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市下轄11個鄉（鎮），111個村委會和501個自然村，以及創新工業園區、旅游度假區、海東開發管理委員會，農業總人口30.7萬人。多年來，中共大理市委、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視農村集體“三資”管理工作，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意見。為推進股份合作，賦予農民對集體資產股份占有、收益、有償退出、抵押、擔保以及繼承等多項財產權利，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創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管理體制與運行機制，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2015年2月大理市啟動了農村集體資產股份權能改革試點工作，計劃于2017年12月結束。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不僅有利于推動集體經濟發展由封閉式向開放式轉型升級，也有助于新型城鎮化與新農村建設協同共進，還有益于增強基層組織服務功能。對此項改革，大理市如何運籌、實施？怎樣保障農民權利？當地政府按照“依法、民主、公正、合理、穩定”的要求，在工作中恪守依法依規、民主決策、公平公正和因地制宜等原則，不搞“一刀切”，不搶跑越線。但不可否認，在具體操作過程中，也面臨一系列棘手的問題。相較集體資產市場價值不大、矛盾相對輕微的一般性農業地區，大理市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重點、難點主要集中在集體經營性資產較多、價值較高且矛盾多發的城中（郊）村較多，其中尤須審慎框定如下問題：
第一，成員確認：兼顧“少數服從多數”與嚴格限定在法律界限之內。成員身份認定既是集體資產股份權能改革的基礎，亦是保障集體成員財產權利的依據。一方面，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界定通常遵循“少數服從多數”式民主集中制，具體問題均由農民群眾共同討論決定。以下關鎮金星村和大關邑村為例，此二村充分尊重農民合理關切，放手將選擇權交予農民，即確員的時點、標準及程序由各自然村（或村民小組）民眾在討論中協商敲定，政府部門不設硬性規定，僅負責指導、協調和監督。另一方面，更應防止在民主制度下多數人侵犯少數人的權利，尤其須切實保護有爭議群體（如婚嫁子女、離異婦女、農轉非人員、收養人員等）的合法權益，其原因在于單純依靠老百姓舉手表決，可能會侵犯少數群眾權益，甚至與我國現行法律相抵觸。要把成員身份權確認的問題嚴格限制在法律的界限之內，強調民主的同時，也要限定在法制的范圍之內，在確定成員身份的過程中，處理好村民自治與法制二者之間的關系。有鑒于此，大理市政府嚴格把關，忠實履行職責，將科學有效的制度安排作為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根本保證。
第二，股權管理：鼓勵“多條腿”走路，不推行單一模式。在股權管理的實際操作中，大理市允許多種模式并行。其中，一種是中央提倡的靜態管理（即一次配置永久不變），改制后農村集體資產股權實行“生不增、死不減、長不加、走不收”的固化管理模式，戶內股權分配由各戶自行決定（按戶持股）。從境內試點情況來看，此種形式占大部分。例如，天井村委會山西村民小組以1983年第一輪土地承包為基礎、以戶為單位進行股權設置，明確戶內人口變化與股權持有量脫鉤；千戶營村整合代征安置地，以人口股為主，按人配股、以戶發證，村民每人以1萬元自愿入股，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股權可繼承，但內部不能轉讓。另一種是動態管理，核心是以人為本，定期隨成員變動調整股權或份額，實行“死減、生增”，其弊端在于頻繁調整股權會因稀釋原有成員的股權份額而產生新的利益沖突。還有一種是動靜結合管理或半動態管理，此模式既保持了成員股權穩定，又維護了新增成員的權益，其中，“動”是指股權可通過繼承、轉讓、贈予等方式在村集體組織內部流轉，破除股權固化引致的不良后果；“靜”是指在動態管理的基礎上，死亡人員取消人口股，但保留農齡股。
第三，股權設置：擱置爭議，使集體股、公益金并行不悖。股權設置旨在為村集體成員收益分配提供依據。長期以來，集體股設置與否一直是熱議話題。目前政界、學界有兩種主流觀點：一種認為設置集體股既能體現資產集體所有性質、壯大村集體經濟，又能為農村公共事業建設提供資金保障或償還村級歷史債務，但其權利、義務及經營風險亦由全體股東一并行使和承擔。例如，銀橋鎮陽波村探索以集體股和個人股賦予農民對集體產權的占有與分配模式，其中前者以集體經濟組織的機動田入股，后者以農戶的承包田入股，以畝為單位，“一畝一股”。與之相反，另一種觀點認為集體資產須徹底明晰化，若設置集體股容易造成產權二次模糊，產生新的矛盾糾紛，而村集體所需經費可通過提取公益金的方式解決，不一定非要設置集體股。例如，下關鎮玉龍村委會結合自身實際，設計出“成員股”和“貢獻股”模式。簡言之，對于是否設置集體股及其所占總股份比重的大小，大理市規定各村根據本地經濟發展情況，由村集體全體成員民主討論決定；若未設置集體股，則須在股金分紅前提取公益金，以保證村集體公益性建設開支。
總體而言，大理市注重激發農民首創精神，堅持問需于民、問計于民，最大限度調動、發揮干部群眾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以優良作風凝聚民心民智民力，及時總結來自一線具有生命力的新鮮經驗。在操作上，既突出整體性又體現靈活性；在處置本市集體資產各層次產權關系和村集體資源稟賦差異上，因“村”制宜，積極探尋符合當地實際的股份權能改革新路子，受到村民熱烈歡迎和支持；在調處產權制度改革糾紛上，著力把問題化解在基層，處理在萌芽狀態，取得了群眾滿意的良好效果。
（作者單位：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民日報》 2017年0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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