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寫完丈夫農村家中的故事，再回頭看自己融進城市的歷程，簡直是步步驚心！”42歲的黃燈，講述起自己出乎意料地成為一名“網紅”時，沉重中帶有點苦澀。這位廣東金融學院財經傳媒系的女教授，平時從事文學及文化研究、批評。這次紅爆網絡，來自于她年前一篇題為《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xiāng)村圖景》的文章。該文刊發(fā)后在網絡上引發(fā)“核裂變”式的傳播，網上轉載量數(shù)十萬，各種評論如潮。
這篇文章以當下熱門的非虛構寫作方式，從湖北一戶普通農民家庭的內部深挖開去，有如紀錄片一般將家中三代人近十年來的命運變遷呈現(xiàn)出來。她以自己獨特的眼光和冷峻的筆調，寫下一個普通家庭如何與殘酷現(xiàn)實“短兵相接”，也拷問其家族命運變遷背后的偶然因素與深層原因，并在困境之下嚴肅地追問回饋鄉(xiāng)村何以可能？
掙扎的兄妹
黃燈告訴羊城晚報記者，2005年自己讀博時，同學楊勝剛在《天涯》上看到她寫的關于底層人命運的文章，很有感觸。兩人因為價值觀的接近，開始慢慢交往，并最后走到一起。那年春節(jié)，她第一次去楊勝剛位于湖北孝感的農村老家，感受到的是一個多子女大家庭的溫馨。當時整個家族蒸蒸日上，尚未遭遇后來的困境。因為平時愛好觀察的習慣，她得以近距離了解這個家庭，并把整個家族故事寫進了后來的文章中。
楊勝剛尚未出生時，父親就因病去世，留下母親和六個孩子。盡管貧困是那個年代農村共有的特征，但較之別人，他有更深入骨髓的痛楚。因為貧困，年長的幾個兄妹早早輟學，分擔家庭的壓力，姐姐們先后嫁人，大哥楊敦武十幾歲學會了理發(fā)，走村串巷勉強糊口。只有楊勝剛，從小成績突出，使得他和哥哥姐姐們有了不同的人生。
高中時，楊勝剛考入了當?shù)氐男⒏幸恢校m名列前茅，但因家庭經濟的拮據(jù)令其像同時代的很多農村學生一樣，選擇了師范大學。因為那時候上師范，學費低，還有補貼。1990年，楊家賣了兩頭豬一共籌得1000元給了楊勝剛。從此他走出“農門”，并通過后來的讀研讀博，一步步走向城市定居廣州。
而楊勝剛的幾位兄妹家屬，在他們夫婦結婚一年后，出現(xiàn)極大的生活變故。先是家中最風光的四姐夫，在北京建筑工地上做包工頭，2008年因欠債十萬不敢返鄉(xiāng)。為其工地工人做飯掙錢的大哥大嫂，也被拖欠十幾萬工錢沒能拿回；接著，家庭原本幸福、經濟寬裕的妹妹，因信仰問題突然出家?guī)碇卮蟠驌簟＜抑懈改傅酿B(yǎng)老壓力、親人間的互助壓力，很快波及黃燈夫婦。
讓黃燈記憶深刻的是，大約2009年年末一天，丈夫接到一向生活風光的四姐夫的緊急電話。其稱有人用刀架著他的脖子，逼他必須在當天還錢，因此向其求助以解燃眉之急。因四姐夫還拖欠了哥哥、嫂子將近十萬塊的血汗錢，黃燈并不諱言當時對其心生嫌隙。最后自己還是竭盡所能借出一點，但沒抱希望其能歸還。至今，四姐、四姐夫躲在北京的一個城中村生活多年，不敢還鄉(xiāng)。膝下三個兒女的生活，也大受影響。
焦灼的晚輩
黃燈以自己的侄兒、侄女為觀察對象，發(fā)現(xiàn)農村代際的貧窮已經開始輪回。在體力最好的時候，她的哥哥、嫂子當年丟下孩子外出打工，現(xiàn)在侄子、侄女長大成人、結婚生子后，隨著生存的壓力變?yōu)楝F(xiàn)實，也不可避免地要重復父輩的命運，踏上下一輪的打工生涯，哥哥、嫂子像當年公公、婆婆一樣，要承擔起照看孫子的重任。
2013年年底，黃燈的侄子結婚以后為償還家中的債務，過完年就離開新婚妻子，隨村里去外省打工的隊伍，成為泥水匠中的一員。運氣好時，一年能夠攢下一萬多元，運氣不好，可能就只夠買一張回家的火車票；而黃燈的侄女，也在20歲那年就結婚生子，但她似乎并不會照顧孩子，家中方便面、礦泉水瓶到處都是，連給孩子買棉質尿布也找不到地方。
黃燈說，侄子不可能像他們的父輩那樣嚴苛節(jié)約。他們二十出頭的年齡，和城里的年輕人一樣，迷戀各類智能手機，或者一些時尚的行頭，光是這一筆開銷，就要用掉家里半年開支。侄兒也曾經考慮在附近的鎮(zhèn)上找個事做，或者開個店，但不是沒有成本就是缺乏過硬技術，始終難以做成。這種矛盾沖突的撕裂感，讓人感到內心焦灼。
農村的出路
“平心而論，盡管進入到理性分析，哥哥一家的前景充斥著灰暗和絕望。但每次回鄉(xiāng)，哥哥、嫂子的精神狀態(tài)還是讓人放心、安慰。”黃燈說，盡管哥哥一家手頭總是缺錢，大哥也患有先天的遺傳病，但他們精神比我們要愉快很多，哥哥從不失眠，嫂子也從不唉聲嘆氣。但他們越是活得坦然而毫無欲望，越是對個人命定的困境毫無感知，她就越感到這種命定的生存是多么麻木。
而如何回饋家庭，對跳出農門的家庭成員而言，幾乎成為一種天然的情感選擇。黃燈稱，冷靜下來想想關于對鄉(xiāng)村的回饋，哪怕在國家經濟實力如此強大的今天，也只是停留在親人之間的互助。
黃燈再次以自己為例。她告訴羊城晚報記者，自己年幼之時在湖南汨羅長大。僅因父親是一中學教師有份公職、媽媽能干，家境才比別人稍稍好點。但同樣，其娘家父母就不得不接受無止境的幫助親人的重任。她稱盡管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的財富已獲得巨額增長，親人中間也不存在解決不了溫飽問題的成員，但隨著新的困窘的出現(xiàn)，她和丈夫所面臨的情況和父母并無二致。
黃燈告訴羊城晚報記者，她擔心像她哥哥這種家庭的兒子、孫子再也不可能獲得任何發(fā)聲機會，關于這個家庭的敘述自然也無法進入公共視野。“關于他們卑微的悲傷，既失去了在場者經驗的見證性，從而也永遠喪失了歷史化的可能。”黃燈說，她寫下的一切不過是以一個親歷者的見聞，以一個農民兒媳的身份，記載與他們之間偶遇的親人緣分。
對話
我能做的就是大聲疾呼
羊城晚報：這篇文章你是怎么寫出來的？
黃燈：它不是一個單純的回鄉(xiāng)觀察，是我去年受邀參加重慶大學與上海大學合辦的第三屆“熱風”學術青年論壇的發(fā)言，因為論壇主題是“鄉(xiāng)村與城市：文化的力道”，所以我趁機將自己一直想寫的文章寫了出來。一開始沒把它當作學術文章來寫，覺得那樣會顯得很枯燥，后來想,要不就寫自己親歷、觀察到的身邊事，于是想到丈夫家的三代人家族故事。
羊城晚報：有沒有一個誘發(fā)因素？
黃燈：有的。我2007年和丈夫結婚時，當時去他湖北孝感的老家感受到的還是一個洋溢著幸福感的大家庭氛圍。但2008年發(fā)生太多變故，先是四姐、四姐夫欠巨款不敢回鄉(xiāng)，大哥要不到工資被迫返鄉(xiāng)，后來妹妹又突然出家，整個家庭的壓力擴散開來，對我觸動太大。幾個家庭成員遭遇意外，想不到抗壓能力如此脆弱，會波及家族每一個人。
羊城晚報：一開始，你有預想到這篇文章的巨大反響嗎？
黃燈：老實說，有點出乎我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為什么大家都去轉發(fā)、討論，應該是說到了農村的痛處，引起了大家的共鳴。我不認為這篇文章有多高的學術水準，而是它的真實度震驚到大家。
羊城晚報：拋出各種問題后，你覺得有什么途徑來解決農村現(xiàn)實困境？
黃燈：這個，我在文章里有談及。反觀我丈夫家三代人，既然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助，無法達到幫助弱勢家庭過上更好生活的程度，改變留守鄉(xiāng)村哥哥一家的命運，從國家和政府層面而言，最好的幫扶途徑自然是通過教育。但現(xiàn)實是，鄉(xiāng)村的教育資源已經凋零到無法直視的程度，侄子和侄女在條件極為簡陋的鄉(xiāng)村中學，連初中都沒有辦法堅持念完。走讀書這條路，感覺現(xiàn)在在鄉(xiāng)村因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已很難走通了。這個要國家去解決，我能做的就是大聲疾呼。
羊城晚報：這條路一旦被堵死，會出現(xiàn)什么結果？
黃燈：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農村代際貧困輪回下去。還是拿我丈夫家來說，社會的結構性差距已經在這個家庭兌現(xiàn)，對哥哥、嫂子、侄子、侄女、他們的孩子而言，通過念書，社會再也不可能給他們提供如丈夫一般改變命定人生的機會，逃脫鄉(xiāng)村、躋身城市的簡單而樸素的愿望，在下一代的身上將如海市蜃樓一般縹緲。我回過頭看自己融進城市的歷程，簡直是步步驚心！從考研、結婚到買房，再到今天無法想象的高房價，我能感受到現(xiàn)在的年輕人承受了巨大的壓力。讓年輕人發(fā)展有更好的社會通道，是我最愿意看到的事情。
中國鄉(xiāng)村發(fā)現(xiàn)網轉自：金羊網（記者 羅坪）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