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國城鎮化進程極大地改變了傳統社會的城鄉文化關系，引發城鄉文化認同危機。與西方國家不同，中國城鄉文化具有同源性、一體性和互哺性，都面臨著現代性、全球化的挑戰。城鄉文化認同既不是城市文化的一元化，也不是城鄉文化的多元主義，而是建立在社會主義文化及其核心價值基礎上的一體多樣化。社會主義是城鄉文化賴以和諧共生的命運共同體。要確立包容性發展戰略，推進城鄉價值認同建設，以優秀文化傳統來維系，以活躍城鄉居民交往來增進城鄉文化認同。
【關鍵詞】文化認同；城鄉文化；新型城鎮化；和諧共生
一、問題的提出：城鄉文化的對立與沖突
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總是發生在特定的地域空間，形成帶有區域特征的特定文化。在中華文明發展的幾千年漫長歷史中，城鄉文化和諧共生一直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其根源就在于城鄉之間通過地緣親緣和貿易的紐帶，形成了小農經濟與手工業相結合的相互哺育的經濟社會聯系，城鄉居民之間形成了以儒學思想為主導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認同。但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隨著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的興起，社會化大生產方式逐步確立，傳統的鄉村小農經濟與城市手工業相結合的生產模式普遍破產，城市以工業為主體，農村以農業為主體，形成了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以及源于農業文明的鄉村文化與源于工業文明的城市文化、外來文化的差異和碰撞。只不過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前，一方面，中國工業化進程緩慢，農業經濟占主體，中國傳統文化仍然占主導，城鄉文化的差異更多地表現為“城”與“鄉”物理空間上所附著的文化差異；另一方面，新中國建立后，實行嚴格的城鄉戶籍制度和生活資料按計劃供給，城鄉之間沒有出現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城鄉居民經濟聯系和社會交往很少，城鄉相互封閉，各過各的日子，城鄉文化的巨大差異被人為地控制住了，沒有形成嚴重的文化沖突。但是，自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信息化快速發展，極大地改變了傳統社會原有的結構和運行機制，人們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發生了重大改變，城鄉文化關系也為之一變，由原來的相互斷裂、隔離，變成相互碰撞、對立和沖突。城市文化憑借工業化的資本優勢和城鎮化的政策推力，通過傳媒、教育、市場、人口流動、旅游等各種途徑，以強勢姿態全面“下鄉”、廣泛滲透，城鄉文化逐步同質化、鄉村文化逐步邊緣化，引發了城鄉文化的認同危機。
其一，城市化對鄉村文化價值的否定，造成了城鄉文化內在的對立和沖突，很大程度上動搖了城鄉文化認同的思想基礎。鄉村文化是農民長期從事農業生產和鄉村生活形成并發展起來的一整套思想觀念、心理意識和行為方式。它表現為無形的，如農民的情感心理、生活情趣、處世態度、人生追求和行為習慣，也表現為有形的，如民風民俗、典章制度和生活器物等。鄉村文化的價值，從根本上說，它承載了農業生產、農民生活和農業文明的思想價值、思維習慣和生活方式，其中有許多珍貴和合理的文化元素，特別是價值觀，如對自然的尊重，淡泊名利的處世態度，人際交往中崇尚中庸、忠恕、互助，社會關系中重視秩序、規范等。城市文化是建立在工業文明基礎上的，包含著現代社會的許多進步理念，如崇尚創造與變革、講求效率與效益、尊重知識與人才、注重法治與平等。與鄉村文化相比，城市文化具有天然的優越性，更適合現代社會的需要。在城市文化的強烈沖擊下，農民普遍失缺了安身立命的價值歸屬和生活生存的精神支柱，他們面臨著要么承認鄉村文化的低劣，機械模仿、接受城市文化；要么不接受同化、采取心理隔離策略的艱難選擇。城鄉之間產生新的文化鴻溝，鄉村文化失去了獨立性，淪為城市文化的附庸。
其二，城鄉地域景觀逐步同質化，鄉村文化賴以生存的文化生態日漸消失。多年新農村建設，按照城市化的邏輯運行，對農村村落造成的損害非常嚴重?！皬拈_發區建設到城市的擴張，從‘撤村并居’到‘土地整理’，都以消滅農村、驅逐小農為歸結：迄今已經吞噬了8300多萬畝耕地、清除了至少140萬個自然村和1億2700多萬小農?！盵1]另據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統計數據，傳統村落大量消失，現存數量僅占全國行政村總數的1.9%。專家估計，有較高保護價值的傳統村落現存不到5000個[2]。文化生態學認為，文化差異首先產生于不同的自然環境條件。鄉村文化是建立在鄉村的物質載體之上，一旦這些物質載體消逝，鄉村文化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
其三，農村“空心村”與城市“城中村”逐步形成和擴大，導致城鄉文化矛盾從城鄉之間延伸到城市內部。當前我國農業發展首先面臨的難題就是“誰來種地”。我國農業勞動力老齡化很快，從全國來看，農業從業人員中50歲以上的比重已超過40%，再過幾年這一比重將達到50%。像江蘇等沿海發達省份“實際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平均年齡58.6歲”[3]。老人農業的背后，是大量青壯年農民工從鄉村遷徙到城市，政府花很大力氣建起來的農村公共文化服務設施被空置。而流入城市的外來農村人口受自身文化素質、生活習俗、職業環境和社會制度等因素影響，又難以融入城市社會，成為“都市鄉民”。都市鄉民在城市大規模復制鄉村生活方式，“老鄉”意識、“故鄉”情結、“同鄉”傳統成為他們社會聯結的主要紐帶。據統計，“深圳市屬于‘同鄉村’概念的群體就有643個，120萬四川人按地域聚居在一起而形成的‘四川村’就有幾十個”[4]。城鄉文化的對立與沖突已不限于城市與鄉村傳統的二元結構之間，而延伸至新舊市民、外來人口與本地人口等城市內新二元結構，造成城市社會的分裂、隔離甚至對立。
其四，市場經濟和農村工業化推動農民身份發生多角色轉變。無論是留守農民，還是都市鄉民不再能準確自身定位，普遍出現了集體性身份焦慮。“農民”的稱喟似乎成了弱勢群體的符號特征?！皬V大農民急于擺脫‘農民’的身份符號，極力追求現代化、城市化的生活方式。既存的鄉村文化處于解體之中，而新的適應鄉村社會的并健康發展的文化秩序尚待建設，從而出現了文化‘真空’?！盵5]很多農民思想困惑和迷茫，對曾經作為精神支撐的傳統價值觀不再自信，在價值評價和行為選擇上無所適從，“我是誰”、“我往哪里去”的問題非常真實地擺在他們面前。
二、中國城鄉文化認同的特殊性
文化認同最早是西方學者提出的一個心理學、哲學、社會學的重要概念和社會現象，學界對它的定義很多。王立洲認為，文化認同是人們對某種文化在觀念上和心理上持認可和接受的態度，它可以使人們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價值觀，從而在價值取向、思維模式、行為模式等方面達成一致，形成一股強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6]。文化認同包括文化形式的認同、文化規范的認同和文化價值的認同，其中文化價值的認同是核心認同，也是國家認同、民族認同、政治認同、自我身份認同的最深層基礎。本文主要討論以價值觀為核心的文化認同。
考察世界城鎮化發展歷史，城鎮化進程不僅是一個經濟增長的過程，更是一個城鄉社會融合發展的過程。早期的城鎮化或者說傳統城鎮化，主要解決的是物的問題，包括城市擴張、地產開發、景觀建設、產業布局、經濟規模等?，F代城鎮化或者說新型城鎮化，主要解決的是人的問題，而人的問題，不僅是城鄉居民能夠獲得均等化的公民權利和社會福利，還應包括城鄉居民能夠培育起現代文化的進步理念。在城市化進程中如何處理城鄉文化關系，中西方面臨的歷史與現實條件存在較大的差異。西方發達國家主要解決的，是城鎮化進程中新加入個體和少數族裔與原有城市社群之間的文化沖突問題。在美國，從19世紀到20世紀中期，最有影響的是所謂“熔爐”（meltingpot）理想。美國是上帝的熔爐，“生活在一起的不同群體共同打造一個全新的美國文化；融合在這樣一個新的美國文化里的是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所代表的文化，每一個生活在美利堅合眾國的人將為共享一個自由平等的美國文化而自豪?！盵7]但這樣一種“合眾為一”的熔爐理想在美國并沒有實現，今天的美國“種族歧視極其嚴重，少數族裔繼續遭受系統性歧視”[10]其根源就在于“移民被熔化的過程也就是被同化（assimila?tion）的過程”?！八^同化有兩方面含義：一方面是說由‘百分之百的美國人’去改變其他民族和種族移民的歷史傳統、文化特性和道德標準；另一方面說新移民要學會適應新文化、接受新思想，進而成為新民族中的成員?！盵9]1882年美國開始實行排華法案，其理由就是因為華人不能被美國文化所同化?？梢?，熔爐思想的實質，是一種美國文化的中心主義和美利堅民族的優越論。到了20世紀60年代末，在風起云涌的民權運動中，“美國原先的熔爐（meltingpot）理想逐漸被拋棄，代之而起的是主張各群體保持自身文化傳統和特定性的‘馬賽克’（mosaic）或‘沙拉’（salad）理念?！盵6]這又走向另一個極端：文化多元主義，主張各族裔各群體在文化上，甚至政治上的自治。
中國城鄉文化關系問題，既表現為弱勢、邊緣但人數眾多、規模巨大的農民工群體如何融入城市社會并成為市民的問題，又表現為作為中華傳統文化母體和根基的鄉村文化對城市文化具有極大的反哺價值，鄉村文化必須得到保護、傳承和創新，以城鄉文化認同促進城市中外來人口、市民和鄉民的社會融合。具體地說，中國城鄉文化認同的特殊性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其一，中國城鄉文化具有同源性、一體性，優秀傳統文化構成了城鄉文化認同的最深厚基礎。認同是對共同或相同的東西進行確認。文化認同的本質內涵是尋求文化的一致性或同一性。農業文明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和源泉，中國鄉村文化集中體現了農業文明的核心價值理念。“負載著中國五千年文明的生產方式是農耕經濟，而農耕經濟的載體不在城市在鄉村。所以，以鄉村為載體成長起來的中華文明之根也不在城市，在鄉村?！薄皬倪@個角度看，中華文明是屬于鄉村社會主導的文明”[11]。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學思想占主導，其以人為本的主體精神、仁者愛人的人道精神、剛柔相濟的堅忍精神、貴中尚和的中和精神、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等，這些被稱之為中國人的“老道理”、“真精神”已深深扎根于中華民族的血脈和思想意識中，成為城鄉文化共同的核心價值理念和滋養源泉。無論是城里人還是鄉下人，從來到這個世界，就耳濡目染這些道德精神，就奉行這些道德規范。反之，“發端于
300年前西歐的現代文明，是一種以工業文明為基礎以城市化為表征的文明?！盵12]工業文明的最好載體不是鄉村，是城市。盡管現代工業文明或現代城市文明提出了諸如科學、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等美好理念，但它是建立在對農業文明、對鄉村的排斥基礎上的。西方發達國家城市化道路，基本上走的是城市取代鄉村、城市文化取代鄉村文化的兩元歸一的過程。
其二，中國城鄉文化具有互哺性，城鄉文化認同既表現為城市文化向農村、農民工強勢滲透的單向過程，也表現為鄉村文化對城市的反哺互補的雙向互動過程。大量農民工進城改變了城市人口結構。農民工的城市融入，不是少數人（移民、農民工等）被多數人（本地市民）吸納，像深圳、廣州、蘇州等沿海發達城市，外來人口超過了本地人口，出現了移民城市，實際是多數的外來人口與少數本地人口融合的問題。而且，未來20年農民市民化的數量相當巨大，有近4億農民需要轉化為市民。進城農民在習得、內化城市先進文化的同時，也積極、能動地改造、創造城市文化，不斷拓展他們在城市生存的文化空間。據零點研究咨詢集團曾進行的一項居民生活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居民普遍具有對傳統文化流失的危機感，北京、上海等8城市61.7%的城市居民認為我們正在失去傳統文化[13]。而目前我國一些城市正在蓬勃興起的都市農業運動，代表了一種都市文明與鄉村文明交融、工業文化與農業文化和諧共處的現代城市文明方向，從一個側面印證了鄉村文化對城市文化的反補價值。同時，還應看到，進城農民工群體由于數量龐大，其內部差異性也非常大。他們對城市文化的融入又表現為一種混雜性文化認同，即許多農民既對城市文化表示認同，又對鄉村文化表示認同；既愿意留在城市享受城市生活，又不愿意放棄農村戶籍并向往鄉村田園生活。即使留在城市成為市民的農民，也與農村保持各種緊密的聯系和交往。這表明，我國城鄉文化認同的路徑是城鄉雙向融入，其內容是雙重和多維度的。其三，中國城鄉文化都面臨現代性、全球化挑戰，城鄉文化認同既不是城市文化的一元化，也不是城鄉文化的多元主義，而是建立在社會主義文化及其核心價值基礎上的一體多樣化。文化的一元化，就是城市文化對鄉村文化的吸納和同化，體現出城市文化的強勢性、現代性和中心地位。文化的多元主義，就是城鄉文化各自保持自己的文化特性、自主發展，強調鄉村文化的獨立性、自治性。但實際上，我國城鎮化發展的歷史表明，受市場經濟、改革開放和全球化的深刻影響，城鄉文化都面臨著傳統與現代、本土與外來、東方與西方的矛盾與碰撞，面臨著與世界文明發展的先進理念接軌的問題?！岸唷迸c“變”是我國文化發展的主流。城鄉文化的認同，絕不限于它們彼此之間的溝通、認可和接受，還包括它們對各種外來文化、民族文化、市場文化的求同和存異，城鄉文化自身都迫切需要變革、創新和發展。我們需要重構城鄉文化認同的新的價值主體，這種新的價值主體應具有傳承性，能夠傳承作為城鄉居民共同體的中華民族傳統道德精華；具有時代性，能夠反映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全球化、現代化等時代進步的新要求；具有人民性，能夠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本質，代表當代中國人民的道德利益和道德需求。由上述三重屬性所決定，這個新的價值主體只能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社會主義文化及其核心價值是城鄉文化賴以和諧共生的命運共同體。城鄉文化要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核心價值認同，并以此為依托擺脫二元邏輯的局限，超越彼此的對立和差異，又開放性地吸納各種外來的先進文化，形成文化發展的同一性與多樣化。
三、城鄉文化認同的實現路徑
確立包容性發展的城鎮化戰略。黨的十八大提出城鄉發展一體化目標。城鄉發展一體化，其本意是要把城鄉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統籌謀劃，實現城鄉功能互補、制度統一、權利平等的發展過程。但在一些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城鄉一體化演變成了以城市為主體的一種同質化發展，城市的標準和偏好成為改造鄉村的尺度，城里人和鄉下人從衣食住行，到興趣、口味、愛好等表現為驚人的一致，城市社會和鄉村社會也顯示出極大的相似性和一致性。而這一現象還被作為“經驗”在許多欠發達地區進行效仿和復制。在某種意義上說，同質化是現代化的普遍特征，也構成現代化的驅動力，但它與文化發展的豐富性、多樣性和獨特性形成尖銳沖突，并從根本上動搖了城鄉文化認同的社會基礎。如何避免城鎮化中出現的城鄉同質化發展的社會危機？必須確立包容性發展理念，把它作為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的重要戰略，來構建一種新型城鄉文化關系。這就需要堅持機會均等原則，尊重城鄉文化之間的差異性與價值分歧，容忍并接受城鄉文化間的異質要素，賦予處于弱勢地位的鄉村文化以充分的發展機會，使之與城市文化及其他文化共生共存、取長補短，努力克服“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馬太效應。要堅持成果共享原則，在處理城鄉文化一系列矛盾問題上，如：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工業文化與農業文化、戶籍市民與非戶籍農民工、大農業與小農戶、新農村建設與鄉村傳統、政府主導、市場杠桿與農民主體作用、“撤點并校”與鄉村教育、村落保護與宜居等，應在統籌兼顧中尋求各方利益的平衡點，找到最大公約數，把各方面的利益訴求、發展愿景最大限度包容進來。要創新城鄉制度，不斷改革完善政府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公共文化政策和公共管理規范，加強鄉村文化保護規劃和立法，努力創造一個有利于城鄉文化共同繁榮發展的體制機制，以制度化融合渠道實現包容性發展。
推進城鄉文化認同的價值基礎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凝聚力，在于認知基礎上的認同和踐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直面發展中的問題，以“利益共生”化解城鄉文化的對立和沖突，使城鄉居民在共同利益基礎上形成共同的價值觀。一要大力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身份化”進程。身份問題是城市中外來人口非常關心的現實問題，身份確認能使他們獲得心理安全感，實現個性穩定和心理健康。目前我國農業轉移人口難以獲得城市市民身份，出現比較嚴重的“半城鎮化”現象，除了財政困難、城市生活成本高等客觀因素，其根本原因還在于現有城鄉經濟社會制度的不公平性，戶籍制度限制了人口合理流動，農民土地權益得不到實現，教育不公、就業不公、收入分配不公、社會保障待遇不公等等。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社會層面的價值要求。“要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要求轉化為具有剛性約束力的法律規定，用法律來推動核心價值觀建設”[14]。我們要以城市外來人口有更多獲得感為標準，深化城鄉制度改革，加大制度創新，發展城市經濟，促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二要縮小城鄉文化差距，實現城鄉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要把“城鄉之間、不同區域之間、不同人群之間文化權利均等的考量全面納入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基本政策框架”，“通過對人民基本文化需求和文化權益的普遍關照，通過國家對文化資源的整合與調配，使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成為人民群眾文化生活的根本秩序，并且以人民群眾可見可感的形式使社會主義理想所追尋的價值目標在文化層面落到實處”[15]。三要創造城鄉共有的特色價值觀和文化品牌。這種特色價值觀和文化品牌既扎根于城鄉共同的歷史文化，代表了城鄉的“地方性知識”，又能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要求，具有普適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各地提煉并打造出來的城市精神、區域文化和特色文化品牌，打破了城鄉二元分化格局，構成城鄉居民共同的精神追求，應充分發揮它們在推進城鄉文化認同中的介質與紐帶作用。
以優秀文化傳統維系城鄉文化認同。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既是城鄉居民“集體記憶”的延續，更重要的是集體身份的認同。史學家錢穆曾深刻指出：“若全部傳統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對其國家以往傳統之一種共尊共信之心也沒有了。”[16]基于文化傳統的文化認同，可以使城鄉居民超越地域、階層、職業、空間的界限而牢固地凝聚在一起。習近平指出：要“努力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使之與現實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務以文化人的時代任務”[17]。從各地群眾性文化活動來看，關鍵是要使“傳統”活化起來，能夠融入現代城市和鄉村生活，成為城鄉居民生活的重要滋養。如深入挖掘和闡發傳統文化的時代價值，形成新的價值文化；大力宣傳“和”文化、“孝”文化、家風文化、天人合一的“生態”文化等，使之成為城鄉文明風尚；以保護利用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民間文化資源發展文化產業等形式，創造城鄉居民文化生活的共同體；以各種傳統技藝、民俗活動、節慶禮儀、民間工藝等為載體，營造濃郁的文化環境和生活樣態。
活躍城鄉居民交往互動。認同源于交往和溝通。伴隨著城鎮化進程，農村居民大規模流動和城市空間大幅度擴張，城鄉經濟聯系越來越密切，為城鄉居民交往創造了良好條件，但歷史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文化差異、空間距離、心理隔閡等因素，仍然限制城鄉居民的交往活動。據有關課題調查，城市人與農村人交往的主要障礙排前三位的分別為觀念、經濟地位、文化；城鄉交流中農村需要的主要是科技下鄉、平等互尊、戶籍解禁[18]。促進城鄉居民交往互動，關鍵是要把城鄉融合水平作為新型城鎮化的衡量指標，構筑交往載體、搭建交流平臺，增進城鄉居民之間的互動包容、接納欣賞。在政府層面，多搭建以城帶鄉的公共文化服務平臺，如浙江省美麗鄉村建設和文化禮堂工程；在市場層面，大力發展農村現代物流，開辟城鄉交往市場；在輿論宣傳層面，加大城鄉一體化信息網絡建設，多創作生產有利于城鄉居民交際交流的媒介產品；在社會層面，以社區為平臺，以增進外來人口歸屬感為目標，積極推進跨文化交際。
注 釋：
[1]張玉林：《大清場：中國的圈地運動及其與英國的比較》，《第二屆中國鄉村文明發展論壇集輯》，〔北京〕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經濟研究會中國鄉村文明研究中心編，第80頁，2014年11月。
[2]王玨、張賀、陳原：《城鎮化，如何留住文脈》，〔北京〕《人民日報》2014年5月15日19版。
[3]徐鳴：《讓農民成為農村土地真正的主人》，〔南京〕《新華日報》2013年4月9日第B07版。
[4]王興周：《都市鄉民：中國城市化的新難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6月26日。
[5]趙霞、楊筱柏：《當代中國鄉村文化認同的理論外延與路徑依賴》，〔石家莊〕《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5期。
[6]王立洲：《當代中國人的文化認同危機及其重建——兼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路徑和方法》），〔南昌〕《求實》2011年第4期。
[7][10]范可：《文化多樣性及其挑戰》，〔北京〕《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4期。
[8]新華社：《2014年美國的人權紀錄》導言，2015年6月26日。
[9]董小川：《美國多元文化主義理論再認識》，〔長春〕《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2期。
[11]張孝德：《“記得住鄉愁”與有根中國夢的城鎮化》，《第二屆中國鄉村文明發展論壇集輯》，〔北京〕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經濟研究會中國鄉村文明研究中心編，第40頁，2014年11月。
[12]王治河：《走向一種厚道的后現代鄉村文明》，《第二屆中國鄉村文明發展論壇集輯》，〔北京〕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經濟研究會中國鄉村文明研究中心編，第32頁，2014年11月。
[13]零點指標數據：《傳統流失，文化設防并非妄談》，2008年3月19日，網址：http://www.horizonkey.com/c/cn/news/2008-03/19/news_720.html
[14]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90頁。
[15]周笑梅：《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北京〕《光明日報》2015年7月26日07版。
[16]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168頁。
[17]習近平：《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2014年9月24日。
[18]王喜平：《社會轉型時期城鄉居民的交往狀況》，〔太原〕《哲學堂》第三輯，2006年版，第181頁。
【參考文獻】
[1]《第二屆中國鄉村文明發展論壇集輯》，〔北京〕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經濟研究會中國鄉村文明研究中心編，2014年11月。
[2]《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北京〕中共中央宣傳部，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
[3]費孝通：《文化與文化自覺》，〔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年版。
[4]齊格蒙特·鮑曼：《現代性與矛盾性》，〔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江蘇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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