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面”的自殺
林木文（化名）沐浴之后，換上一身干凈的衣服。這個69歲的老人坐在堂屋中間，一邊在火盆里為自己燒紙錢，一邊喝下半瓶農藥。紙錢燒了一半，老人躺在地上不省人事。
“他很久以前就開始計劃自殺了。”劉燕舞后來聽說。待人們發現時，林木文已經沒了呼吸。在這個距武漢不到100公里的村莊里，村民猜測老人自殺的原因是與兒媳失和。“他怕將來死了，孩子連紙錢都不給買。”一位村民對劉燕舞說，“這樣死，還‘體面’些。”
那是2008年，劉燕舞所在的研究團隊在湖北京山縣進行田野調查。當問到村莊里有沒有老年人非正常死亡時，得到最多的回答竟然是：“我們這里就沒有老人正常死亡的。”
這也是成為劉燕舞研究農村老人自殺現象的開端。6年來武漢大學社會學系講師、同時也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農村老年人自殺的社會學研究》項目主持人的劉燕舞走進湖北、山東、江蘇、山西、河南、貴州等11個省份的40多個村莊。
他發現，林木文的悲劇不是個案，農村老人的自殺現象“已經嚴重到觸目驚心的地步”。
他用駐村400多天的調查數據，畫出了一條“農村老年人自殺率”的曲線：從1990年開始，中國農村老年人自殺率大幅提升，并保持在高位。與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不久前香港大學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稱，進10年來，中國自殺率陡降一半，跌至世界最低行列，每10萬人自殺入口不足10例。
“中國的自殺率總體上是在下降的。”劉燕舞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然后換了一種沉重的語氣說，“但是，農村老人越來越難擺脫（自殺）這條路，這或許是他們稀釋和消化現代老齡化社會痛苦的特有方式。”
可靠的藥兒子、繩兒子、水兒子
林木文的死，并沒有在老人生活了一輩子的村莊激起多少波瀾。甚至，老人曾當過村支部書記的兒子，也沒有像劉燕舞以為的那樣責怪妻子，而是“很坦然”：“人總是要跟活人過的，難道還與死人過日子不成？”
劉燕舞說，自殺在當地被視作正常、甚至合理的事。村民們覺得犯不著議論并得罪他的兒子，“死了也就死了”。
不僅是普通村民，鄉村醫生對待自殺的態度往往和村民一樣，“將其看作正常化死亡”。特別是當老人得了疾病有“磨不過”，選擇自殺，鄉村醫生都不覺得這是自殺。
這讓劉燕舞一行人震驚不已。“越是平靜，越是讓人不寒而栗。”劉燕舞的師兄楊華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他們剛開始訪談老人自殺案例時，往往氣憤的不行。一次訪談一位老太太，三天后老太太與媳婦吵架自殺身亡。學生們參加了老人的葬禮，眼睛死死盯著談笑風生的老人的家人。
倒是老人比這群年輕人看得開。“我們這兒的老人都有三個兒子。”一個柴姓老人樂呵呵地告訴滿是疑惑的劉燕舞，“藥兒子（和農藥）、繩兒子（上吊）、水兒子（投水）這三個兒子最可靠。”
實際上，老柴還有兩個讓他“引以為豪”的兒子。大兒子在鎮上工作，小兒子在外打工，一個在鎮上有樓房，一個在村里蓋了樓房。但是7年來，老柴一直和腿腳不便的妻子逢雨便漏、傾斜的隨時可能倒塌的土坯房里。
與劉燕舞一起調研的，還有另外40來個師生，他們分成10個小分隊，駐扎在湖北京山縣10個不同的村子里。他們都是來自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的老師和博士生。
劉燕舞慢慢發現，林木文的死，并不算嚴重或者慘烈。在過去6年的調研里，他聽到的故事超乎自己的想象。
有不少老人，因為行動困難，拿不到藥水瓶也站不到板凳上懸梁，便在不及人高的窗戶上，搭起一根繩，挎住頭，蜷起腿活活吊死。
有兩位山西的老人，兒子不給飯吃，還屢遭媳婦打罵，頭朝下扎進家里的水窖中。“這些都是有必死決心的。”劉燕舞分析到。
他還記得有人跟他介紹說，一位老人要自殺，怕子女不埋他，便自己挖了個坑，躺在里面邊喝藥邊挖土。
這樣的案例接觸多了，劉燕舞不禁嘆息：“很多故事村民嘻嘻哈哈跟你講，但都悲慘到難以想象。”這個臉被曬黑的青年學者說，“有時候會有股想逃離的感覺，就覺得這個世界不屬于我。”
在自殺的故事里發現“他殺”的影子
更讓劉燕舞等人震撼的是，在農村老人尋死的故事里，發現“他殺”的影子。
楊華了解到，有一對老年夫婦，同時喝農藥自盡。老太太當場死亡，老爺子沒死，但家屬并不送到醫院。第二天家里人給老太太辦喪事。就讓老頭躺在床上看。第三天，老頭命斃，就著為老太太辦事的靈棚，立馬又為老頭辦了喪事。
還有一個在外打工的兒子請了7天假回家，看望病危的父親。兩三天過去，發現父親沒有要死的跡象，這個兒子就問父親：“你到底死不死，我就請了7天假，是把辦喪事的時間都算進來的。”老人隨后自殺，兒子趕在一周內辦完喪事，回城繼續打工。
“現代講究市場理性，講究競爭，看重核心家庭的利益最大化。”劉燕舞解釋道，當農民之間，甚至一家子父子、兄弟間都開始按市場的思維方式處理關系，人們開始算賬。
不少人給劉燕舞講過給老人治病的帳：假如花3萬元治好病，老人能活10年，一年做農活收入3000元，那治病就是劃算的；要是活個七八年，就也不太虧本；但要是治好病也活不了幾年，就不值得去治。
在不少老人的心里，這筆賬的算法也是成立的。“農村自殺的老人中，有超過一半帶有‘利他’性質。”楊華將農村自殺老人分為四種類型，其中“利他型”的老人最多，他們傾向于為子女著想。
“這些老人不想變成子女的累贅。”楊華說，“自殺的后果也將給子女帶來收益。”甚至，他們即便自殺還處處為子女著想。他們有的不在家里自殺，而是選擇荒坡、河溝幫子女避嫌；或者與子女爭吵后不自殺，待到關系平靜后才自殺；還有兩個老人都想自殺，也不會選擇同一天或同一個屋自殺，而要錯開時間，以免對子女家庭產生不好的影響。
劉燕舞認為，如果不到萬不得已，老人都不會選擇自殺。“一些老人說，寧在世上挨，不往土里埋。所謂‘利他’的表象背后，實質上更多的是絕望。”
劉燕舞的老師，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將這種已然形成的“自殺秩序”歸因為“代際剝削”：自殺的老人年輕時“死奔”，給孩子蓋房、娶媳婦、看孩子、一旦完成“人生任務”，喪失勞動力，無論是物質還是情感上，得到的反饋卻很少。
“被榨干所以價值后，老人就變得好像一無是處，只能等死。”賀雪峰說。
在“代際剝削”大行其道的地區，與之伴隨的，是農村老人自殺潮的出現。特別是江漢平原、洞庭湖平原、以及長江中下游地區，尤為突出明顯。
劉燕舞將這種自殺潮的出現稱為病態。“2000年后，農村老年人自殺率升高特別快，且水平極高。”劉燕舞不無憂慮地說，“用‘極為嚴峻’來判斷這一形勢并不為過。”
劉燕舞認為，在病態的自殺潮背后，更多的是經濟高度分化，給中年人帶來的集體焦慮，那就是他們如何在市場社會中輕裝上陣，參加激烈的競爭并勝出，無疑，作為比他們更加弱勢的老人，就成了他們要甩掉的包袱。
“我自己負擔都這么重，我哪能顧得了老的？”一些訪談農民直白地告訴劉燕舞。
京山的今天可能是很多地方的明天
每年，劉燕舞有3個月在農民家中做田野調查。據賀雪峰介紹，整個中心每年的調研時間有4000天，平均每天有10人在鄉村做訪談。
“我在全國跑的感覺是，隨著現代性的侵入，傳統性的沒落，各地農村都在向京山方向靠攏，只是嚴重程度不同。”劉燕舞說。
與他們的調查一同跑步前進的，還有中國的老齡化水平。中國民政部副部長竇玉沛在今年年初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透露，截至去年，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數量已超過2億，占總人口的14.9%。這一比例明顯高于10%的聯合國傳統老齡社會標準。未來20年中國將進入老齡化高峰。
這意味著中國僅老年人口數，就相當于印尼的總人口數，已超過了巴西、俄羅斯、日本。其中，80歲以上老人以每年100萬的速度遞增，去年已達到2300萬人。而且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繼續增加，從2012年的3600萬人增長到2013年的3750萬人。
據劉燕舞介紹，在農村自殺的老年人中，有六成多集中在70歲以上年齡段。“隨著中國老齡化日益加深，京山的今天可能是很多地方的明天”。
許多尚未踏入老年的中年農民，已經開始為自己的明天做籌算。他們在完成“人生任務”同時，不再指望養兒防老，而是留著部分積蓄購買商業保險。在法治意識較強的東部地區，有點老人向法院起訴子女應盡贍養義務。
據劉燕舞統計，農村老人自殺最主要的原因是生存困難，其次是擺脫疾病的痛苦，兩者合計占直接死因的60%，之后是情感問題。
換句話說，要減少老年人非正常死亡，就要解決三個問題：不餓死，不病死，不寂寞死。
劉燕舞建議，要解決當前矛盾，可以建立一種“新集體主義”，通過半市場化，半國家化的居家養老，來緩解當前農村的養老和醫療矛盾。
國家推行的新農保每月只有55元，讓不少老人有了盼頭。“那就先不自殺了，再挺兩年。”不少老人對劉燕舞說，“終于有人管我們了。”
另一方面，賀雪峰在湖北洪湖、荊門等地，陸續發起成立了4個老年人協會。協會有老人自發推選會長和理事，村里有老人過80大壽，協會去松塊長壽匾，有老人病了，協會去看望，有老人去世，協會去送花圈······據當地老人說，有了協會，村里“掛面條”（上吊）的少了。
研究了6年老人自殺，劉燕舞最大的希望是這一問題能引起關注，“老人應該活得舒服些，能從容地面對死亡，能走的有尊嚴點，而不是采用非常規的手段，那太悲涼了。”劉燕舞說，“人都會老。”
“事實上，多數自殺的老人，其實是不想死的。”劉燕舞還記得2011年冬天去應城農村做訪談的情景。在他去得頭一年，離他住處不遠的一戶人家，照料著一位癱瘓在床的老人。那年年底，子女們商量，給老人斷水、斷糧，希望他在年前死掉，“免得過年家里來客人，家里臭烘烘的。”
這是一個倔強的老人，“拼了命地活下去”。他躺在床上嗷嗷大罵，抓起糞便在屋里到處亂扔。一直堅持到大年初一，老人才咽下最后一口氣。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青年報 2014-07-30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