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農村不良風俗吞噬著農民的財富和人心：精準扶貧與移風易俗
年關將近，當各地的人們踏上返鄉之旅時，扶貧干部都還在一線繼續忙碌著。近兩年來，精準扶貧成為了各地的中心工作，政府以及企事業單位的一些干部都被動員到基層去搞扶貧，在他們的努力之下，減貧工作也取得了巨大成效，真應該給他們的付出點個贊！然而，我們在調查中發現，在行政考核和政治動員下，扶貧干部的確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減貧工作僅僅從對干部的嚴格要求下手，能夠取得的成效也是相當有限。尤其是當前農村社會中一些非常不好的風氣——人情越來越重、婚嫁彩禮越來越高、賭博已成氣候，大多數農民都被席卷其中，無法自拔，異化的程度已經超出了人們的想象。一方面是國家不斷加大對貧困治理的投入，另一方面農村地區又的確存在著很多不好的風氣，這些風氣透支著農民家庭的財富，使得貧困治理難以取得長效成果。
人情——“人情不是債，頭頂鍋來賣”
在農村中調研的時候，農民對于人情的看法和抱怨最多，因此也形成了很多有意思的俗語：“人把人皮披上，不趕人情是不行的”、“人情不是債，頭頂鍋來賣”。近些年，農民的家庭收入地區有很大的提高，這在我們調研的最貧困的地區也不例外。但是收入提高了，農民的存款和家庭中用于發展方面的支出并沒有增多，相反家庭中在人情上的開支反而越來越大。
在鄂中某貧困山區調查時，當地需要趕人情的名目非常多：除了比較傳統的婚喪嫁娶，還有小孩滿月、小孩十周歲、成年人三十六歲、五十歲、六十歲、七十歲……都辦酒；建房子，喬遷新居需要辦酒；參軍、考上大學需要辦酒，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比較怪異的事情也要辦酒，比如近兩年興起的刑滿釋放人員回村也要辦酒。不僅人情名目比較多，人情交往范圍還往往比較大，親戚自不必言，稍微有一點沾親帶故關系的要參加，村民小組內的成員、村里關系稍微好的以及在外交往的朋友都要參加，并且參加的人員越多，收的禮金越高，主家就感到越有面子。因此，在那里一般人家辦酒席都是五六十桌，辦一場酒席收一二十萬元禮金都很正常，有錢人家辦酒席基本上都是一百桌以上，而家庭條件差一些的人家辦酒席，禮金往往能收個幾萬元，甚至光棍給自己辦一個生日宴，也能收上萬元禮金。到了過年前后的一兩個月，基本上家家戶戶都是隔三差五的趕場子、送人情，有時候一天要送三四家的人情。普通人家每年人情開支在一到兩萬元之間，而家庭經濟狀況稍好的人家，人情開支都在兩萬以上，甚至貧困戶、低保家庭的人情開支都達到了五六千元/年。
而這些僅僅是這個地區的普遍情況，還有一個鄉鎮更為極端，人情更加嚴重。按照當地的人情來往規矩，送出去的人情再還禮的時候都要加錢，稍微沾親帶故的人這次送出去五百，下次別人家要換回來一千，再下次就要送一千五或者兩千，親戚送一萬兩萬都是比較正常的現象，而主家辦酒席收到上百萬也不足為奇。大多數家庭為了平衡收支，都會盡量的三五年找一個人情名目辦一場酒席，而一些農民看到辦酒席可以賺錢，就想方設法找人情名目辦酒席，衍生出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在訪談中遇到一戶家庭，快七十歲的父親為了支持兒子買車，就提前三四年給自己辦了一場七十大壽的酒席。在人情異化最嚴重的那個鄉鎮，有一戶感覺到人情壓力實在太大，一個給自己送過一萬元人情錢的朋友辦酒席，就不去參加了，也沒有還禮，對方就上門來把一萬元要了回去。
值得說明的是，所講述的這些僅僅是鄂中山區的一個貧困縣，大多數家庭的經濟收入并不高，都要到外地打工賺錢，辛辛苦苦在外忙碌了一年，賺的那些錢過年前后都吃酒席、走人情花完了，家庭的財富大多轉化成為了人情以及房子等固定資產，并沒有進入到財富的再生產環節之中，家庭經濟狀況也就隨著家庭生命周期，從差到好再到差……周而復始。
彩禮——“政府如果出面管管，老表都會很擁護的”
由于人口性別結構失衡而帶來的男性婚姻擠壓問題越來越凸顯，娶妻難成為困擾農村青年男性的頭號難題，而在一些地區這個難題則徹底的轉化成為了經濟問題，即付得起高額彩禮，就不用擔心娶不到媳婦。因此，在農村中就有了很多關于彩禮有意思的說法，“三斤一響”（三斤一百元人民幣和汽車）、“萬紫千紅一片綠”（一萬張5元，一千張100元，至少一張50元的）、“前四后八，一動一不動”（見面禮四萬、結婚八萬、一輛轎車、一棟樓房）……
在贛南農村調查時，農民覺得目前面臨最大的困難就是娶妻難，彩禮價格不斷上漲，正像城市中的房價一樣，接連攀升，從未滑落。七十年代彩禮是伍佰元左右，到了八十年代彩禮逐漸上漲到千元以上，2000年左右的彩禮價格是六七千元，2005年左右達到了一兩萬元，之后一路上漲，2010年就達到了十萬左右，從2013年前后開始彩禮價格達到了十五到二十萬。對于普通農業型地區的農民來講，這是一筆巨額開支。傳宗接代的觀念迫使農民不得不考慮子代的婚姻問題，但是高額的彩禮又給生活添上一副重擔。以至于很多農民都呼吁，“男婚女嫁，國家早就該管一管，雙方父母坐在一起討價還價，像買賣豬牛一樣，男的到了二十四五歲肯定要結婚，但是現在任人宰割，有人愿意出高價，沒有錢，只能過一天算一天。本來《婚姻法》就規定婚姻不能買賣，政府如果出面管管，老表都會很擁護的。”
彩禮價格成為衡量婚姻成敗的絕對主導因素，只要有錢、只要出得起彩禮，就可以找得到媳婦。攀比的社會風氣也在彩禮上表現得淋漓盡致，農民都認為同樣是嫁女兒，自己家的女兒又不比別人差，為什么嫁出去的彩禮就要少？彩禮要價產生的影響是相互的，并且一旦定價形成，就會成為一種結構性的因素，身處其中的農民家庭很難擺脫。如果自己家不要高的彩禮，那么兒子結婚的錢怎么辦，別人又不會不要彩禮！其實，很多農民并不愿意要那么高的彩禮，在他們看來，女兒也是自己的心頭肉，也想把女兒好好地嫁出去，看著她們能夠幸福地生活，而不是將女兒當成賺錢的工具，但是身處于這個結構中最無奈的是個體很難擺脫結構所帶來的命運。
彩禮成為了婚姻中談判的首要并且是最重要的要素，本質上赤裸裸地變成了女兒的賣身錢，即女方父母在收到彩禮之后，才同意讓女兒嫁到男方家里。而男方支付過高彩禮之后，理所應當的認為女性就是自己家的人了，并且由于高額彩禮帶給男性家庭的經濟壓力，使得夫妻小家庭在情感上與女方父母家庭的聯系變得淡漠。彩禮的異化使得普通農民家庭在應對婚姻問題上顯得捉襟見肘，對于那些家庭經濟能力比較差的農民來講，想順利完成人生任務，變得遙不可及，即便是男性身心健康，想要找到一個不健全的女性，沒有一定的經濟實力也很困難。
贛南WZ村X六十多歲，有兩個兒子，大兒子三十多歲，小兒子二十五歲。大兒子的腦子不太好使，2007年結的婚，媳婦是殘疾，兩只眼看不清東西，家里生活十分困難，是低保戶，好在兩個人的兒子比較正常。二兒子腦子也不大好使，直到2015年才有戶口，之前因為超生一直沒辦，他還沒有結婚，在磚廠做苦力。兄弟兩人合建了一棟100多平方米的平房。X一直很想給二兒子討個老婆，但是現在彩禮這么高，他們家條件一直又很差，比較困難，只能多向媒人求助。這樣的家庭介紹難度很大，媒人坐地起價，提出更高的媒錢。年初在媒人的介紹下，X的二兒子和XG縣的一個女孩見了面，女孩才18歲，身體有殘疾，家里還有五六個姐妹。女孩家提出要十六萬的彩禮，但是X家實在拿不出來，也就算了。盡管沒有談成，X家還要給媒人一兩千媒錢，一般都是介紹成功才支付這個費用，但是X家里條件太差，媒人認為介紹的難度太大，另外X本人也實在是想給兒子討個媳婦，讓媒人幫著多留心，所以就交了。
賭博——“家里的希望都輸掉了”
賭博不僅給農民家庭帶來了沉重的負擔，也給社會治理帶來更多的難題。基層精神文化的缺失常常被用作解釋農村賭博現象滋生的原因，在相當大程度上地區可以這樣講，但是如何重塑或者再造基層積極向上的精神文化，仍舊是一個難題。在我們團隊的調研中發現，即便是貧困農村地區，賭博風氣依然風靡，甚至在還要更甚。
寧北某村是重點扶貧村，為了斬斷窮根，地方政府已經花費了巨大的代價將這些移民從西海固地區搬遷出來，對于移民來講，他們當前最需要的是變革自己曾經的生活觀念，盡快的融入到新的社會環境中，轉變過去以農為主、溫飽有余、小康不足的經濟觀念，盡快的適應打工經濟，從而提高家庭的經濟收入。但是賭博使得相當一部分農民還沒有站穩腳跟，就已經面臨著傾家蕩產的困境，賭博場所的灰黑勢力使得他們敢怒而不敢言，從而更加傾向于在政府面前訴苦，訴說生活是如何不幸，甚至編造出新環境是如何影響到了自己收入的謊言，從而為獲取政府更多的支持埋下伏筆。這些反過來又給地方政府的扶貧工作帶來新的難題。對于農民增收來講，不僅要注重開源，還要注重節流，否則還是難以擺脫生活困難的窘境。
在我們所調研的地區，由于冬季氣候寒冷，有著長達五個多月的冬閑期，農民無法外出務工，村莊內又缺乏文化生活，賭博就成為了農民打發閑暇的一種手段。在沒有搬遷之前，幾乎每個村莊都有個別被村民稱為“耍賭”的人，這樣的人很少外出務工，有幾分無賴氣息，靠著耍賭賺一些小錢。過去由于居住相對分散，這些人沒有形成氣候。但是在政府給移民集中安置之后，這些喜歡“耍賭”的人聚在一起，他們以賭為業，形成了一個頗具規模的耍賭派系，設置若干固定和流動的賭博攤點，有專人看場放哨，并且與周邊村莊形成了相互聯動的響應機制——互通信息、互相放貸。
據一位在賭場了輸了七八萬的農民講，這些開賭場的人早已經在派出所附近布置人手，并且開賭的時候還雇有一些閑散人員分布在村莊的各個路口，一旦有陌生的勢力進入，他們都會提前得到通知，迅速地轉移陣地。以2015年為例，當年很多農民都參與到了賭博中，而輸的上萬的農民不在少數。以一個180戶居民的小組為例，從調查掌握到的不完全數據來看，當年輸在8萬元以上的就有三四戶，這些家庭因為輸的比較大，家庭產生了較大的糾紛，因此農民才知道這些事件，而輸的在8萬以下的農民很難進行完全統計。有的人家整日被賭場逼債，有的人家婦女氣得要跳河自盡，有的人家為了還債只能想方設法以貧困戶的名義從政府那里獲得無息貸款，還有的人家輸了之后就去村里鬧著要貧困戶資源。我曾采訪一位年輕婦女，兒子還在讀小學，她的丈夫輸了八萬多元，她在講述自己家經歷的時候，那種無奈、痛苦讓人久久難以釋懷。她辛辛苦苦起早貪黑的打工，一天才賺八十元，丈夫有點技術在外打工還可以賺一兩百元/天，欠下巨額賭債之后，她終日以淚洗面，“家里的希望都輸掉了”，對于女人來講，這種傷害更為巨大，她曾想到報警，但是考慮到報警之后萬一警察真的認真來處理這些事情，丈夫說不好還要坐牢，所以就放棄了這個念頭。她覺得，“錢再重要，也沒有人的話把子重要”。那一個多月，她想起來這些事情就會忍不住哭泣，甚至還跑到了黃河邊尋短見，被熟人帶了回來。
精準扶貧與移風易俗！
上文所講述人情、彩禮、賭博的那些片段都是發生在當前貧困治理的重點縣，都是國家投入了巨額項目資源的地方，但是這些風俗帶來的問題就像黑洞一樣，吞噬著農民的財富、吞噬著國家的扶貧資源、吞噬著人心。國家加大對貧困地區的資源投入固然重要，但是在基層社會塑造良好、積極、奮進的社會風氣比輸入資源更為重要，否則再多的國家資源投入都無法堵住陋習所帶來的資源消耗黑洞。而且，這些異化的人情、彩禮以及賭博問題又何止僅僅是那些地區，在我們所調研的大多數農村，基本上都存在這些問題。
要實現對農村社會的有效治理，要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移風易俗勢在必行。如果任由人情、彩禮以及賭博等風氣滋生，那么無疑就抽空了農民的家庭資源，抽空了國家惠農資源，讓農民家庭失去了發展的希望和動力。并且，需要警惕當前社會中存在的一些諸如國家不應該干涉社會等看似站在人民立場的話語。事實上，無論是人情、彩禮問題，還是賭博等問題，任由社會風氣發展的話，最終受害的還是農民，并且農民也不斷呼吁國家加強治理，在社會沒有形成有效自治的時候，國家擇機介入是必要的，當前治理這些難題刻不容緩。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鄉土社會正在發生著前所未有的巨變，以往相對均質化發展的村莊正在發生著階層分化，但是這種分化并沒有產生階層固化，農民對于階層地位的焦慮轉化為一系列經濟和社會行為的競爭與攀比，大多數農民家庭愿意孜孜不倦地奮斗，關鍵還是能夠看到家庭上升的希望，因此也就有了發展的動力。在農村，大多數家庭依然可以通過半工半耕的家計模式實現家庭財富的積累，隨著家庭生命周期的起落，村莊內始終是一個有上有下的流動著的分層體系，處于村莊底層的人們也不至于感到絕望，并且仍然有相當多的家庭通過讀書等方式實現了家庭在村莊中階層位置的上升。因此，扶貧不僅要向農村輸入資源，更應該移風易俗！
（作者系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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