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基于理論分析，勞動對權能感可能有重要影響，而工作倫理可調節二者關系。本文將勞動操作化為勞動收入、勞動時間、勞動強度、勞動控制、勞動技術和勞動體驗六個維度，借助調查數據，分析了勞動對權能感的影響，同時探究了工作倫理的調節作用。本文認為，勞動對農民工的權能感有顯著影響，具體表現為勞動控制越弱，勞動技術越低，勞動體驗越差則權能感越低。另外，勞動對權能感的影響受到工作倫理的調節，工作倫理越強則勞動對權能感的影響越小。
引言
近年來，農民工自殺事件頻繁發生。一些研究者圍繞農民工的遷移經歷，分析了遷移壓力、遷移意義、社會支持、社會交往、社會經濟地位、社會資本等因素對其精神健康的影響，另一些研究者則將視線轉到了勞動領域，分析了權益保障、工廠體制、組織治理等因素對農民工精神健康的影響。但是，這些研究的落腳點仍是農民工的精神健康問題，我們認為農民工權能感普遍較低，這種無力感讓他們走上絕路，即便其不具備典型的精神健康問題。農民工的勞動和生活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說勞動形塑著他們的生活和感受。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農民工的勞動深深影響其權能感。這正是本文的研究主題。
一、文獻回顧
權能感理論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它既針對個體層面，也涉及人際和集體（社區）層面。個體層面的權能感表現為感覺到自身的重要性，并可以控制當下和未來的生活；人際層面的權能感則體現為個體在人際互動中具有影響力；而集體（社區）層面則指個體相信群體的力量，并積極參與到群體的實踐活動中。權能感不但指權能提升的過程，也指提升的結果。正因為權能感是一種對生活的感受，與勞動領域有較為明晰的界限，分析勞動與權能感的關系才有助于我們了解勞動對工人生活領域的影響。
維倫斯基就發現勞動對工人的影響未因工作結束而結束，而是侵入到了他們的生活中。其實，這種現象早已在馬克思的勞動異化理論中被清晰闡述。馬克思認為在雇傭勞動過程中，因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產品等的分離，導致生產過程出現意義的流失，進而侵蝕勞動者的精神世界。這種情況不僅發生在勞動過程中，還會延續到生活中，這一過程便是異化。馬克思將異化的過程分為四個階段：勞動產品異化、生產行為異化、人的類本質異化、人與人相異化。具體而言，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勞動者被剝奪了勞動產品，也被剝奪了勞動的意義。在這種無意義的勞動中，工人的自由隨之流失，他們有強烈的逃脫感。最終，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變得疏遠了，人與人相異化了。
后繼的研究者從不同生產方式下的具體勞動特性出發，同樣發現異化現象的存在。布雷弗曼在分析資本主義勞動過程時發現，資本家通過“概念”和“執行”的分離，使工人喪失了技術的完整性。工人只是某一工序的執行者，卻沒有完整產品的概念。“工匠”所具有的創造性榮耀徹底消失了。不過，韋伯發現，除異化機制外，工作倫理也影響著勞動對生活的作用。韋伯認為在新教倫理的影響下，工作被視為一種天職，工作的意義便是榮耀上帝。因而，即便工作需要勤勞、節儉，但勞動者卻倍感榮耀。而在現代社會，工作倫理已成為道德戒律：即使工作不能帶來結果或者帶來的結果不是你需要的，但你仍必須繼續工作，因為工作便是善，而不工作則是惡。在這種觀念下，工作既是道德目標，也是實現目標的手段。這些工作倫理將勞動視為價值和自身的目的，這種對勞動的神圣化成了異化的對立面。在馬克思的異化理論中，異化的勞動具有外在強制性和意義流失性的特點，而韋伯等提出的工作倫理則是借助勞動之外的意義感和神圣感來增強勞動的主動性，使得勞動更加合理化，從而削弱異化。可以發現，在雇傭勞動形式下，勞動因異化而影響工人權能感，而工作倫理則會削弱異化的作用，或者說工作倫理會削弱勞動對權能感的作用。
基于此，本文提出兩個研究假設：
假設1：勞動對農民工的權能感有顯著影響；
假設2：工作倫理越強，勞動對農民工權能感的影響越小。
二、數據與測量
本文的數據來自2012年1月至2月期間的“外出務工人員調查”。調查對象為15歲—60歲、跨縣（區）外出務工、被他人雇傭從事非農活動至少半年以上的農業戶籍勞動力，不包括各種類型的自雇和雇主。此次調查由江蘇省、安徽省、河南省三所本地生源較多的高校，選擇一兩個社會學相關專業的班級，班級同學本著自愿參與原則利用寒假調查返鄉過年的農民工，每名學生最多只能調查10位農民工。在調查過程中，問卷由調查對象填寫。最后獲得有效問卷1469份，涉及10個省的153個縣/區。囿于資料局限，本文主要分析關注點勞動與全能感的關系，以及工作倫理的影響，而不是推論我國農民工群體的全能感感受等。
（一）因變量：權能感
（二）自變量：勞動
本研究將勞動具體操作化為勞動收入、勞動時間、勞動強度、勞動控制、勞動技術和勞動體驗六個維度。
（三）調節變量：工作倫理
在不同時期，不同人群對工作意義的認知也不盡相同。本研究的控制變量包括性別、年齡、受教育年限、行業和職位。其中，性別為二分類變量，行業和職位均為三分類變量。變量的描述統計情況可參見表1。
（四）控制變量
本研究的控制變量包括性別、年齡、受教育年限、行業和職位。其中，性別為二分類變量，行業和職位均為三分類變量。
三、分析結果
結合研究假設和變量操作化，本研究建構了以權能感為因變量的六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表2）。模型I、II、III是不考慮工作倫理的影響，以全樣本納入的分階段回歸模型，用于檢驗假設1，即勞動對權能感的影響效果。模型IV、V、VI則是以三類工作倫理樣本，分別進行回歸模型，依次為工作倫理弱、工作倫理中等和工作倫理強，用于檢驗假設2。以工作倫理因子得分的均值加減一倍標準差劃定出分界線，以此分界線將樣本分割為三部分，分別為工作倫理弱、工作倫理中等和工作倫理強。
依據模型III，可以發現，控制變量中，性別和職位通過了顯著性檢驗。控制變量中的年齡、受教育年限和行業則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勞動對權能感的影響方面，勞動控制、勞動技術和勞動體驗均具有顯著作用。其中，勞動控制越強，農民工的權能感反而越高。勞動技術和勞動體驗則表現出技術含量越高、技術靈活度越高、勞動體驗越積極，農民工的權能感越高，這和以往對勞動異化的理論分析基本一致。另外，勞收入、勞動時間和勞動強度并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這三個因素對農民工的權能感沒有顯著影響。綜合而言，假設1得到支持，勞動對農民工的權能感有顯著影響。這種影響主要取決于具體勞動的特性，即勞動控制、勞動技術和勞動體驗。而抽象勞動，即勞動收入、勞動時間和勞動強度，對農民工的權能感沒有顯著作用。
當工作倫理介入到勞動與權能感的關系后，異化程度出現差異。當工作倫理較弱時，異化作用明顯，勞動對農民工權能感的解釋力度也大為提升；而當工作倫理較強時，異化被削弱，勞動對農民工權能感的解釋力大幅下降，甚至消失。假設2得以證明。
四、結論與討論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得到以下結論，勞動對農民工的權能感有顯著影響，這些影響主要由具體勞動的特性實現，抽象勞動的特性并未影響到權能感。另外，這種影響受到工作倫理的調節，工作倫理越強則勞動對權能感的影響越小。具體而言，在工作倫理較弱或中等時，勞動對農民工的權能感影響顯著；在工作倫理較強時，勞動對農民工的權能感沒有顯著影響。
透過這些結論，可以看到，在理論方面，雇傭勞動中的異化現象確實存在，而且雇傭勞動對工人的生活感受造成負面影響。本研究進一步發現，勞動的異化作用主要通過具體勞動的特性實現。同時，工作倫理對勞動異化具有調節作用。
在現實層面上，目前，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仍是支撐“中國制造”的中流砥柱，農民工是該產業的主體。對農民工精神危機的干預，不僅要關注其精神健康層面，更要關注其感受到的社會處境；不僅要從生活領域找原因，更要從勞動領域探究問題根源。只有改善其具體的勞動過程，提升其工作價值感，最終增強其權能感，才能從更為社會性的層面化解其精神危機。
最后，結合以上研究結論，我們提出一些從勞動領域改善農民工權能感的建議，具體如下：
首先，要加強對農民工的勞動技術培訓，實行靈活的崗位制度；其次，提升農民工的積極勞動體驗；最后，重視農民工工作觀念的培訓。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只摘抄核心觀點，分析過程有刪減）
參考文獻略
（作者單位：栗治強，南京政治學院政治機關工作系；王毅杰，河海大學社會學系）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發展研究》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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