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新京報報道，山東準大學生徐玉玉被騙猝死案的6名嫌疑人，都來自福建或在福建長大，其中3人來自有“詐騙之鄉”的福建安溪縣。記者在當地發現，“整個村都在行騙，以騙不到錢為恥”。
“整個村都在行騙”是個粗略的統稱，其實應該是“村民詐騙成風”，否則難免對當地有污名之嫌，就像對河南人的歧視一樣。詐騙成風的村子里，以騙不到錢為恥，倒也并不出乎常情。金錢成為衡量一個人能力高下的標準之后，弊端當然很多，帶來的便利卻也明顯：你有錢就是本事，沒錢就是無能。
在幾乎所有回鄉手記中，作者都會憂心忡忡地提到農村道德的淪陷，拜金便是重要一端。在以前，人們都被束縛在田間地頭扒坷垃，五鄰六舍都窮，貧富之別主要體現在溫飽程度上。當人們賺錢的空間和能力被解鎖一部分后，眼界大開，金錢便成為終極的主宰，進入“笑貧不笑娼”的時代。
事實上，農村并無田園牧歌的“更有道德”的過去。在回鄉手記體中，作為農村參照物的城市，也談不上“更有道德”。反倒因為生存競爭更加殘酷，城市人必須更加拜金。
城里的富人看起來更知禮節，主要是因為他們有足夠的資源來拱衛自己的體面。網上隔三差五就會曝出河南農民哄搶事故貨車的新聞，評論區地域炮一堆。不妨設想一下，如果那些貨車拉的不是蘋果和西瓜，而是一包包鉆石，趁亂過去摸一把，就可以在北京三環內輕松置業，還會有多少城里人能淡定旁觀。
不與生存情境匹配的道德，都是在逼人耍流氓。道德在某些地方普遍淪為虛詞，最大的可能是它無助于解決人們的緊迫問題。“倉稟實而知禮節”并不準確，真相是“倉稟實”之后，往往會進入更高階的圈層，不“知禮節”將被朋友圈視作異類，付出現實的代價。從自我認知上，一個年收入十萬元以上的白領，也很難接受自己與一群農民哄搶幾個蘋果。
再看“詐騙之鄉”安溪縣，地處偏僻，經濟凋敝，教育水平落后，求生艱難的人們之前也曾尊師重教，把讀書視作階層上升的唯一渠道。在這個渠道價值嚴重衰減之后，詐騙風起，從最早賣假膏藥，到賣六合彩，再到電話詐騙。
可以說，投身詐騙，他們失去的只是道德枷鎖，得到的卻是用人民幣標價的美麗新世界。再加上長期以來，電話詐騙別說破案率，就是立案率也極低，成本收益率相當可觀。
在農村，貧富貴賤都是在與左鄰右舍的比較中得出的，相對于詐騙團伙，老老實實種地打工的年輕人經濟上處于弱勢，在婚嫁市場上就會缺乏競爭力。農村男青年一旦娶不來媳婦，就不會有孩子，絕戶沒人續香火是小事，等到老了病了，只能忍饑挨餓、屙尿在床，活不成又死不了。兩相對比，倘若你生于“詐騙之鄉”，書沒讀成，又不會做其他生意，你會怎么抉擇？
我不是要為那些電話詐騙的人辯護，只是道德聲討對事實的改觀并無太多助益。貧賤的人群甘于貧賤，欣然接受被“剪刀差”裁剪的命運，在上等人需要的苦力崗上做牛做馬，對于上等人來說，當然是和諧而可愛的。可是，上等人自己又何嘗不是天天想更上進？只是，他們理解的上進，跟“詐騙之鄉”追求的上進，不在一個評判維度而已。
詐騙跟殺人一樣，有史以來便是人類主要的罪名之一，裁斷其是非不需要大費周章。然而，法律畢竟是最上等人意志的體現。有人以不到10萬元一畝的價格，趕走土地上的農民，然后以3000萬元一畝賣掉，很少有人會覺得這是一種犯罪，因為“合法”。更多的人在為這種做法尋找合理性的解釋。可是，被趕走的農民會這么看嗎？
社會割裂的后果，不僅僅是貧困山區的農民每天睜開眼，跟都市居民看到的，并非同一個世界。還包括，兩群人對罪與非罪的理解，很多時候也會大相徑庭。在安溪縣的“詐騙之鄉”，詐騙團伙都以“聽電話”或“殺候鳥”來指稱自己的作為，除了語言的矯飾外，更反映出他們已達成集體共識：這事兒雖然犯法，卻也不是滔天的罪惡。掛掉電話，他們還是好兒子、好丈夫和好爸爸。
組織架構上，中國農民在脫離土地謀生之后，非常依賴親戚朋友的提攜。從經營角度看，這也是性價比最高的一種方式。梁鴻的《中國在梁莊》中提到，她家方圓有很多人出門靠校油泵為生，靠的就是親朋之間的傳幫帶。我家跟她家相距十幾公里，我也有好幾個親戚就做校油泵，其中就包括我的妹夫。他是給他表哥做學徒出師的，在他買了校臺之后，他弟弟又給他做學徒，現在也獨立店面了。
福建莆田的游醫團伙，更是依賴姻親關系進行產業繁殖，最后把生意做到全國各地。安溪縣的電話詐騙團伙蔓延成災，除了利益誘惑，熟人間的引領和切磋，也為這行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后備軍，騙術也因此得以不斷迭代。
這些團伙有組織、有分工、有高額收益，自然會形成足夠的向心力，以抵制普適的對詐騙的道德譴責。時間稍微久一點，他們也會有自己的價值評判體系：不以詐騙為恥，以沒騙到錢為恥。這種價值共同體倘若沒有外力足夠的壓制和分化，只能越來越穩固。
10年前，我所在的城市因為非法征地被追責，一主事官員主動攬下大部分領導責任，直到現在還被本地官場傳為美談。網絡視頻中，城管群毆小販，網議聲討震天，而在城管內部，那卻是為了保護同伴，懲治占道刁民的必選項。但凡價值評判一涉群體，都會幫親不幫理，亂成一鍋粥，公務員如此，城管如此，警察和醫生也一樣。詐騙團伙內部，難道就會例外？
所以，不必對道德在“詐騙之鄉”失效過于驚詫。世界上本無道德，信的人多了，就有了道德。如果你不信，那些便只是空談。打擊電話詐騙，法律和道德宣教或許有用，但效用不容樂觀。更要緊的，則是各地警方必須對符合詐騙案立案標準的電話詐騙每案必立、凡立必查，最大程度壓縮詐騙團伙的生存空間。
我對這點毫無信心。那就再回到“詐騙之鄉”，如果有一天，那里賺正經錢致富的人超過了搞電話詐騙的，這問題才有希望解決。在此之前，普通人還是多學學防騙知識，提高防范意識吧。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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