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打工，媽媽上班，爺爺干活（種地），奶奶蒸饃。”在秦嶺深處的村口，財新記者向一個由“留守奶奶”帶著的三歲小男孩問起，“爸爸媽媽呢？”小男孩脫口而出。
6月中，財新記者為采訪農村婦女抑郁問題（見《財新周刊》2017年第27期封面報道《她們為何抑郁》），前往秦巴山區，探訪了六個村莊，近二十戶農村家庭。與他們的對話中，破碎失序的村莊、尚未擺脫的貧窮、撕裂的半城鎮化...這些傷疤被一點點地揭開。快速城鎮化沖擊下，農村家庭面臨難解的困境：失地但村莊替代產業缺乏、留不住的“農二代”、家庭長期分離、留守的老人、孩子、婦女和外出的勞動力，都面臨很大的身心挑戰。
這些家庭中，55歲的李金發的家庭是個例外。
“沒得地種了。”55歲的李金發，已經20多年沒有種地了。“一輩子不想給誰打工。自己要給自己干。”和村里大部分勞動力選擇外出務工不同，李金發和家人們，幾乎都留在了村子里謀求生計。他們對于未來自己和鄉村命運的思考，給記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農民的意識變了”
國道的修建，令村里不少農民們失去了耕地，現有人均耕地僅0.3畝。資源匱乏的失地村莊，“勞務輸出”成為了當地村民的主要收入來源。
而李金發一家因“禍”得福，公路開通后，家就安在了貫穿秦巴山區的國道旁，交通便利，距離鎮中心不到兩公里。采訪的那日早上，李金發站在路邊，迎接從縣城過來的記者。他指了指那棟四層的水泥樓房說，二樓供家人居住，樓下店鋪用于出租，樓上曾經是學生課后輔導班、短租房，但目前都空置了，正發愁如何發展樓上的“產業”。
在村民眼里，李金發稱得上是“有經濟頭腦”的人，懂得利用區位優勢，依靠“瓦片經濟”增加收入，即使家中無人外出打工，日子過得也算湊合。前幾年，他被群眾推舉為村委會主任。
“年輕人都想出去掙錢。”李金發說，“地都荒了。糧食都是買的。現在的人為什么不種地？因為劃不來。”
“村子里去外地打工的人多，在外地打工的有三成，年輕的基本都在外地打工。還有三分之一在當地打短工，剩下的就是干不動的。”李金發告訴財新記者。“女的也出去打工，也不愿在家。”
“我走不出去，小兒子太小了。”李金發的妻子李娟，幾乎沒有去過外地打工，在本地負責管理一所早教中心，月收入不到2000元，以補貼家用。高中文化水平的她，和李金發育有一子一女，好不容易拉扯女兒長大，四十來歲時竟“老來得子”。現在，女兒剛大學畢業，小兒子還在上幼兒園。
54歲的李娟，算得上是村里同年齡段中“有文化的”，也樂于擔當“婦女骨干”，經常走村串戶。
“現在在家待著的都是出不去的。”她直言自己心情苦悶常常，“村里最苦最累的是我們這些不是特別老的，沒時間出去打工，需要帶孩子、理家。”李娟告訴記者，村里的“留守婦女”抱怨最多的，就是不能出去打工，為貧苦的家庭增加收入才是她們最大的愿望，擔心衰老、疾病、老無所養，為經濟、兒女生計所困擾。
“農民的意識變了，打工不再是一件丟人的事情，打工意味著有了一份工作。打工讓人欣慰的是有效益，過年回家手里拿著錢，辛苦背后有收獲，在家沒什么成績。”
李娟告訴記者，省城里“農民工”的月收入集中在2000元至3000元，與回報周期長、連年收獲并不景氣的“種莊稼”相比，足以讓村民們垂涎。
李娟告訴記者，自己留在“空蕩蕩”的村里，鮮有娛樂活動，加劇了孤立感。“我們這個年齡段的人，很少參加娛樂活動。”李娟嘆了一口氣，“在家更苦，這活沒日沒夜。在外（打工）起碼有個終點”。
“我也考慮過把孩子帶出去（一邊打工），但是首先自己要在城市里站穩腳跟。不然也沒有辦法給孩子提供好的讀書、生活環境。”李娟說，如果條件好一點，自己的孩子也是“想往城里送的”，但城市里高昂的生活成本，讓不少農村家庭望而卻步。媽媽、奶奶們選擇“返鄉”“留守”照顧孩子，在一定程度上，實屬無奈之舉。
“不知道我們這代人的結局會是什么”
置身于城鎮化浪潮中的李家人，和大多數農村家庭一樣，見證了開始，卻猜不透結局。而這其中還有“農一代”和“農二代”選擇的分化，比起父母對未來的擔憂和無可奈何，接受過較好教育的后者，趨向于堅定地融入城市。
李娟告訴記者，她不能想象再過十年，城鄉之間會是什么樣子。“國家現在要轉型，轉型要轉到什么程度？”她擺擺手，“轉暈了。”
“你認為‘轉型’讓你不適應的是什么？”記者問。
“過去的掃盲我就覺得沒有掃到我們這代農民身上，我們跟不上時代的發展。”李娟嘆了口氣，“農村人的思想相對而言還是比較落后的，相當一部分人沒有太多、太高的追求，沒有人生定位，覺得吃飽穿暖就可以了。”
她告訴記者，最大的感受是近年來一方面農村一點點“空心化”、老齡化加重，另一方面，城鄉差距拉大，工業轉型升級，第一代“農民工”能干的“苦力活”越來越少。他們是位置尷尬的“夾心層”，年齡集中在40歲以上65歲以下，尚有勞動能力，卻漸漸被城市化甩開。
“沒有就業渠道，沒有就業場所，文化程度低，稍微復雜一點的事情就做不好。機械化、電腦化讓我們跟不上時代發展，不知道我們這代人的結局會是什么。”這種趨勢令她擔憂，甚至會困擾著她夜不能寐。
“我們這一代人，老了又該何去何從？”李娟反問我。
“我問村里的老頭老太太們，如果有敬老院，你愿意住進來嗎？”觀察到村里的養老問題，李娟和丈夫、女兒一商量，打算把樓房空置的三樓和四樓改成私人養老院，不失為一個解決農村老齡化問題的出路、“商機”。眼觀周邊的村鎮，并不見養老院的落成。而過高的收費，過遠的距離，縣城敬老院又是農村家庭難以負擔的。
“不愿意（住進養老院），有一半的人不接受。農村老齡化問題比城市更難解決，很多老人怕花錢。”李娟告訴記者，村里人的觀點是養兒育女就是為了養老送終，但是年輕人的觀點已經變了。“老人一定程度上動不了的話，現在的年輕人都會有送去敬老院的思想。”
有底氣更自由地選擇
22歲的女兒李勝男，學的是幼師專業。彼時，她正在家中度過最后的暑假，她告訴記者，還沒想好以后的出路，并有點害羞地拿出一封手寫的信件。清秀的字跡，寫著申請當地民政局予以補貼，開辦民營村級養老院，解決農村養老問題。
“你想留在農村嗎？”我問李勝男。
父親李金發在一旁搶答，城里工作不好找，“80、90后（農二代）都不會種地，姑姑、阿姨這些輩分都搞不清楚的。農村沒事干，總要找點事情干唄。”在父親面前，李勝男選擇了沉默，對我笑了笑。
采訪結束回到北京后，記者收到了李勝男發來的一則短信，她告訴我，人在省城，已經開始找工作了。“每個人的出生年代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家庭背景不同，自然分工不同，要努力的方向不同，所以走的路又不同，最后的結果也就截然不同。”
她認為自己和60后、70后不一樣，家庭負擔相對少，父母尚健康，自己也暫無成家立業生養孩子的打算，她有底氣去做更自由的選擇，憧憬更多可能性的未來。“想在省城工作，離家倒不是很遠，雖然不是一線城市，但也足夠讓我先成長起來。”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財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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