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和新科技的應用，當前的學習模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中表現之一就是：以前人們認為高端的學習只能發生在歐美，只有向“西”走才能獲得真經。如今，人們有了更多的選擇，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僅向西走，也往國內看，而且也開始越來越多地向“南”走，將課堂搬入更多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實地，看見更豐富的全球圖景。
中國農業大學自2010年國際發展“試驗”班設立以來，每年暑期都有一群熱心國際發展，關注國際事務的學生前往非洲進行海外實習，年復一年在非洲大陸留下稚嫩卻堅定的足跡。今年是開展本科生海外暑期實踐的第五年，秋季學期我們又將迎來國際發展專業的新生，為了更好地支持老生新生間的對話與交流，促進他們對該專業方向的了解與把握，同時也為了推動社會各界對于中國農業大學全方位多層次國際發展研究和教育的了解，IDT特推出一系列基于海外實踐與反思之上的文章。青年學子們的筆觸還很稚嫩，對于國際發展的理解不一定完全準確，但這些文字凸顯出的問題意識和分析視角往往讓我們大吃一驚。歡迎大家關注。
一、“拒絕”使用化肥的小農
農業一直是坦桑尼亞經濟中的主要貢獻者,在整個國民產出中也占有很大的份額。根據2015年的經濟調查（Economic Survey 2015），農業部門產出占GDP的29%，其中種植業占了15.6%。農業也是一個解決農村人口就業的主要途徑。在最新的調查中（NBS，2015），坦桑尼亞的農業從業人員大約有1129萬人，其中有98%的人部分或完全從事種植業。雖然坦桑尼亞政府已經將重心落在了農業發展戰略(ASDP)上,農業的現代化也在很早前就被政府提上了日程,然而迄今為止,坦桑尼亞的農業仍然是一個傳統的小農體系。大約69%的家庭（NPS2014/15）耕種土地，以小農為主，平均每人種3公頃，大多數農民只是自給自足，三分之一的人會銷售農產品。
坦桑大多數的貧困人口也是農業人口，要想幫助他們脫貧，必須注重農業發展。而要解決農戶的貧困問題，使其實現家庭經濟的增長，一個關鍵因素是增加農業生產率。通常來說，為了提高生產率，我們往往會想到增加農業投入（inputs），如化肥、農藥。
有趣的是，筆者在海外實習的訪談中發現，在我們所調研的Metigo Wasimba村，村民被問及是否使用化肥農藥時幾乎都回答:“我們的土地夠肥沃，不需要化肥”，而問到一戶較為富裕的農戶時，她卻肯定地說化肥有效增加了產量。向當地官員詢問后，筆者了解到其實“土地肥沃”只是農民們的小借口，他們也可能在有盈余的時候適當購入來增加產量，但他們通常沒有現金支付化肥。
二、化肥政策與化肥使用
出于興趣，筆者搜索了更多關于肥料使用的資料。在經歷了一段無補貼時期后，坦桑于2003年開始對內陸地區進行化肥交通補貼，使化肥使用量上升，但效果有限。2008年后坦桑實施了肥料補貼項目——國家農業投入補助計劃（National Agricultural Input Voucher Scheme），該計劃的目標更為明確，在指定省份選擇貧困（擁有少于1公頃土地）、土地潛力大的農戶進行補貼，提供兩種化肥和玉米、大米的優質種子，相當于減少農民50%的農業現金投入，筆者所在的Morogoro省就是12個受益省中的一個（WB，2014）。然而，NAIVS受到資金限制，2016/17年預算大幅削減，且可能在未來取消（FAO，2017）。
從肥料使用的角度看（如下表），其使用比例從國家統計局的第一輪(NPS 2008/09)到第三輪(NPS2012/13)調查中一直在上升，但在第四輪調查(NPS 2014/15)中下降了。總體來看，化肥使用的比例變化不大，且仍維持在較低水平。
來源：Tanzania National Panel Survey Wave 4, 2014-2015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中，坦桑的化肥使用情況排行居中，處在平均水平之下。
來源：Fertilizer subsidies in sub-Saharan Africa，FAO
令筆者好奇的是，坦桑自2003年恢復實施了化肥補貼項目，并對化肥產品免稅，然而統計數字并沒有體現出化肥使用比例的大量增長，使用肥料補貼的農戶甚至也大量減少了，從第二輪調查（NPS2010/11）的50%降到第三輪（NPS2012/13）的30.1%，再到第四輪（NPS2014/15）的大約11.1%（這有可能是因為提供農業投入補貼的方式變了）。Morogoro省作為受益省之一并沒有非常明顯得表現出化肥使用上的優勢，筆者訪談的農戶中也鮮有使用化肥的。這些農戶為什么沒能很好地從補貼中受益？出于哪些原因使化肥無法走進小農的生產？
三、為何小農不使用化肥
通過總結幾天的調研，筆者針對“為什么小農不使用化肥/增加農業投入？”這一問題的原因作了以下分析。
1、農業投入過于昂貴。坦桑是農業國家，工業化程度低，制造業不成熟，無法自己提供足夠的化肥，化肥農藥等產品依賴于進口，其不親民的價格便增加了農業投入成本。此外，海外生產的產品到達達市后還需經過昂貴的公路運輸進入內陸省，再通過小販銷售給農民，這些產品的最終價格便使小農無法承受了。
2003年開始的交通補貼降低了運輸成本，但實際上處在銷售鏈末端的農民很難真正享受到補貼的好處。即使現在NAIVS的補貼目標更明確，農業投入的價格對他們來說依然高昂，而且資金不穩定的NAIVS不一定能一直覆蓋所有的項目到省、市、縣、鄉，這也給農民帶來了更多挑戰。
2、不完全的信貸市場約束著農業投入。高昂的化肥價格使小農無法觸及，信貸市場也對他們不怎么友好。筆者了解到商業銀行不愿意貸款給小農，利率高；它們更愿意貸款給有一定資本的富農，以保證回報率。同時不完全的信貸市場也使供應商難以降低產品（如化肥）的價格，小農陷入兩難境地。個別農民也嘗試通過建立農民組織來向銀行貸款，但許多成員付不起或不愿意交會費，使農民組織難以運作起來。
3、除了經濟上的限制，小農的生產方式也間接阻礙了化肥使用。傳統的生產模式下，使用化肥帶來一定的風險。季節性降雨量的變化和不穩定的市場價格增加了風險。Metigo Wasimba村的農民們過著靠天吃飯的生活，每天早上需要騎行30分鐘取生活用水，灌溉依仗于雨水。去年的干旱使許多農民欠收，有的甚至顆粒無收。而面對波動的農產品價格，小農不敢確定增產收益能否支付化肥支出，不敢確定這是否是個合算的買賣。按照道義經濟理論中農民“安全第一、規避風險”的特性，面對風險時他們更可能選擇不使用化肥。
4、最后，即便小農使用了化肥，他們也有可能因為產出并不如原本期望的那么好而放棄再次使用。而信息不對稱就是使農業投入的效用無法最大化的一大因素。在筆者所訪談的農戶中只有家境較好地P女士明確表示有手機（智能機），可以即時獲取農業信息，其他農戶更多通過人際傳播獲得農業知識和信息（小販、推廣員、朋友等）。在人際傳播中農戶往往缺乏主動性，比如與推廣員交流時，他們只能等待推廣員“上門服務”，而不主動按照自身的需求獲取信息；即使他們獲得了一定知識，也不能保證很好的理解與運用，難以有效提高產量。另一方面，推廣員向他們傳播的知識不一定有用。政府缺少資源和設備來對各地土壤進行測試，無法因地制宜地推薦小農使用適合的化肥，也不利于有效提高產量，最終澆滅了農民的熱情，減少了化肥需求。
綜上所述，筆者所調研的傳統小農們與化肥之間存在著一條“溝”，致使他們無法有效從政策中受益。
當然，討論坦桑的化肥使用不僅僅需考慮其補貼政策、國內外市場、小農本身等等，是否應該大量使用化肥本身也是一件備受爭議的事。坦桑并不單向地鼓勵化肥使用，它也有相關法律法規規定任何化肥投入使用之前需要進行測試和評估，通過后產品和生產、銷售者都需進行登記，以保證化肥的質量。而評估過程中涉及的經費和長達3年的測試期也增加了有關機構和銷售者的壓力。要想完整地訴說坦桑的化肥故事，還需更深入地探究、更耐心的觀察、更全面的視角。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公眾號 IDT（國際發展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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