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及改革開放皆其來有自，這里不僅存在“兩個三十年”的關系問題，而且還存在“三個三十年”的關系問題（1919—1949年、1949—1979年、1979年至今）。我們應該更為自覺地建構一個長時段的歷史觀，以理解中國革命所開創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探索歷程。對中國社會主義和改革道路的新思考，旨在揭示“兩個三十年”之間承前啟后的關系以及如何將前后“兩個三十年”所代表的發展維度并舉兼容。
為此，2016年10月8日本刊與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東亞研究中心在奧斯汀聯合舉辦題為“中國社會主義和改革道路的新思考”的第十四屆開放時代論壇，來自美國、中國內地和香港的近二十位不同學科的學者參與討論，其中多數為正在由荷蘭博睿（Brill）學術出版社出版的Rethinking Socialism and Reform in China英文書系（《開放時代》精選本，計劃出15卷，首卷已正式發行）編委會成員。論壇期間舉行了該書系的首發式。與會者從中國革命、城鄉經濟社會、治理、婦女、媒體、外交等角度全方位檢討了六十多年來中國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的歷史路徑及其當代意義。
本專題為與會者根據現場發言內容整理出的一組筆談。
土地改革與毛澤東時代的鄉村社會政治生活
李懷印
我接著李放春的話題，側重講一講土改。土改是20世紀徹底改造中國社會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它所留下的遺產，給日后幾十年中國政治和社會變革造成了十分深遠的影響。現在我們討論當今中國的政治文化、政治生態，繞不開土改這一環節。最近幾年，一直在跟國內高校十多位同行合作，在全國各省市完成了150多位村民和近百位退休工人的深度訪談，目的是想從草根的角度重新認識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政治和經濟，其中一個重要的題目就是土改。今天談的，主要以訪談的內容為依據，簡單講一下土改中到底發生了什么，土改給當代中國社會和地方政治帶來了哪些影響。
土改的第一個后果，是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土改之前，中國鄉村是一個宗法社會、人情社會。因此，中共搞土地改革最大的挑戰，實際上也是共產黨革命最困難的任務，是如何發動農民。中國的國情，跟馬列教科書上講的共產黨革命的社會條件不一樣，它不是發生在現代工業社會。1949年前的中國，依然是一個農耕為主的社會，傳統的父權制宗法關系主導了大多數村落。所以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當時的一些研究者，比如梁漱溟和費孝通，都不承認中國鄉村有階級對立，都把中國的村落描述成一個倫理本位的、有差序格局的親族社會。普通村民把自己首先看做是一個家族的成員，或者是一個共同體的成員。他們跟鄉村里有錢有勢的精英之間，往往是親屬、鄰里關系，貧雇農跟自己的東家往往有血緣關系，彼此之間不僅僅是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往往摻雜了道義的因素。地主有義務施惠，保護下人、族人，而后者也要對前者報恩，所以共產黨搞土改最難的地方，是如何說服農民，放棄道義主義的想法，自愿參加土改。土改不同于打游擊，不能完全依靠本鄉本土的干部或者黨員，因為這些人都是當地社會網絡的一部分。只有依靠外來的工作隊，他們跟當地社會網絡沒有糾葛。發動農民主要靠宣傳，北方流行扭秧歌，南方農民不善扭秧歌，就在家前屋后到處寫上標語。更主要的方式是開會，讓貧雇農訴苦。但有些農民不了解干部的意圖，也沒有什么階級意識，所以有時講著講著，就說自己在饑荒的時候，東家如何“仁義”，接濟自己。黃世仁那樣的惡霸地主當然也有，但是有些受訪的村民覺得本村的地主“老實本分”，要讓他們當面批斗地主，會覺得“臉面上過不去”。
所以，土地改革要成功，很多情況下，只有走向激進化這一條道路。工作隊必須在地主與農民之間制造對立。方法之一是在村民當中培養積極分子或者骨干人物。這些人，用某些工作隊成員的話說，都是一些“六親不認”的人，或者“大腦不怎么靈活”。在批斗地主的大會上，公開羞辱、毆打地主的現象十分普遍，其中有些被當作“不法地主”給鎮壓了。有位積極分子回憶，當時不鎮壓就沒有辦法搞下去，因為只要地主還在，只要他們還有威風，農民就不敢接受分得的土地，即使分到手，也要偷偷地還給地主。
土地改革的另外一個遺產，是對農民的社會政治意識的深遠影響。土改的關鍵內容，是劃定階級成分，給每個農戶和個人都貼上一張階級標簽。這在當時分配土地的過程中是必要的。可是土地分配完成之后，這些標簽依然伴隨著每個人的一生。地主、富農在土改后，并沒有因為已經喪失了自己的大部分土地和財產，就改變了自己的成分。不同的階級成分，影響到每個人的社會意識和政治認同。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社會真正成為一個以僅僅具有政治意義的階級標簽為基礎的社會。貧下中農是土改的最大受益者，在鄉村人口中占多數，也被認為是對農業集體化最熱心，從國家的立場而言也是最可靠的社會中堅力量。在國家關于鄉村政治經濟的話語中，“貧下中農”四字，意味著政治上可靠，是社會主義制度在鄉村中最堅定的支持者。具有貧下中農地位的村民，享有各種經濟的和政治的機會，在集體組織中起“當家做主”的作用。他們與生俱來的政治正確性，以及政治話語中的領導地位，也使他們有資格去監督地主、富農成分的村民乃至一般干部。與此同時，貧下中農的標簽也可以作為一個盾牌，使這些村民有更多的行事自由，甚至可以做損害集體利益的事，而不必擔心受到批斗。
不僅地主富農本人一直被歸類為階級敵人，他們的家庭成員也處在社會最底層，被剝奪了各種政治機會，不能入黨入團，不能當兵，不能評為先進分子或者勞動模范，更不能在本地擔任行政職務。經濟上他們也處在十分不利的地位，要承受集體所強加的額外負擔。有些地方，地主成分的農戶，要給生產隊提供義務工，比如每年要給集體完成十天的義務工，不拿工分。如果集體需要向村民籌糧籌款，興辦公益事業或公共工程，地主家庭要比一般的農戶出得更多。“大躍進”時期，有些地方要求地主富農家庭帶頭把糧食交給公共食堂，而他們的糧食配給，則比一般的農戶少，但他們不敢像普通村民那樣，去偷糧食。那些有貧下中農身份的村民，仗著自己出身好，可以毫無顧忌地去偷，甚至偷尚未成熟的莊稼，叫“吃青”，不用擔心受到批斗。因此在“大饑荒”時期，地主富農家庭是最脆弱的一部分，死亡率最高。
平時的生產勞動中，地主富農成分的村民，日子也不好過。干活的時候，如果想表現積極些，干得比別人快一點，其他的村民看到干部來了，就會搶占他們的功勞，讓他們退到后面。在擔東西的時候，讓他們比別人多挑一點。出身好的村民，可以耍滑頭；而成分不好的，根本不敢偷懶，記工分的時候，也可能會受到歧視。雖然跟別人干得一樣多，但是工分可能不如其他人。出身不好的子女，處境也很艱難，在學校里受同學欺負。學業差但家庭背景好的同學可以抄他們的作業，甚至撕毀他們的練習本。“文革”期間，“四類分子”的子女不能加入紅衛兵、紅小兵。要加入紅衛兵，至少需要有中農的出身，有些地方甚至中農出身的學生也不能加入。地主富農以及他們的家庭成員不僅沒有普通村民所享有的機會，而且要受監督。有些地方的地主，每五天要向大隊干部匯報一次。有些地主家庭的孩子，為了改變自己的處境，主動參加批斗會，斗自己的父親，跟階級敵人劃清界線。
由于被邊緣化，出身好的村民很少愿意跟他們公開來往。如果跟地主家有親戚關系，經過他們的家門，也不敢進去串門，怕被別人看見，更不會跟他們建立婚姻關系。地主富農的女兒很難嫁出去，即使出嫁，也只能嫁給身體有殘疾或者名聲不好的村民。地主富農的兒子更不容易討到媳婦。河南某村有這樣一戶地主家庭，家里的五個兒子都沒能討到媳婦，很多地主家庭因此絕后。不過也有些村民在訪談時說，他們只是在公開場合不跟地主家庭的成員接觸，尤其是有干部在場的時候。講良心的村民，則會偷偷摸摸地去串門。有一位訪談對象，繼母是個地主婆，平時在公開場合要跟繼母之間劃清界限，但是每到過年的時候，都會趁天黑，在深夜一兩點鐘，悄悄地去看一下他的繼母。而在政治壓力不大的歲月，尤其是在那些宗族關系比較發達的村落，村民可以跟地主之間自由往來，甚至生產隊長也會把地主出身的親戚請到家里來吃飯。在這些地方，普通村民跟地主富農家庭也保持來往，他們看重的并不是階級標簽，而是個人品行和血緣關系。
可見關于1949年以后的鄉村社會政治關系，有兩個基本的事實。一個是共產黨政權通過使用暴力和強制手段，在經濟上和社會上成功地消滅了地主和富農階級，把國家的行政力量一直延伸到每一個村，給每個村民貼上階級標簽，影響他們的日常行為和自我意識。另一個基本事實是，鄉村共同體原有的內生的社會觀念和行為準則，并沒有完全消失，而是多多少少也延續下來，繼續影響村民的日常交往。對于普通村民來說，在日常生活中，家庭、親屬、血緣和朋友關系，要比外加的組織及其代理人更加重要，更加親密，更富有意義。當然，并不是所有村民對于來自國家的壓力，都采取了相同的回應方式。每個人的處境不一樣，生存策略也不同。在多姓的村落，宗族組織軟弱，國家滲透力相對強大，尤其是在政治上比較極端的年份，比如20世紀50年代初的土改時期，60年代初的“四清”運動，60年代后期的“文革”，村民們要么切斷與地主富農的親屬關系，要么偷偷摸摸地往來。而在單姓的村落，宗族勢力強大，足以抵御國家的滲透。在正常的年份，沒有什么政治壓力的情況下，村民們會把自己的政治標簽忘得一干二凈，相互之間自由來往。
土改中認定的階級結構，在土改以后，已經不再具有原來的經濟上的含義，只具有政治的和象征的意義。這里的關鍵問題是，為什么國家必須要通過政治運動和日常宣傳，來維持這樣一個由不同的“出身”所構成的人為的等級秩序？主要原因在于國家的“再合法化”需求。土改對于共產黨政權在鄉村貧苦民眾當中建立自己的合法性，曾經起到關鍵的作用。可是農業集體化之后，土改所帶來的物質上的好處，已經不存在了。與此同時，國家通過稅收和統購統銷，對于農民進行強制性的、過度的抽取，導致農民普遍產生不滿情緒。因此，要重建自己的合法性，國家必須保持土改中所建立的階級秩序的活力，通過反復的意識形態灌輸和政治運動，使之成為鄉村民眾日常意識的一部分。這樣，盡管農民群眾已經失去了土改所帶來的物質上的好處，盡管在集體化之后，不少農民的生活條件已經不如從前，但是“貧下中農”在政治上的主導地位，地主富農的低人一等，會使普通村民相信，他們已經成了新社會的主人。從國家的角度看，這種精神上的滿足，至少可以部分彌補農業集體化和國家的抽取給農民所造成的物質損失，有助于在農民當中再生和增強國家的合法性。因此，簡單一句話，國家控制鄉村社會，靠的是相輔相成的兩種手段。一個是象征性的、人為制造的、不斷再生的階級秩序，以及相應的政治話語，讓農民群眾相信他們已經翻身解放。經常組織農民“憶苦思甜”，讓他們對國家感恩戴德。另外一個是物質的手段，是對農民在制度上“三位一體”的控制，即集體生產組織，加糧食統購統銷制度，加城鄉隔離的戶口制度，把農民限得死死的。
所以，我同意“強國家”這個說法。相對于過去帝制和國民黨時代，1949年后國家政權對鄉村的滲透，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加入集體生產組織的農民，無時無刻不感到國家的存在。但強國家并不意味著弱社會。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鄉村跟過去不同的地方，不僅在于國家力量的超強，而且農民本身的身份認同和政治意識也發生了復雜的、很有意義的變化。這不僅體現在農民與原來的地主富農也就是“階級敵人”的關系上，也體現在他們與新產生的鄉村基層干部的關系上。給每位農民貼上不同的階級標簽，強調“貧下中農”的領導地位，除了上面講的為增強國家的社會基礎這一動機之外，還有另外一個意圖，就是讓農民產生信心，理直氣壯地去監督干部，防止干部濫用權力。不同于公社領導以及更上層的干部均由上級任命、拿政府薪水，農業集體組織包括大隊和生產隊的基層干部，都來自本鄉本土，不拿政府工資，和普通村民一樣，靠掙工分生活，平時也要參加生產勞動，收入來源跟其他村民沒有兩樣。可是，從國家的角度看，正因為他們是當地村民，是當地宗族、鄰里、朋友網絡關系的一部分，也帶來很多問題。這些人最有可能在集體組織內部營私舞弊，利用集體會計制度上存在的各種漏洞，假公濟私，貪贓枉法。更讓國家領導人擔心的是，很多原來的地主富農，通過賄賂干部，甚至直接占據基層組織的領導職位，重新在鄉村作威作福。“大躍進”過程中之所以出現浮夸風、瞎指揮，死了那么多人，據說正是因為階級敵人已經滲透到鄉村干部組織內部，搞破壞，搞報復，才出現各種問題乃至災難。
要有效制止鄉村干部的濫權行為，國家不能光靠自上而下的一套機制，因為鄉村干部人數太多，有數百萬之眾，上級政府的監督能力畢竟有限。因此，國家的基本策略，是動員千百萬普通農民，自下而上地監督干部。20世紀60年代初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就是“四清”，據說便是出于這樣的動機，至少是這么宣傳的。官方再次強調鄉村中階級斗爭的嚴重性，認為貧下中農有與生俱來的政治覺悟，應該發揮當家做主的作用，跟階級敵人作斗爭，揭發干部的錯誤，監督他們的日常管理。可是在動員農民的過程中，國家同樣面臨跟土改時期一樣的困境：農民同樣擔心來自干部的報復，不僅因為后者依然當權，而且跟他們之間也有親屬、鄰里、朋友關系。因此，上級不得不再次派出工作隊，到每一個大隊，自下而上地做發動農民的工作。工作隊的成員都來自外地，跟當地村民之間沒有私人關系，但是也不容易贏得村民們的信任。所以，工作隊進村之后，必須要住在農民的家里，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取得農民的信任，然后才能讓農民揭發檢舉當地干部。鄉村干部本身也要參加學習班，搞批評和自我批評，“面對面”或者“背靠背”相互揭發，在三級干部會議上檢討自己的錯誤，讓貧下中農代表做他們的監督人。在徹底檢討自己的錯誤之前，不能離開會場。一天三頓，要由家人提供。對于這些干部來說，最可怕的事情，是在群眾大會上交代自己的四不清，被公開批斗，批斗的形式跟以前土改中斗地主沒有兩樣。不少干部被捆綁、毆打、羞辱，有的因為無法忍受而自殺。
“四清”有一定的成果，揭發出各種各樣的問題，其中最普遍的是干部“多吃多占”、私分糧食。但是，搞運動也很容易流于形式主義。有的干部僅僅因為吃了村民的一只梨，或者吃了人家的一頓便飯，便被舉報為多吃多占。問題揭發出來之后，下一步就是要處理。多吃多占的干部，必須退賠。數量多的，要變賣自己的家具、衣物、手表、珠寶，甚至要賣掉農具，才能完成退賠任務。從1962年到1965年，每年冬天，全國各地農村都會搞一次“四清”。時間長了，不少干部在運動中變成了老油條，學會了如何保護自己。有個生產隊會計，精于打算盤，可以把計算結果精確到小數點后面四位數，而那些下來查帳的工作隊成員，不會打算盤，用筆算只能精確到小數點后面三位數。這位會計回憶起這件事，依然感到自豪。有一個村，所有的干部到了冬天都剃光頭，原因是到了開批斗會的時候，群眾沒法揪住頭發，少受罪。到后來，“四清”越來越流于形式，最終被“文革”取代了。
總之，從土改到“四清”，到“文革”，中國鄉村經過歷次運動的沖刷、激蕩，到改革開放之前，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其中既有消極的也有積極的方面。就消極的方面而言，原先鄉村社會最具特色、最為牢固的宗親、人情關系，尤其是儒家倫理影響下人性中善的一面，給沖淡了。舊有的親情、鄉情與新產生的“出身”認同，這兩種自我意識一直在相互交接、沖突。總的趨勢是人與人的關系越來越冷漠、政治化。多年的斗爭、運動，使人與人之間相互猜疑甚至仇視，傳統的“溫良恭儉讓”消退了、不見了。最為嚴重的是，土改中為了攻破村落內部盤根錯節的社會網絡而訴諸暴力，導致地方政治走向激進化，為“四清”中的無情打擊、“文革”中的砸爛一切，埋下了伏筆。但土改以來幾十年的政治激蕩，也有積極的一面，主要是億萬農民的主體意識、參與意識增強了。過去講1949年前的中國鄉村，尤其是農民的自我認知，總離不開“三條繩索”的束縛，即君權、父權、夫權，順從權威、聽天由命、消極無為、得過且過，是基本的人生態度。但是從土改起，農民的精神面貌發生了變化，經過歷次運動中的動員、參與，加上教育的普及，他們不再認命，不畏權威，敢于講話。這種傾向，如果不加疏導，可能會流于暴民政治，一如“文革”中所見。不過，現在回過頭來看，改革以后，農民每當自己的權益受到侵害的時候，會毫不猶豫地進行抗爭；村委會民主選舉，成為改革以來地方政治最大的亮點。所有這些，跟過去幾十年留下的政治遺產是分不開的。放眼整個非西方世界，這也是1949年以后中國民眾的一份十分獨特的精神財富。這種全民自我意識的覺醒和參與意識的形成，如果善加利用，也會構成最為豐厚的底蘊，為今后中國政治在法治的軌道上走向更加開放、更加民主鋪平道路。
作者單位：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歷史系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開放時代》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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