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鄉在隴東（甘肅省最東部），地處廣袤而荒涼的大西北，前幾年卻因“天價彩禮”火了一把。的確，隴東地區的彩禮已非一般農村家庭所能承受。然而事實上，除了天價彩禮，隴東地區的青年男子結婚時還要擔負更多的結婚支出。
天價彩禮與天價婚姻
在以前，彩禮作為一種婚姻的象征符號存在。彩禮的多少，主要由男女兩方家庭的重要親戚協商決定，協商的過程，有時是男女方家庭博弈的過程，有時則會成為雙方家庭互相禮讓的過程。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農民收入的增加，彩禮標準也相應地增加，但總體而言對農民來講并不是很高。在2008年以前，隴東大部分農村地區的彩禮僅僅幾千元，2008年時才一萬出頭，但是在2009年初，彩禮開始大幅上漲，至年底已直逼三萬元。之后幾年彩禮更是急劇上漲，2011年左右已經漲到了五六萬元。到了2013年，彩禮又漲到了七八萬。這一上漲趨勢并未停止，至2015年年底，隴東地區的彩禮已經突破了十萬元大關。我老家所在的縣，彩禮普遍漲到了十一二萬甚至更多。一些縣的彩禮更是高達十五萬元，但對于這樣高昂的彩禮，當地的農民認為彩禮仍然偏低。
不可否認的是，隴東地區農民的收入也在增加，所以農村青年男子結婚時支付十余萬彩禮，對于隴東地區的很多家庭而言并非是絕對的天價。但問題在于，在隴東的很多地方，青年男子結婚并非僅僅需要支付彩禮。
在隴東的很多地方，青年男子娶媳婦除了需要支付女方父母彩禮，還要承擔名目繁多的支出，其中最主要的是男方父母給媳婦的零花錢。男方父母要給未來的兒媳婦準備零花錢是隴東很多地方歷來的禮數。零花錢的數量不確定，通常會在男女兩方家庭確定彩禮錢的時候商議，數量從幾萬到十幾萬不等。零花錢有其實際的存在意義：最直接的意義就是零花錢是女方父母為女兒爭取地位的一種方式，因為女兒若擁有可資支配的零花錢，在夫妻關系中不至于處處受丈夫的牽制。更重要的是，零花錢有時承擔了財富在代際間轉移的功能。雖然零花錢在男方家庭手里，但實際上是從男方父母手中流到了兒子和兒媳手中，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兒子和兒媳對父母的代際剝削。在農村，獨生子女家庭非常少，一個家庭中有好幾個男孩子的現象并不少見。正因如此，女方父母為了不讓自己的女兒嫁到婆家后不受罪，都會盡量多為女兒女婿爭取零花錢。如此一來，有些年輕人結婚的零花錢遠比彩禮多!
除彩禮、零花錢這兩項主要花費外，青年男子結婚還需要負擔掛鎖、裝修新房、辦酒席等費用。筆者簡單地估計后發現，隴東青年男子結婚至少需要26萬元，而這只是在不買房、不買車的前提下，一些人在結婚時還要房或者要車。在筆者所在的縣城里買一套房，首付大約需要10-15萬，加上裝修費大約需要20萬，購置一輛私家車的費用則需要5萬元以上。這樣一來，如果要房或者要車，結婚時的花費則至少為31萬。
我的兩個堂叔的情況十分具有代表性。二叔在鄉政府工作，結婚時的彩禮是108000元，并給了兒媳80000元零花錢，為了能讓他們在縣城買套房，家里又給了兩個新人20萬。三叔結婚時彩禮106000元，因為在家務農不用買房，但是結婚時家里還是給了兒媳婦15萬零花錢，此外兒媳還要了一輛車，車款15萬。算下來，兩個叔叔結婚總花費大約為80萬，這不得不讓人為之一震。對于一個農村家庭來說，10萬元或許尚可以承受，但是一下拿出80萬元真是難之又難。
“天價”婚姻的形成及其秩序
布迪厄在《單身者舞會》一書中曾對法國農村地區的單身者現象進行了研究。他認為市場的統一抵消了在一個有限市場中農民找到女人的社會機制。封閉的世界越開放，女人的眼光越多地關注城市，就越有機會在農民世界之外找到配偶，女人從較低階層向更高階層流動，男人卻仍局限在自己的婚姻圈。布迪厄的觀點雖不能解釋隴東地區的婚姻現象，但可以為理解天價婚姻提供一個視角。
伴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以及地方的開放，全國性勞動力市場初步形成，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尤其是青年外出務工，而這也導致了相對封閉的、有限的區域性婚姻市場不斷開放、統一。一方面，在廣闊的婚姻市場中，女性有更多的選擇，因而在婚姻市場中越來越占據有利地位，這迫使男性通過不斷提高自身的競爭力提高其在婚姻市場中地位。另一方面，在全國性勞動力市場形成的背景下，外出務工的農民因其自身的差異而分化，村莊內部自有的分化也越發顯現，農村出現了明顯的階層分化。在全國性的勞動力市場形成和婚姻市場開放的背景下，女性可以通過婚姻實現向上的階層流動。當婚姻更多地被當做實現階層流動的工具時，其結果是婚姻更偏向理性算計，更趨物質化?，F在的農村青年女子找對象，對對方的家庭經濟情況尤為重視，有時男方家庭的經濟條件甚至成為了嫁不嫁的決定因素。因而處于婚姻市場中不利地位的男性，只能通過提高彩禮、零花錢等手段增加自己的競爭力，使得彩禮水平在競爭中不斷走高。
此外，對婚姻的物質化追求也導致了人們對彩禮要求的提高，這其中也包括一些想借嫁女兒發財的人。農村人喜歡攀比，別人家的女兒彩禮有八萬，我家女兒的彩禮就得九萬。這種“追高”的風氣使彩禮不高也難。
當然，農村的彩禮之所以越來越高，還跟農民錯誤的認識有關。他們認為長期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限制了新生兒數量，在這種政策背景下，傳統重男輕女思想使得男嬰的數量多于女嬰，新出生幼兒男女比例失衡，等到他們到了適婚年齡，適齡女青年的數量遠遠低于正常水平。俗話說“物以稀為貴”，適齡女青年變得“值錢”自然順理成章了。在這種情況下，女方父母為使自家閨女嫁的體面，于是在商議彩禮的時盡量往高談，彩禮制定的主動權轉向女方，男方家庭則處于被動的地位。男方當然也可以甩手不干，但是好媳婦兒難求，加之彩禮普遍昂貴，此刻不出手，再拖只會越難辦，這就好比女方現在正處于“賣方”市場一樣，所以在彩禮這件事上一個愿打一個愿挨。
正因為全國性勞動力市場的形成、婚姻市場的統一以及階層分化，構筑了彩禮不斷飆升、結婚成本不斷上漲的現實格局。在這一格局下，男方家庭又通過支付更多的彩禮、零花錢提高自身在婚姻市場中的競爭力，女方家庭則憑借其在婚姻市場中的有利地位所要更多的彩禮、零花錢。婚姻成本在這兩種力量的推動下持續上漲。
婚姻的再生產
理論上，結婚成本越高，農村男青年結婚應越困難。然而在筆者的家鄉，目前尚未出現這種情況。婚姻再生產依然在繼續。在天價彩禮、天價婚姻的背景下，農村的婚姻依然能夠維持著再生產，這不得不歸功于農村特殊的環境。
其一，根深蒂固的“任務觀”為農村父母給兒子娶妻提供了價值基礎。在隴東的很多地方，父母將給兒子娶媳婦等作為其人生中的重要任務。大人們常說，“把孩子學供出來，媳婦給娶了，我的任務就完成了”。因此，為了完成自己的任務，很多父母會早早地攢錢，為兒子結婚做準備。所以，即便需要承受日益上漲的彩禮、結婚費用，青年男子的父母也會一邊感嘆“給兒子問不哈（找不到）婆姨了”，而另一邊又在四處為兒子打聽對象。
其二，彩禮的轉移支付也成為農村婚姻再生產的重要動力。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在全國性勞動市場和婚姻市場的統一以及階層分化等因素的影響下，農村的彩禮、婚姻支出不斷上漲，但是上漲的彩禮并沒有完全成為某一個人的私人財產。相反，大部分彩禮成為婚姻市場中流動不居的婚姻資本。表面上，彩禮由男方家庭轉向女方家庭，女方家庭暫時擁有了這部分資金，但事實是，大多數女方家庭同時也是男方家庭。女方家庭通過嫁女獲得了彩禮，而其在娶妻過程中又轉變成為男方家庭，因此這時的男方家庭又需要向另一女方家庭轉移支付彩禮。因此彩禮始終處在不斷地流通或轉移支付中，并在這個過程中推動了農村婚姻的再生產。只有那些只有女兒、沒有兒子的家庭，彩禮才會停止流通和轉移支付，成為家庭的私有財產，進而成為消費資本。
其三，親族的幫助是農村青年男子娶妻的重要保障。對于大多數農民家庭來說，一下拿出幾十萬現金十分困難。所以在兒子結婚需要錢的時候，農民首先會想到向親族尋求幫助，在他們看來這是理所應當的事情，這種理所應當甚至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我大伯的兒子即將在半個月后結婚，但是這些年大伯并沒有攢下太多的積蓄，而大伯的兒子結婚又要10萬元彩禮，還要給兒媳10萬零花錢，此外還要給兒子買輛車。但是大伯能拿出手的錢只有10萬。過年這幾天，大伯三番五次地給親族里的親戚打電話借錢。大伯給我父親打電話時是這樣說的：“你無論如何要給我想辦法湊兩萬塊錢，你必須給我靠住”。除了向我父親借了2萬，大伯還向大姑借了一萬，向我二姑借了一萬，還向我的幾個表哥表姐各借了一萬。這些人有很多背著幾十萬的貸款，但是他們在大伯求助時，都沒有拒絕，反而將這當做一種義務，一種作為親戚的義務，大伯給兒子娶媳婦，親族湊錢是應該的。他們甚至覺得，如果我的大伯一分錢都沒有，即便借錢也要幫他。
其實，他們之所以這樣做，一方面是由于在他們的內心世界中早已形成了親族間互相扶持的權利義務觀，所以在親戚遇到困難時他們理應搭把手，使自己在遇到困難時，也可以有底氣向親族尋求幫助。另一方面，向親戚提供幫助也涉及自己的面子。在農村社會里，潛在地形成了這樣一種權利義務觀，如果在某人需要幫助的時候，尤其是在兒子娶妻這樣的人生大事面前，作為親戚有義務幫助其完成這一重大“任務”，如果他們不這樣做，會被村里人笑話。正是這種親族觀和權利義務觀的存在，使得農村父母能夠在這一重大挑戰面前有喘息的機會。
正是根深蒂固的“任務觀”，彩禮的轉移支付以及親族的幫助形成了“三位一體”的社會機制，使得隴東地區的農村家庭在天價彩禮的重壓之下仍能維持婚姻再生產。一旦這一機制被破壞，農村的婚姻再生產秩序就會出現巨大的變動。屆時，“單身者舞會”極有可能出現在中國的農村大地上。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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