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線建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自1964年起，在中西部地區的13個省、自治區[1]進行的一場規模宏大的經濟建設。它橫貫3個五年計劃，投入2000多億元巨資，建起了1100多個工礦企業、科研單位和大專院校。近30年來，學術界對三線建設及相關問題展開了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2]對于三線建設所形成的這類數量龐大、影響深遠的企業，已有一些學者展開了研究。不過，這些研究或論述其發展歷程，或關注其經濟調整，或探討其社會生活，大多側重于實際問題的論述，而沒有從理論層面深入剖析三線企業的本質。筆者曾在《社會史視野中的三線建設研究》一文中，提出可以引入社會學領域的單位制理論來探討三線企業，指出它們是一種單位社會，但限于主題和篇幅，未能在該文中展開進一步的論述。[3]因而，筆者擬續接前文，在探討三線企業的形成背景、選址環境、社會特征的基礎上，結合相關理論，深入剖析其社會本質，以深化三線建設及三線企業的研究。
一、三線企業的形成背景
三線建設，是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進行的。20世紀60年代，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針對復雜的國際形勢和國內條件做出了這一戰略決策。1960年代中期中國周邊的國際關系緊張，面臨著來自蘇聯、美國等多方面的軍事壓力、戰爭挑釁和侵略威脅。毛澤東、中共中央出于國家安全的考慮以及對蘇聯衛國戰爭經驗教訓的總結，決定進行大規模的后方工業建設。因此，備戰是三線建設的主要動因。三線建設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基于我國工業布局調整的考慮。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的工業集中分布在東北和東部沿海地區，西部地區工業基礎尤其是國防工業薄弱。在均衡發展思想和戰備形勢的影響下，中央試圖通過一、二線地區支援三線地區，來改變我國不合理的工業布局。除了備戰和改變工業布局這兩個動因外，還有一些學者提出，“反修防修”的考慮、優先發展重工業指導思想的影響也是國家進行三線建設的原因。[4]
毛澤東、中共中央做出三線建設的決策后，國務院和有關部門對建設目標、總體布局和計劃實施等作出了一系列的安排和部署，隨之在三線地區展開了長達17年的大規模建設。三線建設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1964~1970年為第一階段，投入資金560億元，占同期全國基本建設總投資的48.5%；1971~1980年為第二階段，投入資金1492億元，占同期全國基本建設總投資的36.4%。[5]當時的三線建設，是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由中央政府直接主持，傾全國之力來進行的。因此，在短短的十多年內，中西部地區建成了包括交通、國防、原材料、能源、機械、紡織等產業在內的1100多個大中型工礦企業、科研單位和大專院校。在所有的三線項目中，建成的工礦企業的數量最多。
根據形成方式，三線企業可以大致劃分為三類：新建型、遷建型、改擴建型。新建型是原本沒有該企業，三線建設時期才在三線地區新建的企業。遷建型是將原一、二線地區的企業搬遷到三線地區所形成的企業。改擴建型是三線地區原有的企業進行大規模改建或擴建后形成的企業。[6]當時，東部地區的工廠企業以“一分為二”或者全遷的方式遷入內地，或并入內地既有企業，或另建新廠，因此三線地區以新建型和遷建型的三線企業居多。例如，三線建設時期重慶地區有42家軍工企業，其中，新建和遷建的有31家。[7]甘肅天水地區有37家三線企業，基本上都是新建型和遷建型企業。[8]這些新建和遷建的工礦企業在選址時要求嚴格，需遵循相應的選址原則。當然，不論哪種類型的三線企業，都是當時特殊歷史背景下形成的產物。
二、三線企業的選址及環境
出于國防安全的考慮，三線企業在選址時普遍遵循“靠山、分散、隱蔽”的方針。根據毛澤東“大分散、小集中”和“依山傍水扎大營”的指示，周恩來、李富春等人提出了“靠山、分散、隱蔽”的選址原則。1964年7月1日，周恩來在接見越南國家計委副主任阮昆時說：工業布局問題，從戰爭觀點看，要設想一、二、三線，不但要擺在平原，也要擺在丘陵地區、山區和后方。工業太集中了，發生戰爭就不利，分散就比較好。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羅瑞卿在向中共中央、毛澤東的報告中提出：“今后，一切新建項目不論在哪一線建設，都應貫徹執行分散、靠山、隱蔽的方針，不得集中在某幾個城市或點?！盵9]當月，國家建委召開一、二線搬遷會議，提出要大分散、小集中，少數國防尖端項目要“靠山、分散、隱蔽”，有的還要進洞。[10]這個方針原本用以指導部分機密性高的軍工企業選址，但后來被當作三線企業普遍的選址要求，在執行過程中還向著極端的方向發展，轉變成“靠山、分散、進洞”（簡稱山、散、洞）的要求。
由于受“靠山、分散、隱蔽”選址方針的影響，大部分三線企業都遠離城區，分散建在農村，甚至偏遠的山區。例如，陜西新建的400多個三線項目，近90%遠離城市，分散在關中和陜南山區的48個縣、450多個點上，多數是一廠一點，有的甚至是一廠數點，被群眾稱之為“羊拉屎”“瓜蔓式”“村落式”布局。漢中飛機工業基地，下屬28個單位分散在2個地區、7個縣的3000多平方公里范圍內，其中一個企業被分散在6個自然村落中。[11]西南地區多山，三線企業更是分散到了各地的農村和山區。例如，原航空工業部在貴州省的○一一基地，下屬47個企事業單位，分布在畢節、安順、遵義3個地區和貴陽市的9個縣、區內，縱橫300多公里。[12]重慶市的118個三線單位，大多分布在周邊的山區。[13]南川興建了寧江機械廠、天星儀表廠、紅山鑄造廠、紅泉儀表廠、慶巖機械廠等5個兵工廠，這些企業全都建在偏僻的山區，甚至山溝里?？傮w來看，雖有少數三線企業建在城市，但一般都是在城市的郊區或者城鄉結合部，而大部分工礦企業建在了偏僻的農村或山區，處于一種相對封閉的環境之中，對其社會結構、生活及文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三、三線企業的社會特征
從地理位置和環境來看，三線企業大多位于農村地區。那么，作為一種社會組織形式，三線企業具有的是鄉村社會的特點，還是城市社會的特征呢？
對于鄉村社會和城市社會的區別，人口學家、地理學家較多關注人口規模、人口密度和空間結構等外在形態，而社會學家則更多關注其組織形式、社會結構、功能發揮、社會關系等內部特征，并進行過許多比較研究。例如，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在《共同體與社會》一書中，將社會區分為禮俗社會與法理社會，分別對應于鄉村和大城市兩種人類生活的組織形式。[14]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在《社會分工論》中將人們結合在一起的社會紐帶分為“機械團結”與“有機團結”，以此來區分鄉村社會和現代城市社會。[15]另一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則從居民的心理特征來區分城市與傳統鄉村，認為都市的社會結構和形態導致了都市生活的諸多特征，而鄉村遲緩的生活節奏與其居民的心理特征相對應。[16]以帕克為代表的芝加哥學派不僅關注城市的空間布局，更注重于城市各個結構組織部分相互之間的功能分化與聯系。[17]美國城市社會學家路易斯·沃斯更關注城市中的人際關系和生活方式。[18]
綜合人口學家、地理學家、社會學家關于鄉村社會和城市社會的對比研究，并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我們可以從人口密度、生產方式、戶籍身份、生活方式、社會差異、社會關系等方面來分析三線企業的社會特征。三線企業通常在一個較小的空間范圍內匯集了幾千甚至上萬人，人口密度較大。這些企業主要從事工業化生產，區別于周邊地區的農業生產，往往形成“墻內飛機導彈，墻外刀耕火種”的分隔狀況。居住在廠區的人員，除了為數不多的民工和部分家屬外，大部分人都具有城鎮戶籍，顯然政府將他們納入到城市人的管理體系中。由于我國在當時業已確立嚴格的城鄉二元分隔體制，戶籍制度的藩籬基本上阻斷了周圍農村人口進入三線企業成為產業工人的可能性，使得三線企業的職工與周邊的農村人分屬兩類戶籍世界。[19]同時，三線人在吃、穿、住以及文化娛樂、福利保障等方面皆有別于周邊的農村人，有著獨特的廠區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三線企業內部的職業分工較為簡單，職工們的工作與生活環境基本相同，社會角色也較為相似，因而社會內部的差異性不大，具有很強的同質性。在同一個封閉的環境中，三線人相互之間比較熟悉，關系亦非常密切。有文章指出，“三線職工都生活在親緣和地緣關系交織而成的這張關系網”，“每個職工家庭，便是關系網上的紐結，有的父子變成了同事，上下級變成了親戚，誰和誰都不能不沾親帶故。血緣、姻緣、人緣形成了一個無法解開的關系網”。[20]可見，三線企業屬于“熟人社會”的類型，這和鄉村社會又有相似之處。
表1 三線企業各方面的社會特征
從人口密度、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戶籍身份等方面來看，三線企業具有城市社會的很多特征；但從地理環境、社會差異、社會關系等方面來看，又具有鄉村社會的部分特點。因此，在中國特殊歷史背景下形成的三線企業，應該是一種介于城市和鄉村之間的特殊社會組織形式。
四、三線企業：一種特殊的單位社會
對于三線企業這種特殊的社會組織形式，目前學界尚未有研究者專門剖析其社會本質。僅筆者在《社會史視野中的三線建設研究》一文中，簡單指出它們是一種單位社會。下面將詳細闡述之。
單位，是1949年以來中國社會最基本的組織形式。一般認為，單位組織是我國在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一種特殊的社會組織，它是由國家興辦，相對獨立地承擔經濟生產或社會事業發展職能，并代表政府對其成員實施管理、提供福利服務的組織的總稱。[21]它既是一個“就業場所”[22]，也是一種再分配體制[23]，還是整合社會成員的有效機制，因而擁有政治動員、經濟發展、社會控制三位一體的功能[24]，具有功能合一性、生產要素主體之間的非契約關系、資源的不可流動性等特征[25]。單位是一個小型社會，個人不可能脫離它而獨立生存，而單位本身也是通過依靠國家來得以生存和發展的。[26]在單位社會里，人們相互熟悉，沒有陌生人，是一個“熟悉的社會”，一個“沒有陌生人的社會”。同時，個人與單位的關系由于資源主要由單位壟斷分配的機制而變得異常的緊密，人們從搖籃到墓地，生生死死都離不開單位。[27]
單位主要包括我國的黨和政府機關（行政單位）、國有管理及服務機構（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企業單位）三類組織[28]，國有企業是第三類單位。三線企業是在計劃經濟時代，國家大力支持下營建起來的國有企業，它和其他單位一樣具有經濟、政治、社會三位一體的功能。企業的全部經濟活動，包括原料供應、生產銷售、勞動力使用、報酬支付、利潤分配，都由上級行政機構根據計劃控制，嚴重依賴于國家的調控。工廠通過健全的黨群組織對工廠的行政管理進行監督，直接行使行政管理權，并通過政治思想工作和黨員先鋒模范作用來動員全體職工的積極性[29]，以達到政治動員的作用。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代表國家對職工負起生老病死的無限義務，向其提供就業、住房、醫療、娛樂等社會保障服務。加之地處偏僻的農村、山區，三線企業為尋求生存，不得不搞“小而全”、“大而全”，盡可能做到配套成龍，工廠里的各種生活、醫療、教育設施一應俱全，成為一個封閉的小社會。例如，四川彭州的錦江廠、岷江廠、湔江廠“都建了各自的子弟學校（及后來的技校）、托兒所、電影院、籃球場、商店、蔬菜店、煤店等等，生產、生活設施，應有盡有。錦江廠還建了一座很有點規格的招待所，讓湔、岷兩廠望塵莫及。湔、岷兩廠也建了一座有一百張病床，占地25畝的職工醫院。”[30]這其實就是一個無所不包的單位社會。因此，究其本質，三線企業就是一種介于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單位社會。
由于地理環境和形成背景的影響，作為一種特殊的單位社會，三線企業有著不同于一般單位組織（包括其他國有企業）的一些特點。首先，其他類型的單位組織大多位于城市，而三線企業受選址方針的影響，大部分都建在偏僻的農村、山區，甚至大山的山溝、山洞中，因而極為封閉。例如，貴州一個廠的車間建在遠離交通干線的深山溶洞中，一到冬季，大雪封山，與世隔絕。群眾感慨道：“洞中方數月，世上已千年?！盵31]在這樣的環境下，三線企業的封閉性和自給自足性就體現得更為明顯，在某種程度上呈現出文化孤島特征。其次，三線企業在興建過程中，大多是新建或遷建，由此產生了一個個分散的“嵌入式”企業。這些企業有不少職工是遷來的外地移民，因而在企業內部的“熟人社會”中形成了頗具特色的移民文化。這和歷史上的貴州屯堡人、新中國的建設兵團有相似之處。[32]再次，除了外來移民外，后來三線企業也從當地大量招工，使得企業人員來源逐漸多元化[33]，外來文化與本地文化、城市文明與鄉村文明在這里產生了碰撞與融合，形成了三線企業獨特的“廠文化”[34]。
改革開放之后，三線企業的社會狀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隨著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國有企業實行政企分開、擴大自主權，具有了相對獨立的地位，“國家—單位—個人”之間的強制性依附關系急劇減弱。同時，在政企分開和市場化改革的背景下，國有企業所承擔的住房、養老、醫療保險、社會福利等社會保障功能基本市場化，其政治功能和社會功能逐漸弱化。[35]此外，三線企業在調整改造時，地址偏僻的工廠大多進行了搬遷或改造，和周邊地區有了更多的交流和互動，不再是一個封閉的小社會。伴隨著單位制的逐漸解體，原來“企業辦社會”的多元化職能必然回歸社區。[36]因此，一些三線企業正逐漸從“單位社會”向“社區社會”轉變，這是三線企業社會變遷的一種主要趨勢。當然，目前三線企業的情況十分復雜，或破產倒閉，或繼續存在；或留在原址，或搬遷新址；或改制，或合并。不同處境的三線企業，其變遷情況也不一樣。當代三線企業的社會變遷，是一個復雜而漫長的過程。
五、結論
綜上所述，三線建設企業是特殊歷史背景下形成的產物。從地理位置來看，由于受“靠山、分散、隱蔽”選址方針的影響，三線企業大多建在農村、山區，處于一種偏僻而封閉的環境之中。從社會特征來看，三線企業在人口密度、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戶籍身份與社會差異、社會關系等方面分別呈現出城市社會和鄉村社會的特征。究其本質，三線企業是一種介于城市和鄉村之間的特殊“單位社會”。同時，三線企業又有著自身的一些特點：和城市中的單位組織相比，三線企業的地理位置偏僻，封閉性和自給自足性更強，一定程度上呈現出文化孤島特征；作為“嵌入式”企業，內部形成了頗具特色的移民文化；外來文化與本地文化、城市文明與鄉村文明在這里進行碰撞與融合，形成了獨特的“廠文化”。改革開放以后，三線企業的社會狀況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其變遷過程復雜而漫長，主要趨勢是逐漸從“單位社會”向“社區社會”轉變。
在單位研究領域，目前學界一般都是將“單位”作為一種全國性的、普遍的組織和制度納入研究視野，對不同類別的單位組織研究較少。[37]作為一種特殊但廣泛存在的單位，三線企業的社會研究能豐富“單位社會”的研究類型，進一步發展單位制理論，理應引起更多的重視。
注 釋：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第十五屆國史學術年會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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