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鄉村文化中，麻木是最為顯而易見的一種醒目的色彩。
麻木是一種病癥。醫學上十分明了地指出，由于神經系統發生某種疾患，身體的某一部分有螞蟻爬動的感覺，這種生理現象為之麻；而感覺的完全喪失，則為之木。“麻木”一詞從醫學向社會學的移植，是醫學的拓展，是社會學的進步。而把麻木的社會意義，專利于中國農民，則是社會學對農民偏激的深入。
如今，全社會都對農民的麻木深惡痛絕，甚至有些無可奈何。這種對農民麻木的認識，并非從魯迅開始，但自魯迅始，“農民的麻木與麻木的農民”之深入人心，卻要歸功于偉大的魯迅。《阿Q正傳》《祥林嫂》和《藥》等小說經典意義的深刻，怕正是與魯迅對“麻木的農民”的深刻認識密切相關；或者說，魯迅小說的深刻，正是他對中國“國民性”認識的深刻，而麻木則是魯迅認識到的“國民性”中最重要的一個部分。麻木是“國民性”的軀干。一個寓意、象征麻木的人血饅頭，足可以警醒幾代農民和幾代中國各色的人群。
可惜，真正的農民并不看魯迅的小說。到了今天，就是到了二十一世紀，華老栓早已死去，墳丘都已荒蕪，人血饅頭也不再有了，但麻木的農民和農民的麻木卻依然青枝綠葉，有旺盛的生命力。
因為，包括魯迅先生在內的人們忽視了最關鍵的一點：麻木是生存中農民最有力的武器。
貧窮中的農民，如果他們連麻木都已沒了，那他們還有什么？魯迅的偉大，使后人不敢對他妄加評論，但我們是否可以斗膽地問魯迅一句：不讓華老栓用“蘸著人血的饅頭”對抗他華家的命運和華家所處的社會，那華老栓還如何能在那個社會中活將下來？正是因為農民把麻木當作了他們生存的武器，他們才一代代地生存了下來。
貧窮、饑餓、欺凌、無知、輟學、受人歧視、遭人譏嘲，土地的逐漸縮減，社會給農民帶來的不公，知識對農民的遺忘，戰爭給農民帶來災難，風雨對農民的不均吹降，物價給農民帶來的生活水平的停滯，政治對農民以安撫為手段的冷漠，經濟給農民帶來的躁動的無可奈何，任何一項，如果農民不用麻木來與之相抗，農民都將無法生存，都只能以死去來作為逃避。
對農民來說，沒有什么比麻木更有利于他們生存了。戰爭的降臨，他們手無寸鐵，眼看著馬蹄從莊稼地中踏將過去，刺刀扎進了人的胸脯，又明了反抗的直接結果就是莊稼更將倒臥，人頭更多地落地，唯有麻木才能使這些犧牲最小的話，他們就沒有理由不麻木。這是歷代戰史告訴他們的經驗，從奴隸社會開始，有哪一場戰爭不是因為農民的覺醒，農民的參與，而致使農民的終結更加慘痛？
中國是農業大國，農民占國家的絕對人口，戰爭的災難無可選擇地最終要落在他們頭上。他們以麻木來忍受戰亂，以麻木來抵抗戰亂，甚至是用麻木來縮小戰亂的災難。面對疾病，面對無知，面對愚昧，面對婚姻道德和風俗沿襲，面對封閉的環境和因此世代無改的觀念，他們怎么辦？他們只能麻木。
麻木不是為了愚昧。麻木是為了生存。愚昧導致了麻木，麻木促使了活著。活著就需要麻木，只有麻木才能夠更好地活著。我們可以批判麻木，痛恨麻木，詛咒麻木，可我們在批判、在痛恨、在詛咒的時候，我們給他們創造了什么不讓他們麻木的條件？
他們什么都沒有了，權利、自由、平等，甚至溫飽，那么，如果再沒有了麻木，那他們會有什么？
二
農民最為深層的一道隱秘在于：他們物質上賴以生存的是土地、房舍、衣物，而精神上賴以生存的卻是常常同愚昧相混淆的麻木。麻木是他們生存狀態中精神上最重要的支柱。麻木是他們抗擊這個社會和周圍生存環境的最具戰斗力的精神武器。
是否可以說，麻木才是他們的信仰（我們可以剖析那些迷信或者有宗教信仰的農民，他們真的懂得天、地、神和上帝嗎？他們的信仰不正是麻木的又一種體現嗎？）。
由此，我們是否已經可以得出這樣一種結論：對于農民來說，麻木未嘗全是壞事，它至少還幫助農民信心百倍地一代代延續、生存、發展了過來。
麻木成為武器——轉化為生存精神之后，它的積極性已經顯而易見。天旱歉收，雨水沖滌，饑寒交迫，農民的忍耐中又有幾分不是麻木？兵荒馬亂，無限殺戮，農民們血流成河，踩著尸體去收割播種，又有幾分不是麻木？麻木絕不僅僅是一種腐朽的文化和精神，同時也是農民生存戰斗的利器，與環境抗衡的砝碼。
我無以歌頌農民的麻木。麻木給農民和社會帶來了滿山遍野的災難，但我們仔細認識一番，就能清晰地看見，我們倡導的一部分民族精神和民族美德中，麻木是滲透其中的，如我們所說的忍耐、寬容、知足者常樂及勤勞和良善等，隸屬的農民那一部分，都是深含了麻木的。
至此，我們對麻木可以由以往深惡痛絕而轉化為相對溫和了。這不僅是對麻木的態度，也是對廣大農民和中國廣袤無垠的鄉村的態度。
三
我們還可以粗略而無結果地探究一下麻木產生的歷史根源，這有助于我們對麻木——農民生存的利器這一觀點的形成認識。在任何教科書上，我們找不到對農民麻木的形成注解。一些歷史書籍上也找不到這方面的注釋，但毫無疑問，原始社會，就是麻木存在，也不是作為一個觀念出現的。
農民的麻木，是對現代工業和都市文明而言。沒有工業文明，沒有脫離土地而依舊靠糧食維持生活的城鎮的最早的一群居民——還在農業文明的社會里，我們盡可以相信麻木的存在而在話語、概念、所指上都還沒有產生。正因為有了現代文明，正因為現代文明飛速發展到一定時期，農業文化成為現代文明進一步擴伸的阻撓，農民既成為社會發展的動力，也成為社會發展的包袱。于是，農民的麻木，被明確地提了出來，被文明明確地痛惡起來，被都市和教科書及文化人批判起來，這也就集中地形成和豐富了麻木這一概念。
然而，我們一頁一頁地翻閱近代史頁，卻無論如何找不到一例消除農民麻木的事跡來。這也實在是大的悲哀，在一個農業大國里，幾千年的歷史長河，鄉村文化的驚濤駭浪和溪流水花，使河滿船高，而到了幾百年的近代文明時期，農業文明卻止步不前了，被歷史的腳步過早地踐踏了、遺忘了。當歷史再一次在文人筆下想起它時，剩下的已經只有批判和怒吼了，恨不得拉下馬后再踏上一只腳去了。
可是，農民不麻木又能如何？華老栓不用人血饅頭抵抗其命運，還有何妙方良藥？苗家的姑娘被人奸了，倘若狀告于政府，趙家的孩子必判其刑，這樣的結果，必然是苗家少女徹底在她生存的世界中失去“少女的身價”，而趙家的青年，在他的生存環境中，身敗名裂。經濟上、肉體上、精神上，將是苗、趙兩家兩敗俱傷，從此在那一隅地方抬頭不起。如此的結果，果真不如兩家同喜同樂，結為秦晉。
我們已經從小說也是真實故事的再現中，看到了所謂結好的過程，也就是麻木再現的過程。正是所謂麻木，幫助了苗、趙兩家，使兩難的尖銳迎刃而解，使事態朝“兩好”的方向轉而發展。
這里，我們可以批判麻木，但必須承認，麻木在苗、趙兩家，起到了通和的橋梁。麻木緩解了苗、趙兩家在外人看來是不可調和的矛盾。在這一事件上，麻木是某個鄉村某一時期平衡和睦最好的調和劑。
推而廣之，同樣可以說，農民個體間的麻木，一定程度和范圍是鄉村群落的平和劑；而農民集體的麻木，則是一個社會穩定的大砝碼，一旦農民從麻木中醒來，那種驚濤駭浪，勢如破竹的推翻打倒一切的力量，就將是無可阻撓要席卷一切的洪水。這方面歷史上的例子比比皆是。
遠的不說，抗日戰爭之所以能持續八年之久，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農民對入侵者的麻木。我的老家至今六十歲以上的人，有相當一部分人都不說日本入侵中國的壞話：“老日呀，其實老日并不像電影上說的那么壞。日本人到了咱們村，還給小孩們洋糖吃，還給村里的老人送罐頭。只要你不惹人家，人家也就不惹你。”日本人在中國土地上八年的橫行與罪責，不正是和這種農民觸目驚心的麻木相關聯嗎？
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幾次土地革命戰爭的勝利，不正是看到看透了這一點，才在土地革命的講話中，多次提醒那些革命領導人，“最重要的是，喚起農民的覺醒”。毛澤東把農民從麻木中搖醒了，毛澤東領導的事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麻木是有循環的。今天的農民，尤其今天的中國西北部農民，從舊的麻木中醒來，又到了新的麻木中去。當今醒目的貧富差別，東西、南北地區的差別，農民無可忍受的各種名目繁多的集資和稅收，以及驚人的地方干部魚肉百姓的事件，之所以都還依舊地滋生蔓延，甚至朝深廣處惡展，使我們都感覺到甚至還睡眠在社會穩定、歌舞升平、太平盛世之中，所依賴的正是農民無意識的集體麻木，和把麻木習慣性地作為生存的武器和砝碼。
然而，農民若一夢而從麻木中醒來將是如何的境況？歷史已經告訴了我們太多的教訓。
更重要的問題是，目前農民正由個體轉為群體從新的麻木中蘇醒，而我們的社會還在繁花似錦的麻木夢中酣睡。
《高壽的鄉村》是著名作家閻連科最新散文自選集，收錄了以鄉村為主題的散文21篇，共分兩輯。作家重返憂思難忘的鄉土，用質樸的文字，平實的筆調，對土地、對家鄉、對親人、對童年的回憶，充滿無盡的溫情與心底的疼痛，既有理性的批判與反思，又有對農民給予深切的同情。該書是對鄉土中國的富于當代意識的重新關照與認識。
作者簡介：閻連科，生于1958年，中國著名作家，被譽為“荒誕現實主義大師”。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作品已經被翻譯成二十幾種文字。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小說家的散文：高壽的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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