利益面前，尤其是既得利益者不愿意退出，有些貧困戶以前因子女教育致貧，但現在子女早已經大學畢業、博士畢業，獲得了穩定的工作和收入，卻依然不愿意退出貧困戶；有的貧困戶家里已經蓋了新房，并進行了較好的裝修，購置了冰箱、彩電、洗衣機等，生活條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且通過打工具有穩定的收入來源，但依然認為自己是貧困對象，不愿退出等等。這些基于貧困戶帽子之下的利益而不愿退出的貧困戶數量不小，加上許多地方村支兩委成員又抱著不愿得罪人的心態，給精準扶貧工作增加了不必要的壓力，浪費了寶貴的扶貧資源。
三是分類引導欠缺，幫扶方式欠佳。由于致貧原因不同，就貧困村而言，可能是因基礎設施建設滯后，水、電、路、訊、網不完善所致；也可能是因居住在偏遠山區，交通條件差，生存條件惡劣所致；還可能是因為村級黨組織建設滯后，無力帶動村級經濟發展和農民增收等等所致。就貧困戶而言，存在因缺乏產業和技術致貧、因病致貧、因教致貧、因無勞動能力致貧、因懶致貧等情況。這就需要在幫扶過程中，分類引導，實事求是，因村制宜、因戶施策。但在精準扶貧大背景下，不可能向所有的貧困村派駐工作隊，因地制宜進行幫扶，而縣鄉兩級政府則缺乏足夠的精力去推進。另外，為推動扶貧開發，有些地方采取工作隊駐村幫扶、單位聯村幫扶、支部對接幫扶、領導干部結對幫扶、干部返鄉幫扶等方式，但其中有些幫扶方式欠佳。就單位聯村幫扶而言，大部分單位只是將幫扶作為一項額外工作，因此積極性不高，在資金投入方面僅限于每年的固定扶貧資金；就支部對接幫扶而言，雖然加強了機關單位黨員與群眾的聯系，但受時間和精力所限，無法為對接的貧困村未來發展進行詳細規劃；就領導干部結對幫扶而言，“一進二訪”僅限于進村入戶，無法為貧困戶脫貧提供強力的指導；就干部返鄉幫扶而言，很多黨員干部自身收入有限，無法取得太大效果。
四是產業發展困難，“造血”能力較差。產業扶貧作為開發式扶貧的重點，是精準扶貧的核心，也是關系貧困戶能否實現穩定脫貧的關鍵，以產業發展助推精準扶貧是當前扶貧開發工作的應有之義。但貧困村的產業發展面臨不同程度的困難：基礎設施建設滯后成為制約產業發展的“短板”，有些貧困村未通水泥路、未解決安全飲水問題；選準產業難，受傳統種養殖習慣的影響，貧困村在發展產業時，難以準確把握市場需求；農民普遍存在“等靠要”思想，缺乏發展產業的積極性，如符合條件的貧困戶對政府貼息的小額信貸沒有積極性，甚至出現整村無人貸款的情況；在產業發展中，由于缺乏市場引導，農戶盲目種植導致“菜賤傷農”、“果賤傷農”現象頻頻發生。
五是扶貧資源分散，難以形成合力。中國國際扶貧中心副主任黃承偉曾指出，“我們有各種各樣的資源，只因條塊分割的管理方式，到了地方上就各自為政。”這說明，扶貧資源比較分散，難以有效整合資源助貧困戶脫貧。就當前扶貧項目的實施來看，直接分配與管理扶貧資金的有發改委、財政、農業、水利、林業、教育、衛生、扶貧辦、能源辦、交通、國土、糧食等10多個部門，每個部門對各自管理的項目具有決策權，對扶貧項目各有側重，由于統籌協調難，客觀上很難把資金集中投向一個產業或項目，難以使有限的資源發揮出最大的效益。
六是人才嚴重匱乏，基層黨組織弱化。當前農村，尤其是貧困村基層黨組織普遍存在黨員年齡偏高、黨員文化程度偏低、黨員年齡結構不合理等問題。年輕人大多外出務工，入黨意愿不高，難以形成穩定的黨員后備隊伍，而大學生村官一般只是名義上的駐村村官，相當于是鄉鎮的編外人員，工作重心在鎮上，走樣的大學生村官制度難以對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發揮作用，影響精準扶貧的推進。精準扶貧主要靠產業來推動，而產業發展的關鍵在人，尤其是需要有能力、有技術的經濟能人和致富帶頭人作為產業發展的“領頭雁”、“排頭兵”。而當前農村基層黨組織在吸收致富帶頭人入黨方面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不足，造成黨員人才斷層。
作者：中共郴州市委黨校教師，社會學碩士，研究方向：中國鄉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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