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節期間，一則微信轉發了某刊關于東北農村的一個見聞性報道。報道所述情節之驚悚，令人難以置信。連我這樣從小在農村生活，自以為對農村生存競爭之殘酷深有體驗的人，看了都覺得是小說，而非真實見聞。
但一位學界前輩卻深信不疑。他提醒我，農村情況非常復雜，即使是兩個相鄰的村，有時差異之大，也有如晉楚之別。這倒讓我想起當年老家農村的一段往事。這個差異不是發生在兩個村之間，而是進一步發生在同一個生產大隊（相當于現在的村）的生產隊（相當于現在的組）之間，并且是由政治與專業之間的緊張造成的。
“又紅又專”這個術語本身就表明，在中國，政治與專業的緊張是一個長期存在的事實。但要說農民的生活中也存在政治與專業的緊張，估計許多人會笑掉犬齒。在他們眼中，農民是個一心只求生存的階層，生活中居然也有政治與專業的糾結？不過，這是事實。且聽我娓娓道來。
話說我家所在的荷花大隊（化名）一共有十個生產隊。俺家在五隊。說起來五隊來，當地都有一個共同的評價，就是這個隊的人特別把農事當回事，對農事之外的任何事都沒什么興趣。表現在政治上，就是俺隊除了隊長是黨員，此外沒有一個黨員。反觀只隔一條小河的三隊，則是另外一番景象：政治上特積極，黨員特別多。其他生產隊的黨員也不少。
家母在世時提起這段往事，每每以嘲笑的口吻說：“那時候開個黨員大會，三隊、六隊的人啊，都是一路一路的。”在五隊的人看來，這些隊純屬不務正業，因為干農活才是農民的正業。即使在政治運動那么頻繁，而且當黨員有實實在在的好處（比如開會不出工，但仍然記工分）的情況下，俺隊的人仍把農業當正業，這個專業意識不可謂不強吧？
這個專業意識，讓俺隊的人在人民公社時期吃了不少虧。其中一個大虧，就是其他生產隊為了少干活，就想方設法把土地甩給俺隊。俺隊沒什么黨員，政治勢力小，隊長雖然是個黨員，但大字不識一個，又是老實人，結果俺隊的農民只好把別隊扔過來的土地都種上，不但多種地，而且多納糧。
不成想，后來土地下放，俺隊因此而占了個大便宜。因為當地包產到戶時，是以生產隊為單位平分土地的。俺隊在人民公社時期被強塞的土地等于增加了土地總量，人均土地當然就多了。不期然占了一個便宜，這下子，俺隊的農民干得更起勁了。在最初的一段時間里，由于人均土地相對較多，加上干活勤快，在原荷花大隊的十個生產隊中，俺隊的生活水平算是最好的。這進一步強化了俺隊農民的專業意識。后來興起外出打工，俺隊開始都不為所動，堅持務農，后來雖然扛不住，也棄農打工去了，但總體而言，在整個村里算是出去得最晚的。
再看那些在人民公社時期熱衷于政治的生產隊，土地下放后，沒有什么政治可搞，但因為專業意識不強，所以又開始想別的“不務正業”的營生，不知是什么機緣，早早地就出去打工，發財反而走到前面了。
我們村最早出去打工，是兩個年輕人結伴去貴州挖煤炭，時在1983年左右。這兩個年輕人就來自不那么務正業的六隊和九隊，在當地眼中人屬于好逸惡勞的二桿子。他們原來還窮得“衣無領、褲無襠”，去了一年回來居然都穿上了呢子大衣，老婆孩子也都穿得光鮮，真是亮瞎了村民的眼，在當地引起一陣轟動。我們生產隊的人也忍不住艷羨，畢竟物質力量的誘惑是巨大的。
不過，他們后來都慘遭煤礦事故。一個當場就死了，白布裹尸還鄉，場面好心酸。另一個則被壓斷了腰，被運回家后癱瘓在床，天天呻吟。我曾從他家屋后經過，聽見過他的聲聲慘叫，至今想起，仍如在耳側，心悸不已。這又為我們生產隊教育孩子要“務正業”提供了一個長期而不可辯駁的口實。我們也都覺得大人說得有道理，暗下決心不能重蹈覆轍，今后一定要務正業。
我之所以對這件事印象這么深刻，是因為這件事前后轉折太戲劇性了，當時在當地無疑屬于極大轟動事件。而對時間記得比較準確，則是因為該事件居然與我的小學生活有了牽連：當時我還在村小上學，教我們的只有一個老師，而這個老師在教書之外兼看風水、做陰陽——現在大家看來好奇怪，我們當時倒不覺得有什么違和感。他是個民辦教師，本職是農民，教書、看風水均屬兼業經營。而對農民來說，兼業經營是常態，并且是有本事的表現，很受尊敬。
言歸正傳。話說那個遭遇煤礦事故后癱瘓在床的人，他家無錢醫治倒也罷了，但居然想到請我的老師去做法事，冀望這樣能好起來。一旦接到生意，我的老師就會讓我們在教室里自習，他去做“業務”，前后有好幾次，引起村里大人小孩都議論，故此記得。據此推算，時間當在1983年左右。
我一直在想，地緣那么近，兩個生產隊的差別咋就那么大呢？說是民風造成的吧，也才隔一條小河而已，日常生產和生活的交往也很多。說是種族、宗族的原因吧，好幾個生產隊其實都是一個祖上，甚至都沒有出五服，血緣還很近。這個事一直在心里，但一直沒有去研究，姑且先寫下來吧。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號 政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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