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蓬村現在是浙江省衢州市[③]柯城區石梁鎮的一個行政村，包括麻蓬、橋頭山和花墳前三個自然村，共有11個村民小組，310戶人家，合計1067人。村民以柑橘、香拋、胡柚等經濟作物的種植及農閑時的外出務工為主要收入來源。
2008年8-9月，筆者對麻蓬村進行了一項田野調查。筆者住在村民家中，與他們一起生活，參加和觀察他們的宗教活動，并對村中的二十多位重要人物進行了深度訪談。以下，本文將以調查獲取的經驗材料為基礎，按照歷史脈絡呈現麻蓬村天主教信仰的嵌入過程、傳播手段、細節調整、以及目前的發展。
一、歷史中的宗教嵌入
浙江的天主教歷史悠久。元朝時期天主教已傳至溫州，杭州是十七世紀耶穌會活動中心，鴉片戰爭后中國開放了五個通商口岸，寧波是其中之一，依黃埔條約補充條款，天主教和新教取得在寧波傳播的特權。新中國成立后，羅馬教廷多次發布“通諭”和“命令”，禁止中國神職人員和教徒群眾與人民政府合作。此后，全國范圍內的天主教開展了“三自”運動，割斷與羅馬教廷的關系。文革中，浙江省的天主教經歷了一場變故，有所不同的是其恢復比全國要早。
麻蓬村的“小歷史”與村莊外的“大歷史”息息相連，如果追問麻蓬的歷史來源，需要上溯到三百年前。村里世代流傳的說法是，明末利瑪竇在他傳教的第三站南昌使許多信徒受洗，其中就有從江西南豐到南昌做苧麻買賣的付姓人家?？滴跛氖?/span>(1704年)羅馬教皇格肋孟十一世發出了一道通諭：禁止中國教徒使用“天”或“上天”等詞匯，并宣布祭祖禁令，派特使多羅主教來中國予以發表。此后教皇又重申禁令，遣特使嘉樂來中國，帶來教宗禁令的漢文譯本面呈康熙閱覽?？滴醪粣?，不久便發布了禁教的命令。1722年康熙駕崩，其子雍正即位后不久嚴格執行了康熙的禁教旨意，下令查封教堂，清查信徒數目，所有傳教士離開本省移至澳門。
此時，江西南豐天主教徒傅佑我，傅佑仁兄弟因為堅持信教不肯返俗而遭到官府的追捕，在逃難途中，兄弟二人攜帶家屬四處遷徙，最后決定定居在衢縣的石梁地區，因為這里山川秀美，且不易為外界驚擾。付氏兄弟二人各生了三個兒子，成為此后族譜上的六房。付姓后人在石梁山間的河谷中開荒，開始過上了比較安定的生活。但由于堅持天主教信仰，他們在石梁當地頗受壓制和排斥。
村中流傳的故事說，有一年衢縣地區發生旱災，當地動員百姓祭拜龍王爺求水，家家戶戶的壯丁都要去，但卻遭到麻蓬村村民的拒絕，因為天主教信徒不能參與祭拜鬼神的活動。結果，付姓的一個長老被惱怒的當地人綁在磨盤上暴曬，直到他苦苦求饒才被放開。這件事情過后，當地人把耶穌像刻在他們舂米的石缸底下，讓舂米的石頭不斷地碾擊，以此來羞辱這些信奉天主教的外地人。由于在信仰習俗上的差異與隔閡，那時的麻蓬村民與當地人在土地界限，水利灌溉等方面也經常陷入爭端，并屢屢吃虧。
付姓宗族到了第三代人的時候財富有所積累，便想到福建穆陽去“請神父”，那里靠近出?？冢窀付嘤芯奂?，官府來抓便可立即轉移至澳門。“請神父”的過程很不安全，一方面是因為路上有災荒與匪亂，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文化上的沖突，神父很容易遭到攻擊。無奈之下，村里不得不派人到福建少林寺去學習武藝，從此，麻蓬人竟有了練武健身的習俗，全村男女老少會武耍拳的一度占總人口的70%之多。[④]
從1730年至1838年，麻蓬的教務歸福建穆陽（今邵武）的多明我會管轄，到1838年法國遣使會接管為止共104年。從1838年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共111年都是由法國遣使會管轄，在這111年中傅姓有六位、王姓有五位晉鐸。[⑤]麻蓬村歷史上能夠出那么多神父，和天主信仰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沖突有關。晚清時代，村里沒有人去參加科舉考試，因為考取功名之后這些人就必須必須祭祖、祭孔，而這在天主教中是不被允許的。
“過去從村子里出去的人少，唯一可以從村里走出去的路就是修道，讀經（圣經）的出路就是去做傳教士，所以村里頭腦聰慧、智力較好的人都會走修士再到神父這條路。麻蓬村可以說是浙江歷史上出神父最多的村，他們最早到澳門去學，后來主要是到寧波、舟山一帶學習和傳教。因為神父不能結婚，這些頭腦聰慧的人并沒有自己的直系后代。除了神父之外，村里出的修士、修女也很多。”[⑥]
盡管今天的麻蓬村民在與附近村子的村民交往時已沒有外在的障礙，但心理上仍有隔閡。因為要學神父用普通話念經，村里90歲的老人都會講普通話；因為要與周圍村民交流，麻蓬的所有村民又都會講石梁話；但與此同時，他們自己的方言又帶著江西口音；衢州的當地人幾乎都聽不懂麻蓬方言，由此我們可以想見麻蓬村在當地的融入程度。村中老人介紹，以前因為麻蓬村由法國人在村里傳教，被鄰村人叫做“ 麻蓬鬼子”。但現在，鄰村人已漸漸接受了麻蓬村信仰天主教的傳統，不再歧視他們，關系也大為改善。
二、天主信仰的傳播與調整
由于篤信天主教，解放前麻蓬村的村民作為天主教徒只與教內人士婚配。
“當時找對象必須是教友，勸你入教了才娶你，女的嫁出去也必須找教友，或者勸男方入教了之后才嫁，這樣靠通婚圈子的擴大來擴大傳教范圍。當時村里的女兒很難外嫁，多半是嫁到自己村里，能夠嫁出去的都是通過神父介紹給遠方教區的教友。不過，男的只要有一定的財產還是可以討到附近的媳婦并且讓她入教。對外來媳婦，開始談對象時信不信這個教要求并不是很嚴格，但要確保她們不反對。她們開始不信，后來參加活動多了就會信?！?/span>[⑦]
因為通婚圈狹小，近親婚配者多，村里出了很多的低智商者，還有一些先天性的殘疾。后來，村里引入了另一支王姓的教徒世家。王姓宗族世居金華，也是由于教難逃到當時的衢縣落戶，其中一支于1821年也遷到麻蓬村，另一支則遷往橋頭山。王姓家族的遷入使得村中近親繁衍的局面有所改善，兩姓以此為據地互相婚配，并向外傳教。
在麻蓬，付姓和王姓之外的人被稱作外姓人，他們要么是招來的上門女婿的后代（不強制子女跟母親姓），要么是解放前村里的長工、雇工的后代，不過現在他們和村里其他姓氏的人已經沒有地位上的心理差別。
由于村里的姑娘多半是出嫁在村內，村里的親屬關系網非常復雜，村民們互相之間不是宗親就是姻親：
“我們信教的人互相牽一牽就是親戚。我的祖母來自廖家，嫂子也是來自那里，侄女又嫁到了那里，大家都是親連親的?，F在，嫁娶外教人都已經默許了，神父也不反對了，不過原則上最好讓他/她信教，事先講好不能反對，不能阻止自己的子女信教?！?/span>[⑧]
教會的這個“不能找外教人”的規定到解放之后有所松動。盡管在老年人那里，這種觀念仍然很重，但是，隨著近年來人口流動的加劇，在外讀書、打工時自由戀愛的情況已經越來越多。
麻蓬村的天主教在當地的傳播速度很慢，幾百年來也只是向鄰近的村子有所滲透。一直到現在，鄰近的非天主教村落中，許多村民仍視天主教徒為異類，那些加入教會的鄰村村民很多都是病人，殘疾人，或是因各種原因被村莊排斥的邊緣人。對此，麻蓬村的老人解釋說：
“天主教不太重視傳教，傳教一直都是神父的任務。神父人數很少，因為不能結婚生育，所以培養后來人就是一個問題。天主教的規矩難守，約束太大，要不是特殊情況，誰愿意自己的孩子去做這一行啊?；浇叹蜎]有這么嚴肅，傳起來就快多了。所以，我們只能通過長期辦教理班，堅持做彌撒講道，這樣來感化別人。這個過程持續的時間太長，不是長期生活在這里的人很難進入的?！?/span>[⑨]
當問及為什么神父必須獨身的規矩不能修改時，一種回答是：“這是羅馬定的，改了就不是天主教了?！绷硪环N回答是：“耶穌本人就沒有結婚，結了婚的人私心重，沒有犧牲精神，不能一心一意地為上帝服務?！背酥?，村民們認為傳播速度緩慢還與教會過去對一些儀式性的細節太過強調有關。
“以前對一些儀式性的東西摳得太死，我們現在的看法，祭祖先牌位也是可以的，沒有必要反對。如果教會變通一下，其他教友也會支持。比如用另外的形式來祭奠，簡單一些，衛生一些，唱歌啊，獻花啊，點蠟燭啊，都是可以的，表達出來就行。燒香燒紙，煙霧繚繞，對環境不好，對人的健康也不好，應該修改。人的觀念總是可以更新的嘛?！?/span>[⑩]
另外，當涉及到一些倫理問題時，村里的信徒也很犯難，要想鄰村進教堂的非信徒也來遵守，就相當困難。舉墮胎一事為例，梵蒂岡明確反對墮胎，認為這是一種謀殺，但是我國政府一直鼓勵墮胎，有時為了計劃生育還需要強制墮胎。麻蓬的天主教徒既不能反對梵蒂岡，也能不違反國策，尺度較難把握。
總地來看，經過一些細節調整之后，麻蓬村的天主教信仰不僅在觀念、教義層面有所變化，其生活習俗也帶有一些中西混雜的特征。比如麻蓬村有自己的節日：天主教年歷中的四大瞻禮，耶穌復活、圣神降臨、圣母升天、圣誕節。與此同時，村民們也過中國傳統節日，春節拜年、端午吃粽子，中秋吃月餅，元宵節玩龍燈，但不過清明節和“七月半”（鬼節），只是會在大年初一時拜完年到山上去掃墓，獻花。
另舉喪葬為例，麻蓬的喪葬儀式非常簡化，不燒香、不燒紙。死者去世的當天晚上眾教友會去他家念“通功經”；第二天請神父過來做追思彌撒，并送死者遺體火化；翌日便送骨灰上山。但從喪禮中的靈堂布置、跪拜親屬等環節來看，又到處可見漢人傳統習俗的痕跡。死者的墓碑是用石頭刻的，但是上面的文字內容非常富有特色，既有來自西方的天主教文化的元素，又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影子。一個典型墓碑上的銘文如下圖所示，銘文中間的圣名是死者入教受洗時所取的名字，通常是圣經中的一個圣人。
三、今日的村莊生活
1949年，麻蓬的天主堂被征用，1958年成為石梁人民公社的食堂，文化大革命時又成為戰備倉庫。文革期間，教堂里的圣像、石膏像、木頭像、經書、檔案資料等悉數被毀。1982 年，教堂歸還給村民，恢復了正常的宗教生活。1983年村里的土地承包到戶，80年代末，以麻蓬為代表的天主教村莊在經濟上學習附近的非宗教村，改變農業結構，種植柑橘、養豬、養魚、面向城鎮市場。
麻蓬天主堂曾有歷屆本堂神父23人，其中有3位法國人、1位匈牙利人、1 位意大利人。[11]1978年之后，麻蓬村曾一度沒有神父。1984年，麻蓬村派出十幾個村民，到嘉興平湖請來了周神父，他在村中一直服務到2006年去世。而天主教愛國會從外地調入的林神父又在2007年被調往杭州，麻蓬村從此沒有了本堂神父。目前麻蓬天主堂每個周日的禮拜只能請城區天主堂剛剛晉鐸不久的徐神父來做，做禮拜的時間也從上午調整到了下午。村民們說，沒有了本堂神父，村里的宗教生活慢慢冷清起來。
不過，村民眼中的冷清更多地是反映了天主教信仰的淡化，這從村莊日常觀念及公共生活中可以反映出來。
（一）日常觀念
麻蓬民風醇厚，小偷幾乎絕跡，在村中閑逛時，可以見到每家每戶都敞開大門，即使無人在家也是如此。不過近幾年來，村里的麻將桌逐漸多了起來，村路旁的一家麻將館從早到晚都有許多人聚集在那里。村里以財富為基礎的面子競爭也很激烈，“賺了錢就要蓋樓房”。中等收入的家庭都購置了彩電、冰箱、摩托、太陽能熱水器等，另外，在家具的品味，房屋裝修的氣派特別是廚衛的舒適度上，村民都在互相攀比[12]。
村里老年人的生活質量相當高，子女非常孝敬父母，這從他們平時跟父母說話時謙卑的態度可以看得出來，如果哪個小輩對家中老人不尊敬，肯定會受到全村人的譴責，因為這違背了天主的十誡。作為天主教徒，麻蓬村民對祖先并沒有強烈的緬懷和依戀，在文革期間丟失了族譜之后，他們也不再能區分清楚自己的房份，取名字的時候也不再加上輩分了。村民對親屬關系非?？粗?，但這種關系不再以姓氏、宗族、房份或者堂兄弟間的聯合家庭為基本單位，而是以夫妻雙方的嫡系親屬為核心而展開。
在日常關系中，村民愈益表現出小農看重自身利益并且短視的特點。村里的治保主任在向我介紹糾紛時，非常無奈地說：
“人都是以利益為第一的，天主教人做人，那是蠻好，要真的按天主說的那一套來，哪里會有什么糾紛呢。有的人教堂也去了，但是心沒到，念經也念了，但是心沒念。每個村都有幾個差勁的人，碰到公家的事情，只要他們一鬧，大家心里就不平衡，就不好搞?！?/span>[13]
村里的糾紛主要是宅基地糾紛、土地糾紛和水利糾紛。如常見的水利糾紛是溪水上游和下游的農戶之間所起的爭執，干旱的時候上游的要堵下游的要挖，雨水多的時候則剛好相反。修水渠的時候離小溪遠的肯定贊同，但是離溪水水近的就未必，因為對近水用戶而言不修水渠橘樹也有水用。筆者曾就此事與一名信徒討論，他回答說：“是自己應得的就要去爭取，上帝說了要行善，并沒有說要放棄自己的權利，這事情與道德無關?！?/span>
（二）公共生活
村里的公共生活分為兩個主要的部分，涉及村莊政治的由村兩委組織協調，涉及宗教事務的由教會長老負責，二者互不干涉。
在教會事務中，村民們作為信徒表現出了高度的責任心。村民們自動捐獻、自我管理的堂管會一直保持著良好的運行。村里的幾位“長老”在財務上非常謹慎，從來沒有出過差錯，而一般的村民在教會的活動中也充滿了主動性，因為大家給教會的事務添上了一層神圣的色彩：
“教徒要講犧牲精神，要奉獻給主，奉獻給所有人。生前的所有東西都是主給的，死后要還給主，捐給教會或者去做慈善事業都可以。耶穌自己都犧牲了，我們世俗的人怎么能夠有私心？” [14]
但是，當把這種無私與奉獻的精神從教會的“神圣”事務推廣到世俗的公共事務時，村民們則表現出明顯的原子化的特征，無論是村委會選舉還是公共品供給，大家都抱著一種“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只要政府有了明確的組織意圖，選票投給誰無關緊要；只要有項目下來，村里的公共工程就可以實施，但如果需要向村民集資修建，難度就非常大。
可以說，村莊歷史上由教會組織一切公共事務的局面轉變為主要由鄉村基層政權來主持，但村民的參與度并不高，這種轉變帶來的效果一方面是村莊對于國家資源的依賴越來越強，另一方面，教會的凝聚力也在慢慢減弱。
“解放之后這么多年，村里的信仰沒有以前那么虔誠了，現在村里的公益事業都由黨支部、村委會在弄，困難補助，公共工程現在國家管了，政府有錢撥下來。這樣的話村民就離國家更近些了，這是很現實的。以前國民黨什么都不管，大家完全圍著教會生活[15]，當然會非常認真地去信仰。現在不行了，現在已經沒有以前那種宗教的盛世了”。[16]
四、結語
在對以麻蓬為代表的浙西天主教村落作了一個相對粗陋的歷史素描之后，我們可以在比較抽象的層次上梳理這一過程。首先，這批村莊的歷史是中西文化的沖突與融合在民間社會的一個縮影。殖民時代的傳教士以狂熱的宗教熱忱漂洋過海來到中國，他們在中國歷史的進程中留下的痕跡到今天依然無法抹去，但是，這絕不意味著以宗教為核心的西方文化在中國鄉土的土壤中能夠生根發芽甚至長成參天大樹。事實依然是，有著強大涵化能力和包容精神的中國文化能夠與其實現融合與共存。其次，晚清歷史上以天主教為代表的外來宗教在中國農村的大規模植入恰恰是依托了傳統農民的組織形式——宗族，才實現了其在歷史長河中的維系。麻蓬的天主教信仰如果脫離了宗族這個載體是不可想象的，以血緣鑄就的親屬關系網是其傳播和承繼的核心手段。在有關周圍村莊的排斥、教難的打壓以及政治事件沖擊的集體記憶中，村民形成了強烈的共同體意識，這種集體意識與日常生活中初級群體內處處滲透著的宗教情感緊密相連，以至于他們的信仰基礎牢不可破。[17]
不過，麻蓬村落的天主教氛圍正在淡化，原因除了世俗文化的注入外，更由于村中宗教的組織功能已逐漸為政治所取代。老年村民們所抱怨的今日教會組織的純潔性[18]在年輕人那里并不是太大的問題，他們的宗教觀念淡化更多地是由于自身的流動性：外出求學或打工的年輕人雖然從小受洗，但無法常規地參加每周的彌撒。不在村中的日子里，年輕人多和非教徒生活在一起，無法過正常的宗教生活。雖然有時間依然能夠讀經、祈禱，但沒有集體的氣氛，也就不會起到定期強化的作用。然而，他們的宗教觀念淡化并不意味著天主信仰趨向于消失，因為在高度流動的日常生活中，在充滿物欲的市場經濟中，他們更加需要一種信念來作為支撐。區別只在于，父輩們表象化的，以村莊共同體作為依托的宗教生活在他們那里正變得逐漸私人化，信仰變成了個人內心世界的事情。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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