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婚娶親本是件喜事，如今在一些地區卻成了農民的沉重負擔。問題就出在巨額彩禮上。以河南省柘城縣周邊為例，這些年來娶親禮從六萬六、八萬八一路飆漲，后來干脆按斤稱人民幣，再加上一輛汽車和一棟樓，估算下來，一對新人從相親到過門，開銷得要50多萬元。為了幫助兒子完成婚姻大事，一些農村家庭不僅要拿出多年的積蓄，還要四處借債。
事實上，無論城鄉南北，都有結婚送彩禮這樣的傳統。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老三件：自行車、縫紉機、手表，到改革開放后的摩托車、金首飾，再到如今的房子車子，人們對彩禮的追求也是跟著時代不斷變化的。而彩禮之所以在農村地區廣泛存在，并較城市更有影響，也是基于現實的考慮。這里面有傳統農戶養老上的局促，也有農村家庭急于脫貧的壓力。而近年來愈演愈烈的巨額彩禮背后，更多反映出來的是新的時代背景下農村男性婚戀的困境。
如今在農村，男女性別比例失衡已成共識，農村男青年在婚戀問題上的話語權和選擇空間更加有限。除此之外，農村彩禮不斷攀升還與經濟發展有關。這些年來隨著農村收入水平的提升，大部分農民手里都有錢了，一部分富裕起來的農民手頭更加寬裕，這就為巨額彩禮的出現提供了物質基礎。
不斷加快的城市化、工業化進程，城鄉之間更加頻繁的交流，又構筑了農村彩禮不斷飆升、結婚成本不斷上漲的現實格局。除了通過考學等渠道離開農村的，還有大量的鄉村女青年涌入城市，從事著餐廳服務員等方面的工作。傳統鄉村相對封閉、單一的婚姻“市場”也隨著人口流動趨于開放和多元。與此同時，村莊內部農戶的不斷分化又使問題進一步凸顯，有的家庭愈加富足，有的家庭則后勁乏力，甚至跌落到貧困的序列，更加重了在婚姻競爭中的不利。
轉型期的鄉村社會，運轉方式也與以往不同。村莊集體與村民之間關聯減弱，村民呈現更加原子化的狀態，也為婚姻中攀比之風的形成提供了土壤。在一些地方，鄉村紅白理事會以及鄉賢缺失，傳統鄉村風俗逐漸式微，長期缺乏有效引導，一旦有人開了高額彩禮的頭，跟風接踵而至，時間一長便成了整村整鎮乃至整縣范圍內農民生活的常態。反過來，這種風氣又壓迫著人們的內心，制約著人們的行為，打破這樣的“規矩”也就更加困難。
在這樣一個環境中，作為單獨的個體要想去改變這個現實是很困難的。然而鄉村的習俗是可以生長的，彩禮也如其他鄉風民俗一樣，不可能一直延續一個固定的樣式。需要的是綜合考慮社會的發展、思想觀念的轉變、社會保障水平等等，從多個方面入手。
加強宣傳引導是首先要做的，比如有的地方就抓住了農村人愛看戲的特點，在新戲排演上做文章；拍攝微電影廣為播放，各村街頭貼宣傳畫，村委會開大喇叭……這種村村不落、鋪天蓋地的宣傳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當然，觀念的轉變還是要基于現實的生活。說到底，大部分父母索要彩禮也是為了孩子能有一個基本的保障，這也是為什么越窮的地方彩禮越高。鄉村生活中有很多現實的問題需要去解決，比如需要數額龐大的彩禮去為兒子娶親、家里的老人正在等一筆錢去看病等等。只有引導、幫助村民發家致富，消除鄉村的貧困，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一些村民通過嫁姑娘改變家庭拮據的現象。而生產上欣欣向榮、生活上充滿希望的鄉村，本身也是在增加婚姻籌碼的重量。
開闊年輕人的眼界同樣重要。沒有走出農村的年輕人與見過世面的人，在婚姻中的選擇余地是不一樣的。前者更容易局限在原有的狹窄的社會空間內，也更易受一地風氣的影響。趁著年輕走向更大的世界，增長閱歷和見識，不僅能提升自身能力，也能增加尋找真愛的機會。
當然，鄉村有鄉村運行的邏輯，即使如今與城鎮聯系更加緊密，仍不能忽視鄉村內在的肌理。比如村民們但凡有點閑暇時間都會在莊前屋后聚在一起閑聊，借此了解彩禮的“行情”，就是這一肌理的一部分。需要做的便是了解其中的習俗和文化，并且善加利用。
這里，可以借用費孝通先生的研究來幫助認識鄉村的狀況：我們的鄉村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聯系。雖然如今受到人口流動、市場大潮的沖擊，這圈圈波紋依然顯著影響著農民的生活，這也是中國鄉村非常獨特的地方。打破巨額彩禮固有的體系，鑰匙就在這波紋以及人們日常的柴米油鹽之中。而這些，并不是一兩個部門就能完成的，需要探索的是一套全新的鄉村治理架構，村級集體在這方面顯然還有很大的余地。
往小里說，這是一個移風易俗的事情；往大里說，又關系著農村秩序的重建。而如今，諸如上世紀五十年代組織村民熱熱鬧鬧觀看《朝陽溝》的場面還并不多見，從這一點來說，對鄉村社會的關注顯然是不夠的。
彩禮之所以在農村地區廣泛存在，并較城市更有影響，也是基于現實的考慮。這里面有傳統農戶養老上的局促，也有農村家庭急于脫貧的壓力。而近年來愈演愈烈的巨額彩禮背后，更多反映出來的是新的時代背景下農村男性婚戀的困境。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民日報 2017-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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