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馬克思勞動倫理觀視域
摘要：合理保障農民土地權益是推進農村城鎮化的根本道義要求。馬克思在從歷史的高度、經濟的視域肯定此過程的必然性、必要性與合理性的同時，從勞動倫理觀視域深入論證了保障農民土地權益的正義依據、人道要求、自由意義，深刻批判了資本主義城鎮化對勞動正義、人道、自由原則的背離，土地私有化是農村城鎮化的不道德選擇。馬克思的“如是說”啟示我們：農村城鎮化是必然的，保障農民土地權益是必須的，農民過度要求土地權益是不應該的，土地私有化是不允許的；當代中國農村城鎮化可與農村土地國有化相向而行，由此可以走出一條政府少征地，又能堅守保障農民土地權益道義邊界的“中庸”之道。
關鍵概念：馬克思勞動倫理思想 農村城鎮化 農民土地權益
土地是人類生產，生活賴以進行的根本物質基礎，對多數社會成員，特別是農民而言，土地權益是最根本，最基礎的經濟權益。土地權益必因人類生產、生活方式重大變化而改變，農村城鎮化是引發農村土地權益重大變化的重要原因。馬克思生活的時代，資本主義工業化與農村城鎮化正快速推進著。馬克思在從歷史的高度、經濟的視域肯定此過程的必然性、必要性與合理性的同時，又從勞動倫理視域深入論證保障農民土地權益的正義依據、人道要求、自由意義。對于農業人口大國的中國，對于以土地為基本生產資料與根本生活保障的中國農民而言，尤其應明確并堅守合理保障農民土地權益這一道義邊界。然而改革開放以來，在快速推進城鎮化的過程中，此道義邊界常常被突破。由此引發的種種“惡性”事件不斷被多種勢力出于各種目的介入，放大。在此背景下，不斷有人提出土地私有化的主張，有的還以馬克思的相關論述為理論依據。如今，我國農村城鎮化正以更快速度，更大規模，在更深層次上大力推進。“回到馬克思”，從馬克思的實際表達挖掘出馬克思“表達的實質”，以“馬克思如是說”審視、避免城鎮化過程中“曾經的故事”，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一、勞動正義：保障農民土地權益的根本依據
權益，簡言之，即權能與利益的總稱，是一定社會承認的，由一定社會成員自主享有的權能和利益。[1]土地權益，顧名思義，即圍繞土地而產生的權能與利益，直接或主要的，當然指土地的經濟權益。經濟學一般視土地為自然綜合體，如伊利指出，“經濟學家所使用的土地這個詞，指的是自然的各種力量，或自然資源”；[2]馬克思更明確提出，“經濟學上所說的土地是指未經人的協助而自然存在的一切勞動對象”，[3]“只要水流等等屬于一個所有者，是土地的附屬物，我們也把它作為土地來理解。”[4]實際上，作為人類基本生產資料的土地，早已是土地的自然要素與人類勞動結合的有機統一體了。
對多數社會成員而言，土地權益是最根本，也是最基礎的經濟權益，因為土地是人類生產，生活的最基本資源，“空間是一切生產和一切人類活動所需的要素”，[5]“土地對大多數人來說還是他們的勞動和資本不可缺少的活動場所”；[6]是人類基本生產勞動對象和進行剩余勞動的自然前提，“剩余勞動必不可少的自然條件是：只須花費整個工作日的一部分勞動時間，自然就以土地的植物性產品或動物性產品的形式或以漁業產品等形式，提供必要的生活資料。”[7]不過，土地的資源性只是土地成為基本經濟權益的物質基礎，土地資源有限且能排它性使用才是土地經濟權益產生的根本社會條件。道理很簡單，無用之物無人關心它是否是資源，有用卻不稀缺之物，無人關心它是否產生資源權，稀缺但無法占有之物不可能產生資源權。這一點馬克思實際上已經說得很明確，“土地所有權的前提是，一些人壟斷一定量的土地，把它作為排斥其他一切人的、只服從個人意志的領域?！盵8]土地既然是最基本的經濟資源，土地擁有者自然也就擁有了重要財產權，如“真正的地租是為了使用土地本身而支付的?！盵9]至于土地財產權產生的根源，馬克思指出，既可能主要因為土地是人類最基本的勞動對象，也可能主要因為生產方式的改變使得土地空間價值得以增加，如“對建筑地段的需求，會提高土地作為空間和地基的價值，而對土地的各種可用作建筑材料的要素的需求，同時也會因此增加?！盵10]
那么，土地權益所有者應是誰呢？馬克思勞動正義論實際上對此做出了解答。馬克思指出，財富經勞動而生產，“在任何勞動中，都使用某種勞動材料和勞動資料”[11]，勞動資料因勞動而成為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則因勞動而成為對象，“從產品的角度加以考察，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二者表現為生產資料，勞動本身則表現為生產勞動。”[12]勞動還是保存財富的重要方式，“正是活勞動通過使未完成的勞動產品成為下一步勞動的材料，才保存了這種產品的使用價值?！盵13]正義的實質是“在非自愿交往中的所得所失的中庸”，[14]公正“是等利（害）交換的善行”，不公正則“是不等利（害）交換的惡行。”[15]任何勞動必然要付出人的體力與腦力，“把勞動的有用性撇開，勞動就只剩下一點：它是人類勞動力的耗費?！盵16]按正義原則要求，勞動者自然是生產資料，包括勞動改造過土地的土地權益所有者。這就是馬克思批判資產階級學者片面肯定私有制的重要原因，因為他們混淆兩種不同私有制，“其中一種以生產者自己的勞動為基礎，另一種是以剝削它人的勞動為基礎?！盵17]至于原始土地，馬克思指出，“人最初不是作為勞動者，而是作為所有者與自然相對立”；[18]“自然物本身就成為他的活動的器官”，“土地是他的原始的食物倉，也是他的原始的勞動資料庫。”[19]與自然共生之人取得與其共生的土地本就自然。由于與自然共生之人是以群體存在的人，“如果要談到這個個體的人的存在，那么，這是氏族的人、部落的人、家庭的人等等?！盵20]所以土地等天然財富應歸共同體共同所有。所以正義的所有制是“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21]人類共同體最初是部落，所以“財產意味著：個人屬于某一部落（共同體）?！盵22]隨歷史發展，共同體演變為民族、國家，所以天然財富最終應歸民族、國家共同所有，“社會運動將作出決定:土地只能是國家的財產?！盵23]這就意味源于土地所有權的土地權益應歸全體國民所有才正義，雖然土地權益本身可以分離。同時，由于歷史原因，一國之內的不同國民與不同地域土地的自然親近性不同，不同人民對土地的實際所有還是應有些不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全體公民平等地擁有他所生存的國土上的全部土地所有權的一部分，就像對國有企業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一樣。這種所有權是針對全部土地的，也是不可分割的，但不同人民對土地的占有權、使用權并不完全相同。
由上分析可以認為，馬克思關于土地權益所有者的基本思想是：勞動者應是國家土地權益的根本主體，但不是唯一主體；土地因勞動者的改造成為可用之地，勞動者更應是土地權益的直接所有者——主要表現為占有與支配權。由此可進而認為，馬克思關于農村土地權益所有者的基本思想是：就國家層面而言，農民雖不是國家土地權益的唯一主體，但作為國民的重要組成成員肯定應是根本主體，在農業大國尤應如此?，F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九條規定：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自然資源，都屬于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此條所說的“全民”當然包括農民。我國現行憲法第十條規定：城市土地屬于國家所有，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以外，屬于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于集體所有。顯然符合此正義精神的要求。既然中國所有土地不是國有便是集體所有，那么這些土地權益自然應當為國家所有或相應的集體所有。需要說明的是，我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實質是土地的終極所有權歸國家，農村集體只是享有土地占有權，也正是由于國家掌控土地所有權，才可以在土地改革后不久即推行農業合作化，而農業合作化僅過了兩三年，又實現集體化，后來的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其根據也在土地所有權由國家掌控。至于某村（組）的土地只歸該村（組）的農民集體所有，主要是因為這里的農民與該村的土地關系更加親近，更加自然，又是改造農村土地的根本主體，即所謂“土生土長”的人，自然應是農村土地權益的直接主體，在使用土地方面自然應該享有優先權。所以，現階段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基本構成是土地所有權歸國家，占有權歸集體，使用權歸農民。[24]
農民應是農村土地權益的根本主體，并不意味農村土地權益不能變化，也不意味農民不能失去土地權益，除非農村土地使用方式不發生變化。農村城鎮化就是引發農村土地使用方式及土地權益變化的根本原因。[25]農村城鎮化的實質決定了大量農地必然會非農使用，意味著巨大的土地增值收益。按勞動正義原則，當然應對離開土地的農民予以適當的利益補償，“不及”與“過”均不合勞動正義。馬克思之所以批判資本主義城鎮化，主要原因就在于其過程存在嚴重的“不及”一面。主要表現有：其一，此過程同時也是違背勞動正義剝奪農民土地權益的過程，是人民群眾的土地被剝奪的過程；其二，此過程中，房地產等投機性產業而不是實體經濟成為土地財產權益增加的重要方式，對此，馬克思曾引述英國房地產老板自己的話說，“一個人要想發跡，單靠公平交易是不行的……除此以外，他還必須從事建筑投機，而且必須大規模地進行”；[26]其三，“以資本主義工業化為特征的資本主義農業嚴重破壞土地肥力”，[27]“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費掉的土地的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從而破壞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條件”，[28]即便在一定時期內提高了土地肥力，但“同時也是破壞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進步?！盵29]
與馬克思曾批判過的資本主義國家不同，我國憲法第十條款明確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征收或征用并給予補償。但在現代中國農村城鎮化過程中，違背勞動正義侵犯農民土地權益的事情常常發生，且情形頗似于馬克思曾經批判的。其一，正義的行為應該是權利主體自主意志的表達，“所有人在選擇原則的過程中都有同等的自由權利，每個人都能參加提議，并說明接受它們的理由?！盵30]農民是農村土地權益的根本主體，征地應得到農民充分意志的同意。但不少情況下，事實上，農民既無城鎮化的選擇權，也無土地征用的發言權，實際是“被城鎮化”。其二，土地是國有的，出于公共利益目的當然可以征用，但不少“公共”目的實質是一些地方政府“經營土地”，“經營城市”獲取政治資本或經濟利益的“私人”行為，其動機具有反正義性。其三，土地轉移用途而成的巨額收益，經常被地方政府和開發商過多占有，作為土地權益根本主體的農民及農村集體實際所得甚少，違背了正義是“等利害交換”的根本要求。其四，不少地方實施農村城鎮化戰略的重要支柱是房地產業。在此戰略實施下，資本大量流向房地產及其相關的投機性行業，保障這些產業發展往往是官員的腐敗，維持這些產業發展的往往是“黃色”的繁榮。其五，在農村城鎮過程中，不少地方耕地面積大量減少，土地大面積受污染，嚴重損害了農民的土地資源權。
馬克思同時批判了資本主義城鎮化過程中，地主對土地權益要求“過”的一面。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城鎮化過程中，“他們（指地主，引者注）就把不費他們一點氣力的社會發展的成果，裝進他們的私人腰包——他們是為享受果實而生的。”[31]實際上，“地租的量完全不是由地租的獲得者決定的，而是由他沒有參與、和他無關的社會勞動的發展決定的?！盵32]馬克思此批判針對的不是農民而是地主，但馬克思關于原始土地應歸國家或集體共同所有實際上也說明了農民也不應擁有完全的土地所有權，而應只擁有土地的占有權（以集體的名義）和使用權，也即意味農民不應擁有農村土地的一切權益，包括因城鎮化增殖的土地權益。因為因城鎮化增殖的土地利益與農民的勞動付出實際并無多大關系，而且城鎮化轉為國有土地的并非是農民的私有土地。馬克思之所以強調土地最終應該國有化，重要原因就在于土地國有化可使“階級差別和各種特權才會隨著它們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一同消失。”[33]如果說馬克思這里所謂的“階級差別”主要指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的話，那么，“各種特權”顯然也包括農民在土地權益方面的多占行為，事實上，馬克思還強調過，“從一個較高級的經濟的社會形態的角度來看，個別人對土地的私有權，和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私有權一樣，是十分荒謬的。”[34]
在現代中國農村城鎮化過程中，農民過分要求土地權益的現象并非不存在，主要表現是：其一，農民不應獲取城鎮化帶來的大部分，更不能完全占有土地級差收益，也不應因此在城郊形成一個擁有龐大征地收益的土地食利階層。但在一些地方，這些“不應該”卻已經成為事實。其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意味農村集體可憑土地占有權享有城鎮化產生的非農化利益，用于發展集體經濟。但目前一些征地農村的農民卻要求全部分掉。其三，在農村土地所有權中，農民擁有的實際是土地使用權——表現為承包權。征地補償應主要針對此權益進行。但一些“理性狡詐”的農民為了獲得更多的補償，在征地前搶種苗木，搶建房屋、設施，有時候，甚至上演了父與女，母與子假結婚的荒唐鬧劇。如此不良現象雖不普遍，但確已到了需切實正視和解決的時候了。
二、勞動人道：保障農民土地權益的道義底線
不同思想家對于人道主義的具體內涵，在理解并不相同，甚至殊異，但尊重人的尊嚴與生命價值，追求人的自由、平等、全面發展卻是一種共識。相對于西方學者人道觀的抽象性，馬克思的人道主義思想強調人民的利益，“人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盵35]人民的主體是勞動人民，據此，可以稱馬克思的人道主義為勞動人道主義，“勞動人道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也是社會主義的原則。正是由這個原則出發，馬克思對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與規律進行了規定，形成了他的歷史觀?！盵36]馬克思勞動人道主義或人道原則的內涵非常豐富，基本內涵可歸納為兩大方面，即揭示勞動的人道意義，闡析勞動的人道要求。馬克思所謂勞動的人道意義，主要指勞動創造人、證明人，維持人，發展人。勞動是人類在一定目的驅使下調整，控制下人與自然的物質交換過程，馬克思所謂勞動的基本人道要求就是勞動目的與勞動過程應是人道的。
對農民而言，土地權益是最根本的經濟利益，更是進行生產勞動，獲取基本生活資料直接且基本的生產資料，因此勞動人道原則是城鎮化過程中保障農民土地權益的道義底線。資本主義城鎮化過程卻恰是嚴重侵犯農民土地權益，由此引發嚴重人道災難的過程。其一，喪失土地權益的農民要么到工廠從事一些極不人道的生產勞動，“它不僅浪費人的血和肉，而且浪費人的智慧和神經。”[37]要么成為城市游民而受懲罰，“許多走投無路的農民被迫變成了流浪者和貧民，又因此而受到懲罰?！盵38]其二，即使能就業，收入也很低，生活質量因此極糟其糕，“今天的英格蘭農業工人，不要說同他們十四世紀下半葉和十五世紀的先人相比，就是同他們１７７０年到１７８０年時期的先人相比，他們的狀況也是極端惡化了?！盵39]其三，收入低，工作不體面，勞動時間長給工人及其家庭生活、私人生活“造成道德上的非常不幸的后果?！盵40]特別是因為無法顧家，“一些兒童少年在各種卑劣、猥褻、無恥的習慣中野蠻無知地成長著，從幼年起就淪為放蕩成性的敗類。”[41]其四，即便進了城，農民實際上難以真正融入城市，“陰郁的不滿情緒籠罩著這個階級的行列，他們留戀過去，厭惡現在，絕望于將來。”[42]農民反對城鎮化，不愿意“非農化”，資產階級便“通過暴力和不正當的手段迫使所有者不得不出賣一切?！盵43]由此發生了更加不人道的事情。
我國改革開放過程也是城市化，城鎮化加速發展的過程。此過程中，的確發生了不少土地權益被侵犯并由此引發農民人道災難的事情。其一，喪失土地權益的農民徘徊于城鄉之間，回村，無地可耕，入城則只能從事“苦、臟、累”的體力勞動，甚至因不能就業而成為城市流民。其二，對我國多數農民而言，土地是失業、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的重要載體，喪失土地權益又得不到充足的利益補償和可以放心的社會保障的農民不得不面臨眼前生活水平下降與未來生活無保障的雙重擔憂。其三，因為土地權益受損，不少農民家庭沒有穩定經濟收入來保障子女享有充分的教育，父母享有充足的贍養，又因為必須在城里打工養家，留守兒童，空巢老人因而成為揮之不掉的鄉愁。其四，雖然千辛萬苦地入了城，成了所謂的農民工，但也只是完成職業轉換而不是身份的轉換，仍不能取得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地位，享有同等的權益，“沒有被國家認可為城市化人口，與仍然滯留在農村的人沒有什么區別，因此享受不到國家給予市民的各種福利待遇?！盵44]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如果說違背勞動正義是引發農民土地維權斗爭的根源性原因的話，那么，損害農民土地權益引發的人道災難則是引發農民維權斗爭的直接導火線。在資本主義圈地運動過程中，農民土地維權行為轟轟烈烈，有的還提出了鮮明的斗爭綱領。如1607年的瓦維克州的起義宣言稱：地主暴君“把我們的肉體放在石頭上細細研磨，為的是他們自己在肥胖的綿羊群中生活?！盵45]需要說明的是，總體而言，農民維權行為的根本目的不是反近代農業革命，更不是要恢復封建個體所有制，而是反封建壓迫和刻削，那種稱“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英國農民反圈地斗爭的性質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動的”的觀點貌似客觀辯證，實際與歷史事實嚴重相違[46]。
在我國農村城鎮化推進過程中，侵犯土地權益，造成農民人道災難引發農民土地維權的現象已經成為農村社會沖突直接且重要的導火線。如果將這種行為與稅費爭議相比較，可以發現，某些地方的農民維權行為甚至已經具有了某些“起義”的特征：靜坐、游行、示威已是“常事”；一些地方的農民甚至喊出“吏不可畏，小民從來不可輕”的革命式語言；隨著維權行為的社會影響不斷擴大，社會關注度不斷增加，一些知識精英，主要是法律人士，甚至一些國外勢力，出于各種目的以多種方式介入，若不認真對待，后果肯定極其嚴重。在批判資本主義城鎮化引發農民人道災難的同時，馬克思高度肯定城鎮化的人道意義。馬克思指出，城鎮化意味著人類全新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城市已經表明了人口、生產工具、資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這個事實；而在鄉村則是完全相反的情況?！盵47]意味著農民數量不斷減少，城鄉一體化不斷推進，“資本主義生產使它匯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來越占優勢，這樣一來，它一方面聚集著社會的歷史動力。”[48]馬克思同時指出，城鎮化對農民土地權益的“侵犯”本身未必不合理，畢竟農民小土地私有制與低下的生產力及封閉的生活方式相適應，這是小土地私有制下農民常常面臨人道災難的根本原因，“小土地所有制的前提是:人口的絕大多數生活在農村；占統治地位的，不是社會勞動，而是孤立勞動”；“在這種情況下，再生產及其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的多樣化和發展都是不可能的，因而，也不可能具有合理的耕作條件?！盵49]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廣大農村地區實施了家庭聯產承包制。無疑，不能否定這種制度的歷史功績。但這種排他性制度安排的確對現代工業，城市化發展具有阻礙作用。為適應城鎮化對土地資源市場化及生產社會化的要求，在條件成熟的地區，應該允許、鼓勵土地流轉。但是農民并不能以土地私有者的身份要求利益補償，也不能“不如我愿”便動輒采取抗爭行為，國人也不應該不查事實真相地將所有表現為人道災難的事故歸咎于城鎮化。例如不少地方的農民因為征地拆遷而暴富，發財后往往是高消費，甚至吃喝嫖賭。形成高消費習慣后，便既看不起小錢，也不愿再去做之前務農務工可以獲得的收入。用完拆遷款，返貧現象便大量出現。一旦返貧，失地農民便找政府要求新的補償或新的保障，未達目的，便不斷上訪或以其它更激烈的方式進行抗爭。有的時候，“抗爭”還有各種稀奇古怪的理由和說法。顯然，這些農民的人道問題實際上主要是由農民自己造成的，不宜同情，而要妥當處置。
三、勞動自由：保障農民土地權益的精神實質
“自由”這個普世價值，其實并不普世，至少馬克思與剝削階級思想家的理解就有重大的區別：剝削階級思想家的自由觀的最大缺陷是貶斥勞動，實際是“以唯心主義方式規定自由”；[50]馬克思所說的自由，主體是從事生產勞動的人，核心內容是勞動者的勞動自由。據此，可以認為勞動自由是馬克思自由原則的精神實質。馬克思勞動自由原則的基本內涵有二：闡析勞動的“自由”意義，論證勞動的“自由”規定。關于勞動的“自由”意義，馬克思所述主要包括：其一，勞動即自由。馬克思認為自由是人的一種本質需要，勞動是表征人的生命活動的特殊性的活動。其二，勞動實現自由。自由是對障礙的克服，勞動作為感性的對象性活動，是人類克服外在障礙的基本途徑，自然也是實現自由的基本途徑。其三，勞動發展自由。真實的自由是有能力實現的自由，勞動是發展人的能力的基本方式。馬克思所謂勞動的自由規定，主要指勞動應該是在勞動者本人意志支配下，而不是他人強迫和壓制之下的活動。
勞動自由也是馬克思評判資本主義雇用勞動的根本倫理依據。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雇用勞動在促進人類自由實現方面有著重大的歷史意義。其一，資本主義雇用勞動制雖仍然是奴役勞動、剝削勞動，但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奴役勞動主要通過直接暴力來實現，資本主義社會奴役勞動主要通過勞動力自由交換來實現。其二，大工業是資本主義雇用勞動的基本物質基礎，“大工業的本性決定了勞動的變換、職能的更動和工人的全面流動性?！盵51]其三，自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越發展，利潤率平均化趨勢就越明顯。利潤率平均化要求資本有更大的活動性，由此帶動勞動力在不同部門之間，不同生產地點之間自由地轉移。其四，“只是在大工業中，人才學會讓自己過去的、已經物化的勞動的產品大規模地、象自然力那樣無償地發生作用?！盵52]也就是說，大工業發展使人類更能克服自然力的束縛，獲得更大的自由。
資本主義雇用勞動的形成，發展過程也是資本主義社會城鎮（市）化的推進過程。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雇用勞動促進人類自由實現的意義，實際也是對資本主義城鎮（市）化促進人類自由的肯定。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城鎮（市）化促進勞動自由實現的過程也是勞動者不斷離開農村土地的過程，“使作為勞動條件的土地同土地所有權和土地所有者完全分離?！盵53]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稱資本主義的興起是戰勝了封建勢力以及行會對勞動者束縛的結果，“一方面使土地所有權從統治和從屬的關系下完全解脫出來”，[54]“不僅要排擠行會的手工業師傅，而且要排擠占有財富源泉的封建主?！盵55]馬克思實際上還明確說明了“小塊土地”對勞動自由實現的重大局限。如批判英、法等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在消滅封建制度時讓農民得到“小塊土地”時指出，“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僅如此，他們甚至是反動的，因為他們力圖使歷史的車輪倒轉”，[56]重要原因便在于小土地所有制只能使人們實現非常有限的自由。
馬克思同時批判勞動者在資本主義城市化過程中并未享有真正的自由，相反，產生了新的“不自由的勞動”與“勞動的不自由”。其一，在資本主義社會，勞動力買賣只是形式上的自由，是不平等基礎上的不真實的自由，“資本家總是自由雇用勞動，而工人總是被迫出賣勞動?！盵57]而且，事實上，在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初期，用暴力壓迫勞動者出賣勞動力是重要方式。其二，在勞動力買賣成交以后，勞動者發現他并不是什么“自由的當事人”，只不過是“奴隸監督者的鞭子被監工的罰金簿代替了”。[58]這樣的自由自然是勞動者害怕的自由，馬克思為此生動地描述說，在勞動力交換領域，“一個笑容滿面，雄心勃勃；一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59]
城市發展，工業發展總體而言會帶來更多自由，為何當時的農民居然回避，拒絕，甚至為“反自由”而斗爭呢？馬克思指出，有能力實現的自由才是真實的自由，“人是自由的是由于人具有表現本身真正個性的積極力量?！盵60]這就意味從一種自由向另一種自由轉換的基礎是具備相應的自由能力。也就是說，對不具備相應能力者強加某種自由，自由可能成為一種負擔，甚至是一種災難。這就是資產階級“自由觀”虛偽性的重要表現。在論及小生產所有制時，馬克思指出，在一定歷史時期下，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小生產所有制是個人自由實現的基礎，“勞動者對他的生產資料的私有權是小生產的基礎，而小生產又是發展社會生產和勞動者本人的自由個性的必要條件”，[61]“只有在勞動者是自己使用的勞動條件的自由私有者，農民是自己耕種的土地的自由私有者，手工業者是自己運用自如的工具的自由私有者的地方，它才得到充分發展，才顯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獲得適當的典型的形式?！盵62]馬克思此思想實際上說明了當農民還不能脫離以“小塊土地”為基礎的自由時，城市發展，大工業帶來的自由對農民來說往往意味著壓力。顯然，恰當的安排只能是保障農民既能自由地進城，也能自由地回鄉。這同時意味當生產力發展使得農民具備徹底離開農村土地的自由能力時，便應該保障其享有完全變成市民的自由。此時，農村土地便可以也應該逐步實現國有化了。
現代中國城鎮化發展過程也是廣大農民勞動自由加速實現的過程。宏觀而言，現代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客觀上需要農民自由進城務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使得廣大農民可以自由地入城務工。這些體現的是“自由對勞動的規定”原則對城鎮化的前提性意義。微觀而言，農民或因失地進城找“活路”，或為尋找新的發展機會，或希望進城找到理想的工作環境和生活空間。這些主要體現了“勞動對自由的意義”?？梢姡诂F代中國城市化及城鎮化過程中，總體而言，農民入城既是自由的，也是自愿的。而現代中國農民之所以可以“大膽地往前走”，重要原因在于家里還有一畝半分地保障了他們回鄉的自由。其實，從嚴格意義上說，進城的多數農民工并沒有徹底進城，因為他們大多只是年輕時“在城混”,而且他們進城時，他們的父母或夫妻中的一人仍然在家鄉耕耘著農田。這就是長期以來我國工業發展可以發揮勞動力比較優勢，且在客觀上為我國歷次經濟危機提供軟著陸基礎的重要社會基礎。[63]當然，這同時也是現階段不少地方政府雖然鼓勵“農轉非”，很多農民卻不愿“徹底”非農化的原因。由此看來，現代中國，推進農村城鎮化應做到：既不能無理阻礙農村土地依法自主流轉，也不得強迫農民流轉土地，更不得強行收購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使其淪為失地農民；對進城的農民，除非本人要求放棄，應保留他們的土地承包權；同時，還要通過改革城鄉戶籍制度、加強對進城務工人員培訓，為進城農民的生產、生活提供多種方便等，真正解決離開農村土地的農民的后顧之憂，為土地流轉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
四、土地私有化：保障農民土地權益的道義神話
推進城鎮化，需要農村土地有序流轉。不能否定，在我國城鎮化推進，農村土地流轉過程中的確發生了一些問題，如傷農事件。在此背景下，不斷有人提出土地私有化的主張。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此主張者大多以西方主流經濟學所謂的普遍原理為根本依據，卻也有一些人喜歡尋找馬克思的某些論據。實際上，從馬克思勞動倫理思想看來，土地私有化只是保障農民土地權益的一種道義神話。
何謂土地流轉？土地作為自然存在物，本身當然無法流轉，流轉的實際上只能是土地的權益。土地權益指土地所有權，支配權、使用權與收益權。所以土地流轉可指土地的所有權益在流轉，也可指土地某些或某一權益在流轉。至于引發土地流轉的原因，根本而言，當然在于人類生產，生活方式的重大變化。農村城鎮化意味著人類新的生產與生活方式，決定了大量農地必然非農地使用，必然要求農村土地實行流轉。那么，何種權益的流轉才真正體現了土地流轉的實質呢？人們關心土地權益，根本原因當然在于土地非常有用有限且能排它性地使用?？梢娡恋厮袡嘀皇峭恋亓鬓D的前提，土地使用權才是土地流轉的實質。土地流轉的實質是土地使用權的流轉，所以土地流轉從表現形式看，既可以是土地所有權流轉，也可以是土地使用權流轉，私有化并非土地流轉的必然前提。至于馬克思重點考察的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土地流轉，實際主要是出于研究的方便，“對土地所有權的各種歷史形式的分析，不屬于本書的范圍,我們只是在資本和生產的剩余價值的一部分歸土地所有者所有的范圍內,研究土地所有權的問題?！盵64]
實際上，馬克思已經指明了公有制的土地也可以進行流轉，因為“消滅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滅地租，而是要求將地租――雖然是用改變過的形式――轉交給社會。”[65]只不過在傳統計劃經濟中，農民作為土地使用者沒有交易資格、交易對象，也不敢交易。另外，在傳統計劃經濟中，雖有利潤范疇，但并無平均利潤與超額利潤之分，因而源自土地收益的地租沒有顯性化，獨立化。致使作為土地所有者的國家收地租的資格也沒有顯性化。這一點可以說是計劃經濟城鎮化過程中，土地使用低效率，高浪費的重要原因。無疑，這也是影響、制約農村城鎮化進程的重要原因。但是，這樣的歷史事實只能說明土地因流轉產生的權益應該顯性化，而且應該交與國家，再由國家用于謀取全體國民利益——根據馬克思勞動正義思想，全體國民才是真正的“地主”，而不能以此佐證土地應該私有化。
主張土地私有化者另一重要理由是土地私有化既可使人們自由地買賣土地，從而提高土地流轉效率，促進農村城鎮化與農業規模經營，又可以提升土地所有者對土地長期投資的積極性，從而提升土地的產出效率，增加土地利益。實際上，土地私有化并不必然提高土地流轉效率、提升土地經濟效益。其一，私有制并不必然降低交易費用，相反可能增加成本。因為要實現私有化，須公正界定每件物品的歸宿，這本身就需要很高的協調費用。在無法在公正方面取得共識時，矛盾與斗爭難免發生，此時社會用于“維穩”的資源往往多于“提效”。其二，土地私有化和自由買賣不僅可能導致土地向少數人手中集聚，產生土地食利階層，還可能發生土地漫天要價與賤賣輕甩的現象，由此要么造成土地資源的浪費，要么大幅提高土地轉讓價格而加大城鎮化的成本，而且可能因為釘子戶，必要的、合理的征地拆遷無法進行。其三，土地私有化使得一些人可以憑借土地私有權不勞而獲，減少了實際從事生產勞動的人數，助長了更多人不勞而獲，整個社會的生產效率會因此受到損害。其四，資本私有化最多只能保證資本支配者有最大化資本回報的動力，卻無法保證他們有足夠的能力和精力，最有效地保存和增加資本金。[66]相反，只要資本使用者努力工作的預期收入高于個人的機會成本，資本非私有者仍有足夠動力爭取盡可能高的資金凈回報。至于土地私有化促進農業規模經營，提升農業生產效率也不是事實：歐洲發達國家雖然市場化了好幾百年，卻沒有實現多少規模經營，至今還是以小農場為主，而且三分之二還是兼業化的。實現土地規模經營的美國，大農場主得到的政府補貼，比任何一個國家都多。
顯然，土地私有化論者既沒有看到，當然可能是故意不看到，土地國有或集體所有制，所有者實際上已經非常明晰，那就是國有或集體所有，也沒有看到土地私有化往往會對土地有序、有效流轉造成重大妨礙，從而減損土地利益。二戰后，日本曾實行過土地私有制，結果土地經營更加分散化，更加凝固化，嚴重妨礙了土地流轉。在我國，若實行土地私有化，情況只能更加嚴重，不少農民完全可能視土地為一種保值增值的資產而長時間拒絕流轉，一些農民可能寧愿粗放經營，甚至撂荒也不讓土地流轉。另外，在今天的中國，土地私有化的實施成本極其浩大，甚難估計，更可能無法在“私有化給誰”達成共識而使社會付出巨大的成本。由此看來，無論是從促進土地流轉，發展現代農業，還是從推進農村城鎮化的效率看，當代中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是個可以高效的選擇：在保障農民合理土地權益的情況下，推進農村城鎮化，農村土地只需從一種公有制向另一種公有制轉化，即土地集體所有制向土地國有化轉化。
在土地私有化者看來，即便土地私有化提升效率只是一種美麗的神話，土地依然應該私有化。因為土地私有化能有效避免農民的人道災難。如擁有一份土地的農村老年人相當于有了養老的本錢，子女則會因此產生贍養老人的動力等等。另一方面，正是因為土地公有制為官商勾結侵犯農民土地權益提供了方便，現代中國城鎮化過程中“傷農”事件才不斷發生。問題是，土地私有化真能有效避免農民的人道災難嗎？馬克思對此以事實早就做出了雄辯的否定。馬克思指出，大量有人身自由但無生產資料的勞動者是形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前提，運用各種手段掠奪農民的土地是形成此種前提的基本方式。失地給農民帶來了深重的人道災難，“人民群眾遭受的這種可怕的殘酷的剝奪，形成資本的前史?！盵67]而且西方資產階級國家城鎮化推進過程也是宗主國將自己的過剩人口，貧困人口乃至犯罪人群大規模移至國外，將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資源占為己有，由此緩解工業化、城市化造成社會壓力的過程。今天的中國有這樣的外部條件嗎？
資本主義土地私有化給農民帶來人道災難的歷史事實，土地私有化論者未必否定，也無法全盤否定。但同時卻將其作為論證土地私有化合理性的證據。在他們看來，由于土地公有制，政府把握了土地審批權，我國一些地方的城鎮化過程中才發生了不少類似于馬克思曾經批判過的“吃人”現象。土地私有化論者顯然沒有看到土地私有化必然給我國農民帶來的人道主義災難。如當農民在城里難以找到就業機會或年老而必須還鄉時，卻失去了回家種地這條最后的退路，他們何以生存？至于官商勾結侵犯農民土地權益的事情，其實是假公行私的不道德的私有化。實際上，馬克思“圈地運動”的記述早就說明了小農即使擁有小快土地，有錢者與有權者稍加配合便可輕易掠奪之。當然，他們也沒有看到我國改革開放過程也是城市化，城鎮化加速發展的過程。其間大量農村人口大規模流入城市或城鎮卻沒有發生重大社會動亂，究其原因，重要的就在于廣大農民工在農村還有一小塊地可以作為最后的生命保障。
馬克思早已揭示，“資本主義所要的，正好是人民大眾的奴隸狀態，是人民大眾轉化為傭工，是人民大眾的勞動手段轉化為資本?！盵68]如何實現這些條件呢？推動土地私有化，徹底剝奪農民的土地使用權便是達此目的的不二法門。由此可進而想象，一旦真正實現土地私有化，究竟“地落誰家”？答案很簡單，那就是特別有錢的人。當今世界最有錢的私人的當然是國際壟斷資本家。這就意味一旦土地私有化，大片國土將落于所謂的“友邦”之手。這并不是希言聳聽，因為事實證明通過大量“購買”中國土地進而控制中國經濟是國際壟斷資本家一直在籌劃的方案。只不過由于中國政府死守土地不能私有化的底線，迄今，他們只能癡心妄想罷了。由此看來，土地私有化論者所謂的“人道”關懷最重要的意義恰在于提醒人們：我國的土地萬萬不能私有化。
不能否定改革開放以來，與城鎮化同時推進的現代中國“圈地運動”并沒有完全避免早期資本主義社會圈地運動的人道悲劇。而且現代中國城鎮化過程中的土地違法案件，地方政府有些是脫不了干系的。但是此現象并不能成為農村土地應該私有化的依據。事實上，現代國家均保留了政府為公共利益征用土地的權力。若存在嚴重的司法腐敗和行政不公，即使農民對土地擁有私有權又奈權勢者何？所以真正要做的是切實反腐懲貪，而不是強力推行土地私有化。相反，一旦允許土地私有化和市場自由買賣，短期可能產生出大量的土地資源資本化收益。但大量土地資源資本化，意味不能藏糧于地，終將引發全民糧食危機。農民擁有的小塊土地，官商稍加勾結便可輕易掠奪之，結果農民必將大規模流民化，城市必將大規模貧民窟化，社會必將大規模動蕩化。這些不是危言聳聽，一些人口過億的大型發展中國家在采用西方制度后很快便出現了耕者無其田，城市大規模貧民窟化的事實。當然，也有人可能提出，隨我國城鎮化推進，農村人口必定不斷減少，城市足以提供廣大農民離開農村的生產、生活條件，哪有什么失地農民的人道悲劇。問題是，對農業人口數量眾多的中國而言，此過程必定甚為漫長，急不得。而且農民不斷減少恰意味可以推進農村土地國有化，而不是實現私有化。實際上，在這種情況下推行農村土地私有化也只是私有化給資本家之類的人物了。這大概就是那些鼓燥“資本下鄉”者的真正想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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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賀漢魂（1969——），男，湖南衡南人，博士、教授、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訪問學者，從事政治經濟學、經濟倫理思想研究。
夏明月（1978——）女，山東濟南人，博士，副教授，從事經濟倫理學研究。
該文發表于《云夢學刊》2016.6期，為《人大復印資料》2017.3期全文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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