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梳理產生于歐洲的“內生式（鄉村）發展模式”之背景、歷程、內涵、實踐進程的基礎上，給予“內生式發展模式”以中國式定義。
關鍵詞：內生式發展模式 中國式定義
如同“家庭農場”一樣，“內生式發展模式”也是一個外來詞。本文試對有關文獻進行一些初步的梳理、介紹，并對其能否在中國落地生根及其現實意義作一些膚淺的分析。
內生式發展模式的背景、過程、內涵、實踐及其與“內生發展理論”的區別
內生式發展模式產生的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隨著世界工業化、城市化程度的不斷提高，一方面大都市的經濟和生活迅速得到改善；另一方面，處于發展中國家的不發達地區的傳統鄉村發展停滯不前甚至衰弱。因此，20世紀70年代以后，如何解決鄉村地區的貧困問題，越來越為各國所重視。為了解決鄉村地區的衰弱問題，最先產生的發展模式是外源性發展（exogenous development），即由外來企業或委托政府開發援助。然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開發的弊端也逐漸顯露，它不僅導致農村經濟、文化的獨立性喪失，而且使環境和資源陷入危機。于是，就有了內生式（內源式）發展模式（endogenous development）。
內生式發展模式形成的過程。1975年，瑞典Dag Hammarskjold財團在一份關于“世界的未來”的聯合國總會的報告中正式提出了“內生式發展”這一概念，報告認為：“如果發展作為個人解放和人類的全面發展來理解，那么事實上這個發展只能從一個社會的內部來推動”。這一概念包括五個要點：即發展只能從內部來推動、消除絕對貧困（Needˉorientet）、自力更生（Selfˉreliant）、保護生態（Ecologically sound）、社會經濟結構變化（Based on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其中“自力更生”的概念，來源于經濟學者Dudlley Seers，他認為，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經濟建設的基本理念來源于毛澤東的“自力更生”。
20世紀80年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組織了一批研究項目，從“內生式”（endogenous）和“外源型”（exogenous）兩個對立面進行深入探討。歐洲學者們在研究南歐鄉村地區發展戰略的時候，不斷豐富了內生式發展理論。這一時期理論的重點在于強調鄉村內部資源（包括人力資源）的充分利用與開發，以及本地動員對于鄉村發展的重要性。
20世紀90年代以后，日本展開了一場關于內生式發展模式的反思，這場反思的結果使學者認清了鄉村之間和城市之間網絡化的交流與合作（partnership collaboration）對于實踐內生式發展模式的重要作用，并成為近年日本地方自治體合并浪潮的一個理論依據。
隨著不發達地區的鄉村發展問題逐漸成為全世界共同的課題，內生式發展的研究工作越來越深入，實踐不斷擴展，并得到中國相關學者及時而積極的評價。如社會學家陸學藝（2001）認為，“內生式發展模式應該成為中國農村發展的理想形態”。
內生式發展的理論內涵。對于內生式發展的概念，主要的代表人物及其觀點有：⑴Vander Ploeg and Long認為，內生式發展意味著一個本地社會動員的過程，它需要一個能夠將各種利益團體集合起來的組織機構，去追求符合本地意愿的戰略規劃過程以及資源分配機制，其最終目的是發展本地在技能和資格方面的能力。因此，內生式發展往往被視為一種進步的發展模式，它使得發展的過程由本地控制，發展的選擇由本地決定，發展的利益保留在本地。⑵Carofoli認為，內生式發展意味著一種轉換社會經濟系統的能力；反應外界挑戰者戰的能力；促進社會學習，引進符合本地層次的社會規則的特定形式。換句話說，內生式發展是在本地層面進行創新的能力。⑶宮本憲一認為內生式發展模式包括四個要點：首先，地區內的居民要以本地的技術、產業、文化為基礎，以地區內的市場為主要對象，開展學習、計劃、經營活動。但這并非是地區保護主義。如果忽視與大城市、政府之間的關系，那么地區也是不可能自立的。其次，在環保的框架內考慮開發，追求包括生活、福利、文化以及居民人權的綜合目標。再次，產業開發并不限于某一種相關產業，而是要跨越復雜的產業領域，力圖建立一種在各個階段都能使附加值回歸本地的地區產業關聯。最后，要建立居民參與制度。自治體要體現居民的意志，并擁有為了實現該計劃而管制資本與土地利用的自治權。⑷聯合國《馬德里宣言》：2000年舉辦的聯合國和平文化國際會議發表了《馬德里宣言》宣布要在四項“新合同”的基礎上提倡內生式發展全球計劃。包括新的社會合同，承認人是經濟發展的推動者和受益者；新的自然合同或環境合同，其中包括長期的觀點和緊急采取措施來保護世界生態現狀；新的文明合同，用以預防文化的同質和喪失作為人類共同財富的無限的多元化和創造力；新的道德合同，以確保全面落實構成我們個人和集體的行為守則的價值觀和原則。總而言之，即提倡基于知識和內部能力的全球性的發展能力。
張環宙、黃超超、周永廣三位國內學者認為，雖然上述學者對于內生式發展的描述各有不同，但仍有一些相通的要點，即以當地人為開發主體、培養當地的發展能力、保護生態環境、保護文化的多元性和獨立性、建立能體現當地人意志的組織、擴大地方自治權力等等。
“內生式發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與“內生增長”（endogenous growth）的區別。“內生增長理論”已收入《辭海》第六版，但“內生式發展模式”還沒有收入《辭海》。張環宙、黃超超、周永廣三位國內學者指出，“內生式發展”和“內生增長”在國內學界存在研究邊界模糊、使用混合的情況。實際上，“內生式發展”和“內生增長”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總體而言，這兩個概念分屬不同學科，針對不同的現實背景，擁有不同的強調重點。在現實背景上，內生式發展模式以不發達地區尤其是鄉村地區為對象；而內生增長理論以工業化向后工業化轉化的發達地區為對象。在研究領域，內生式發展模式屬于社會學、人類學、文化學領域；而內生增長理論屬于經濟學領域。在強調重點上，內生式發展模式立足本地的持久發展；而內生增長理論以內生技術進步促進經濟增長。
內生式發展模式的實踐。國際上主要為聯合國、歐盟和一些民間組織通過項目援助來進行。范范尼（Fanfani）對意大利60多個通過內生發展模式發展起來的地區進行鑒別發現，這些地區發展的成功在于家禽豬肉和帕馬森干酪的生產。國內的實踐，還主要是一些民間組織的援助項目，還沒有擴展到農村區域性的發展。
內生式發展模式之中國解讀
在梳理內生式發展模式的背景、過程、內涵、實踐的過程中，筆者感到，雖然內生式發展模式首出于歐洲，但也適合中國農村。不僅適合單一援助項目，也適合農村地區的整體發展。雖然還沒有形成清晰的理論體系，這一方面，為中國農村內生式發展的研究和實踐提供了空間；另一方面，其共同強調的觀點，源遠流長，積累深厚，更值得中國借鑒。
首先，內生式發展模式產生的背景是世界工業化、城市化程度不斷提高以后的農村衰退。中國也正在經歷著這樣的過程，內生式發展模式就為中國農村發展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
其次，內生式發展模式根植于農耕社會的優良傳統，根基穩固。一些歐洲學者認為，內生式發展模式根植于過去的舊傳統。所謂根植于過去的舊傳統，就是根植于農耕社會。不論中國的工業化、城鎮化如何發展，農業、農村和農民必然存在，農業生產的經濟再生產與自然再生產有機結合的特點不會消失，近鄰和宗親關系構成的熟人社會仍會薪火相傳，等等，農耕社會的主要特點也就同時存在。內生式發展模式強調當地人為開發主體、培養當地的發展能力、保護生態環境、保護文化的多元性和獨立性、建立能體現當地人意志的組織、擴大地方自治權力，也就使得農耕社會優良傳統的繼承和發揚光大有了新的機會。
其三，內生式發展模式與我國正在進行的新農村建設及其一系列方針政策十分楔合。中國的新農村建設，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協調推進農村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建設。可以說，中國農村的內生式發展，比其他國家來得更早、來得更廣泛深入。
第四，內生式發展模式為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等新型經營組織開辟了成功的道路。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鼓勵和支持承包土地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流轉，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為內生式農村發展模式的落地生根提供了組織載體；而內生式發展模式又為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開辟了走向成功的道路。經營組織與發展道路，互為表里，互相促進。
與內生式發展模式誕生之地的歐洲農村比較，中國農村的現實也有不對稱的一面。一是中國人多地少，中部農區尤其如此。二是農地流轉不暢，難以形成內生式發展所需的經營規模。三是農村勞動力與家庭人口轉移不同步，勞動力進城，老人小孩留守農村，老人農業日趨嚴重，有資金無人能要，有技術無人領頭，有增產增收潛力無人能干，當1940、50、60年代的農村老人逐步逝去后，誰來種田，正在困擾著人們。這些，都成為農業、農村內生式發展的障礙。所幸的是，隨著中國城鄉一體化的擴展和深入，這一系列問題，也正在得到有效的解決。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這些，都為內生式鄉村發展模式的中國化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從字詞的意義來講，不少字詞的最初意義往往是比較單純的，完整的意義大多是后來衍生的，且字詞定義可以因地制宜，與時俱進。內生式發展模式一詞，無疑可以結合中國的實際進行中國式的定義。據此，筆者認為，內生式發展模式一詞的中國定義可表述為：在城市之外的廣大鄉村，以當地農民為主體，以農業為主業，利用國家和城市的各種有效支持，充分挖掘農業內部的生產能力，并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體制，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讓農民享受到與市民同等水平的生活，進而實現農業、農村持續發展，代際傳承，永續利用。其核心是以當地農民為主體，以農業為主業。為此，就要在總結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進行一系列綜合性改革。
有了這樣的中國式定義，內生式發展模式就會在中國落地生根，也就同時能夠在內生式發展模式的研究和實踐中，與世界各國開展廣泛的交流與合作。
主要參考文獻：
1、《內生式發展模式研究綜述》，浙江教育學院地理系副教授張環宙、浙江大學管理學院碩士黃超超、浙江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周永廣博士合著，國家社科基金資助項目、浙江省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浙江省社科規劃常規課題。原載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37卷第2期，2007年3月號。
2、《內生式發展模式——一個跨學科的研究述評》（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王志剛、黃棋合著，原載《教學與研究》2009年第3期，《新華文摘》2009年第14期摘編）。
3、《歐洲新農村的發展范式》，[匈]古斯托．內梅什、蘇珊娜．法吉卡什著，龐娟譯，原載《經濟與社會體制比較》2007年第2期，《新華文摘》2007年第14期摘編。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