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農民主體性和主動性的思考
富裕的東南，貧困的西北，六十萬個鄉村，八億農民，大國之村如何突圍，《治村》一書依據大量的第一手實地調研資料，介紹了東中西不同省份不同縣市村莊治理的現狀及困境，給了我們一個中國農村治理的縮影。
鄉村政治、資源下鄉、土地權利、經濟發展、文化建設，鄉村治理的內容包羅萬象，誰當村干部？村莊政治與村民參與，資源下鄉與農民參與，村治的制度探索，村治的社會基礎：階層、派性、宗族，村治的動力，每一個命題在中國都很宏大。無論是以作者賀雪峰為核心的“華中鄉土派”學術團隊，還是長期奮戰在基層一線的鄉土干部，要想將這些命題解讀透徹，要想對當前村莊治理存在的多種悖論及困境提出有效對策，實屬不易。
作者在書中提到，當前中國農村，鄉村政治規范、基本社會秩序、土地利益分配、村社集體功能、鄉村共同塑造、財政資源使用、自給自足經濟與信息化下鄉等方面都在遭受挑戰，不得不承認，一年多來的下鄉工作體驗，我雖沒有感受到“挑戰”之壓，但基層治理的困境、矛盾、悖論重重的現實，與書中所闡述的現狀相互印證。
不可否認，改革開放特別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確立和農民以土地為主的財產權利的確立以來，我國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可喜變化，溫飽問題已穩定解決，小康水平總體基本實現，社會主要矛盾已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老百姓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縱觀中國歷史發展進程，土地革命戰爭后，無論是抗日戰爭時期，還是解放戰爭時期，無論是社會主義建國初期，還是改革開放初期，歷史的經驗都表明，調動農民的主體性和主動性至關重要。改革開放后，“鄉村工業化”和城市工業空前擴張，農業現代化水平大幅提升，城市化進入了穩定、快速發展的通道，農民紛紛洗腳上岸、務工創業、進城安家。農村空心化和凋敝的同時，農民的主體性和主動性正嚴重弱化。綜觀歷史經驗，結合自身工作體驗，筆者認為，要讓十九大報告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在廣大農村得到生動實踐，必須充分發揮農民在村治中的主體性和主動性，讓農民做自己命運的主人，這一點是關建中的關鍵。
當前農民的主體性和主動性正嚴重弱化的主要表現在：一是對村級建設，如水利、道路等公益設施建設，籌資籌勞積極性不高，甚至在不參與的同時反對起阻礙作用；二是對學校建設、項目落地等征地拆遷過程中，正面支持的少，消極抵制的多；三是在村社區組織開展相關工作如涉及自身權益的換屆選舉、環保整治、健康體檢等，消極應對，不予配合；四是對鎮村干部存在偏見，有的甚至存在抵觸情緒，認為鎮村干部在工作中優親厚友、徇私舞弊；五是對個人及家庭自主的事項如醫療保險征繳、養老保險征繳等工作被動消極；六是對安全環保方面的要求增加，關注度高，但在自身的生產生活中又全然不顧，違反鎮村的相關規定及要求。當然，這些表現有的是少數，有的是多數，不同的地區，不同方面，程度有所不同，反應也會不同。
那么，農民主體意識和動性嚴重弱化的原因呢，我認為是多方面的：一是受城市化進程加快和農業比較效益的普遍偏低，農村空心化嚴重，家家點火、戶戶冒煙的生氣不再，而是大門緊閉或掛鎖出門，剩下的大多都是老殘病弱的“三八六一九九”部隊，對村級事務的參與熱情不高；二是自然村一再合并，行政村規模越來越大，地域范圍越來越廣，5到7人的支村兩委班子人員熟悉都不容易，村干部與村民之間的互動交流相對合并前的自然村要少得多；三是多數村社區缺乏造血功能，大多是空殼，甚至負債累累，缺少回應農民需求的資金和話語權等，久而久之，農民喪失了對村干部的期望和信任，對村級事務則持有“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心態；四是行政村與村民之間的自然村（村民小組）虛化，農民個體利益訴求的多樣化及有限影響力與行政村班子之間的公共集體決策之間缺乏有效組織和良性互動；五是“屬地管理”“誰主管、誰負責”原則下的信訪、維穩壓力，防范各類小概率事件壓力，以及百姓12345熱線及公眾媒體對安全、環保等方面的高度關注，還有各級相關工作延伸覆蓋到基層村社區后的檢查、督查壓力，大大擠占了村級治理的人力、財力、物力，“對上負責”與“對村民負責”往往以前者為主，真正關心解決村民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真正與村民打成一片的動員群眾的工作反而越來越少開展；六是對貧困戶、低保戶、五保戶等困難群體的保障和對富人、能人、名人的調和平衡占據了村級治理的大部分精力，這種杠鈴式的群體管理模式在維護村級運轉秩序的時候，也淡化了對村內大多數農民群體的管理；七是能人治村、富人治村、“名人”治村的必然趨勢和自然選擇讓普通農民遠離了基層政治，村民委員會自治在取消稅費征收及計劃生育等硬性指標任務以及單向自上而下的資源下鄉和轉移支付，進一步讓村民喪失了決策參與和建議的話語權，籌資籌勞搞集體建設大都已經成為歷史；八是宗族力量、自然村力量、小親族力量在城市化和信息化的進程影響下失去了原有的影響力，代表絕大部分村民意愿的村民委員會自治多數已成為支村兩委之間甚至是村書記的自治。
由于家庭成員的分散（外出務工、經商、就讀等），農村家庭的生產生活自顧不暇，要讓農民在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特別是村治中充分發揮主體性和主動性，除目前的計劃生育國策相對放寬松以緩沖老齡化、城市化進程過快而增進農村活力外，還需要從多方面努力。一是發揮自然村（村民小組）內地域相鄰、姓氏相同、人緣相親的固有優勢，充分發揮自然村在行政村和村民之間橋梁紐帶作用，選取一個或多個當地有威望、有能力、有熱心的中老年個體發揮“片區管理員”的作用，分擔行政村所承擔的服務職責；二是本著節儉、簡約、高效的原則，梳理簡化和科學合并各部門各條線延伸至村級的陣地建設、形式掛牌、制度上墻、資料歸檔、現場檢查等，為村級的辦公室工作、文字工作、繡花工作減負減壓；三是為村級防范小概率風險事件的“免責”工作與脫離地方實際的形式化創新創建任務減壓，讓村干部將更多的精力回歸到農民的生產生活需求和農村社會基本秩序的維系上；四是將自外而內的資源與自下而上的村民自治（建議和決策）結合起來，讓有限的資源按輕重緩急的需要發揮最大的作用；五是以落實到戶的惠農政策為砝碼，探索建立以自然村為單位的村規民約監督獎勵約束機制，著力構建責權均衡的村治與農民關系；六是以行政村為單位，在各自然村之間建立投入與配套相匹配的項目和資金安排秩序，充分調動村級在外人脈資源和村內土地、要素等資源稟賦，多措并舉增強行政村的造血功能，強化村治的經濟基礎。
（作者系湖南省瀏陽市棖沖鎮人民政府副鎮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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