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樣本的扎根理論分析
摘要：通過在G開發區的田野調查，對40戶失地農民進行深度訪談，掌握了大量一手文本資料。運用扎根理論的技術方法，通過開放式編碼、關聯式編碼和核心式編碼三個步驟，對訪談記錄和田野觀察日志進行文本分析，得到影響失地農民市民化的45個初始概念因素、16個類屬因素、7個范疇因素，提煉出資源獲得、社會支持以及社會適應等3個主范疇因素。結合農民內生需求，以“故事線”方式建立起“資源-支持-適應”的綜合影響因素模型，即資源獲得是失地農民市民化的基礎條件，社會支持是制度性保障，社會適應是重要的生活狀態。按照“資源-支持-適應”模型的政策意蘊，政府應當從征地補償、就業創業、支持和服務體系、群體心理和觀念以及社會認同和適應等5個方面，構建起促進失地農民市民化的多樣化政策工具和體系。
關鍵詞：失地農民； 市民化； 影響因素； 扎根理論； 可持續資源獲得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項目“我國城鎮化進程中利益主體行為扭曲機理與治理機制研究”(14YJC630076)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進入城市化加速發展的階段，城市化率年均增長率高達1%，目前城市化率已經超過50%。在高速城市化進程中，一些地方因征地拆遷產生了“一夜暴富”群體，但在大量的農村和城郊地區，征地拆遷卻帶來了數量巨大的失地農民。中國社科院發布的《2011中國城市發展報告》指出，中國失地農民總量已經達到5 000萬左右，而且以每年300萬人的速度增加。張玉林認為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失地農民數量被嚴重低估，依據全國征地面積和人均土地面積變化，估算出當前中國失地農民的數量在1.3億左右。如此巨大的失地農民群體，已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轉型所面臨的重大難題。在社會系統中，相較于其他社會群體，失地農民更具有脆弱性、敏感性和抗爭性特征。據統計，中國爆發的群體性事件60%與土地有關，征地拆遷引發的社會糾紛和沖突占社會上訪總量的40%。因此，解決失地農民問題是維持中國社會秩序穩定和社會結構轉型的內在需要。
失去土地對農民來說具有重要影響：一方面，失地農民原有生活的場域和社會秩序猛然地斷裂和遭到徹底瓦解；另一方面，重構和整合出一種新的生活狀態卻又困難重重。因此，化解失地農民問題的核心在于促進失地農民市民化，實現由農民向市民的轉變，更好地融入城市社會中去。失地農民市民化是一項系統的社會工程，需要通過科學的制度設計加以整體把握，否則就會有引發更大范圍社會風險的可能。那么，幾個理論研究問題就是：在大部分被征地拆遷的農村和城郊地區，失地農民在社會轉換中的根本需求是什么？失地農民的市民化進程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這些影響因素和政策設計之間有何聯系？本研究通過對G開發區40戶失地農民進行長達20天的跟蹤訪談，通過扎根理論對訪談記錄進行梳理和編碼，從內生需求角度總結和歸類影響失地農民市民化的因素，為系統化、科學化的政策設計提供理論指導和啟示。
一、文獻綜述和研究視角
二、研究方法與資料來源
（一）研究方法與運用邊界
（二）研究數據及其整體描述
三、編碼過程與研究結果
（一）開放式編碼
（二）關聯式編碼
（三）核心式編碼
四、綜合影響因素模型的政策蘊含
（一）建立動態的、長期的征地補償機制
（二）成立由失地農民自我經營和管理的市民公司
（三）以可持續生計理念構建政府支持體系
（四）以職業發展營造穩健的群體社會心理
（五）以社區文化建設來增強社會認同
五、研究結論
通過在G開發區的田野調查，對40位失地農民的訪談記錄和田野觀察日志的扎根分析，獲得了影響失地農民市民化的類屬、范疇和主范疇三個層面的因素。基于失地農民內在需求和“再社會化”的理論，構建起“資源-支持-適應”綜合影響因素模型。具體的邏輯關系為：失地農民市民化影響因素包括來自資源獲得系統、社會支持系統以及社會適應系統三個方面的影響因素，資源獲得是失地農民市民化的物質條件，社會支持是失地農民市民化的制度保障，社會適應是聯結資源獲得和社會支持兩個系統性因素的中間變量，它既是失地農民市民化的重要內容，也是影響失地農民市民化進程的潛在因素。“資源-支持-適應”影響因素模型還具有廣泛的政策含義，結合扎根理論的內在邏輯和來自G開發區的案例，本文認為促進失地農民市民化需要構建起包括動態的、長期的征地補償、內生的就業創業體系、完善的政府支持和服務、培養健康的群體社會心理和觀念，以及穩定的社會認同和社會適應等在內的多樣化政策工具和體系。
作者簡介：楊磊，管理學博士，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城市發展與基層政府治理。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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