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定青山不放松 (代序)
“新故相推，日生不滯”。歲月的長河奔騰不息，夢想的希冀催人奮進。
已然離去的2016年，是難忘的一年，也是非凡的一年。一則幽默的網絡語言頗令人尋味：美國總統，不是她；英國公投，脫了；誓言一生獻給國家，被“閨蜜”揭了老底；歐美多國政治動蕩，不確定因素增加；恐怖主義肆虐, 威脅國際安全；世界經濟復蘇乏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凡事如是，難可逆料”，無不讓人憂心忡忡。
然而，在如此亂局中“風景這邊獨好”：杭州峰會，貢獻中國智慧；“一帶一路”，宏圖快速推進；科技成就，驚見異彩紛呈；改革深化，經濟觸底企穩……2016，中國釋放出的溫暖成為融化世界政治經濟堅冰的深厚滋養。“中國擔當了全球經濟火車頭的角色”，達沃斯論壇創始人兼執行主席施瓦布在第47屆年會上如是說。
中國經濟的出色表現，見證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攻堅之年取得的豐碩成果。一年多來，黨中央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緊緊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明確“三去一降一補”的重點工作，直指多年經濟發展沉疴。
“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很顯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在深化中國經濟改革中發揮著重大作用，路透社評論認為，改革將“使市場力量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
“供給側”一詞，從一個生僻的經濟學術語，時間不長，即成為破解中國改革難題的戰略重點和炙手可熱的十大社會流行語，足見其為“雄才大略，經緯遠圖”，應當為它多點幾個贊。
作為“三農”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過去的一年間，農業供給側改革高度吸睛，糧食供給側改革緊鑼密鼓。然而，一些深層次結構性矛盾尚未有效緩解，“高庫存、高進口、高成本”持續疊加，給我國糧食安全帶來嚴峻挑戰——庫存高企與糧價走低交織，糧食對農民增收支撐能力下降；國內外糧價長期倒掛，糧食國際競爭能力下降；成本高企與產能透支，糧食可持續發展能力下降；階段性過剩和結構性失調并存，糧食供需匹配能力下降。應對這些挑戰，根本出路在于深入推進糧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糧食的市場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糧食供給側改革是一盤大棋局。既要從調整糧食種植結構、更好滿足全社會對糧油產品的需求破題，也要在轉變糧食經營方式、為糧食發展注入新動能方面謀篇布局。
糧食供給側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既要矯正糧食供求失衡，提升供需匹配能力，也要通過系統性、整體性、根本性改革，促進糧食供給由過度依賴資源消耗、主要滿足“量”的需要，向追求綠色生態可持續、更加注重滿足“質”的需求轉變。
與以往幾次糧食結構調整相比，此次糧食供給側結構改革，是一場涵蓋范圍廣、觸及層次深的既治標又治本的全方位變革，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糧食流通格局的戰略性轉型。因此，博采諸言，推究綜括，全面認知糧食供給側結構改革是十分必要的。
發力供給側，要下好價格機制和收儲制度改革“先手棋”。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價格機制和收儲制度若不改革，打下的糧食國家照單全收，生產者就無法擺脫政策依賴，就不會有動力優化種植結構，就無法終止過度生產的行為。激活市場，關鍵是要讓價格機制真正引導農業資源合理配置。這是個根本性的問題。此前進行的幾次種植結構調整，雖然要求農民面向市場調優生產，也在某種程度上解決了財政負擔過重、農民賣糧難和“打白條”等難題，但由于價格機制沒有實質性改變，糧食購銷市場化改革徘徊悱惻，結構調整陷入循環往復的輪回。
改革價格機制，需要全盤謀劃、系統設計。要按照市場定價、價補分離的原則，堅定推進玉米收儲制度改革，健全生產者補貼制度，鼓勵多元市場主體入市收購，防止出現賣糧難。堅持并完善稻谷、小麥最低收購價政策，合理調整最低收購價水平，改變只漲不降的剛性預期，形成合理比價關系，盡量減少對市場供求的過度干預。大豆、玉米價格與市場接軌后，東北地區可能更傾向于“旱改水”，分品種施策固然考慮了不同品種的戰略重要性，但要防止“按下葫蘆浮起瓢”。稻谷加工鏈條短，若不能及時糾偏，去庫存將面臨更大的壓力。
改革價格機制，應充分體現優質優價的核心理念。抓緊制訂優質米、面、油等質量品質分類標準，建立覆蓋范圍廣的測評體系，定期向社會發布糧油質量信息，引導農民緊跟消費需求變化，調優“米袋子”，滿足“舌尖上的訴求”，靠市場鼓起增收的“錢袋子”。引導有條件的糧食企業通過訂單收購、合作入股等方式建設優質糧基地，培育從田間到餐桌的全產業鏈優質糧油經營模式，增加安全、優質、綠色、健康的中高端糧油的供給。
改革價格機制，亦應給特色糧油作物留出利潤空間。制定更加靈活主動、便于操作的結構調整政策，探索建立不同農作物種植收益、不同農業經營主體之間的補貼聯動機制，有效引導農民合理調整結構。比如，東北地區種植結構調整補貼低于玉米生產者補貼，勢必產生逆向激勵，弱化農民種植大豆、雜糧雜豆的動力。統一實施旱糧生產者補貼，或許可以平衡不同品種的比較效益，減少逆向選擇行為。
發力供給側，要唱好去庫存“重頭戲”。去庫存是當前糧食流通領域最為突出的矛盾，也是深化流通體制改革的一場硬仗。科學處理糧食存量與增量的關系，抓好“藏糧于地、藏糧于技”工作，真正從供給側緩解糧食庫存壓力。抓住治理環境污染、減霾治霾等環保生態建設機遇，統籌糧食安全、食品安全和能源安全，以霉變玉米、毒素超標小麥、“鎘大米”等為原料，在“問題糧食”集中區，穩步適度擴大糧食燃料乙醇生產規模和使用區域；優化南方水網地區生豬養殖區域布局，引導產能向玉米主產區和環境容量大的地區轉移，在東北四省區開展生豬種養結合循環發展試點，促進生豬產業轉型升級。
結合產業結構調整與轉型升級，深入研究消化糧食特別是玉米庫存、擴大有效消費新途徑，適當調低競價交易底價，在財政、稅收、信貸等方面采取優惠政策，進一步加大對主產區玉米加工轉化的支持力度，扶持發展以玉米為原料的生物基材料新興產業。結合精準扶貧和耕地休養生息，加大生態嚴重退化地區退耕休耕輪作力度，對退耕、休耕農民給予必要的糧食補助，對貧困人口給予糧油等實物救濟 。
把好糧食進口關。健全農產品貿易反補貼、反傾銷和保障措施法律法規，依法對進口農產品開展貿易救濟調查。嚴格控制玉米及高粱、大麥等替代品進口，把控好肉類、禽類、乳制品等轉化產品進口。擦亮“國門利劍”，堅決打擊糧食走私。擴大對外糧食援助，為深加工產品出口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發力供給側，要緊緊抓住降成本“牛鼻子”。糧食生產離不開土地、勞動、資金、技術等生產要素的投入。近年來，由于要素價格快速上升，使得我國糧食國際競爭力持續下降，出現了“邊進口、邊積壓”“洋貨入市、國貨入庫”的尷尬局面。“萬山磅礴必有主峰，龍袞九章但挈一領”。補強中國農業的軟肋，最終要靠科技創新提高質量效益，要靠制度創新提升生產組織效率。
強化科技支撐，以創新驅動行業發展。在小麥、稻谷、玉米等單產步步登高、連續“跨欄”的同時，大豆單產卻原地踏步、踟躕不前。科技投入過少，造成我國大豆育種、栽培技術等長期落后于國際水平。因此，有必要加大科技投入，瞄準我國與發達國家農業差距的關鍵環節，加大借鑒和創新力度，取長補短，為降低農業生產成本、提高產量和質量效益“加油給力”。在新一輪結構調整中，要加快適宜機械化生產、輕簡化栽培、優質高產多抗廣適新品種的選育。特別要注重大豆、雜糧雜豆等特色作物的基礎研發、品種改良和技術推廣，提高生產效率和比較效益，將政府的宏觀目標有效傳導給微觀經營主體，降低農民調整品種結構的難度和風險，把地方特色小品種做成帶動農民增收的大產業。
加快構建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政策體系，以適度規模經營提升農業競爭力。這是應對城鄉人口結構變化和農業兼業化、農民老齡化、農村空心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控制農產品人工成本過快上漲、增強我國農業基礎競爭力的根本出路。
發展規模經營，不能只局限于發展土地的規模經營，規模化服務也是規模經營的重要方面。要堅持以農戶家庭經營為基礎，大力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服務主體，通過經營權流轉、股份合作、代耕代種、土地托管等多種方式，加快發展土地流轉型、服務帶動型等多種形式規模經營。要逐步淡化農業收入型補貼，防止補貼越多，地租上漲越快，租地經營風險越大的被動局面，解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資金投入、風險分擔、產后服務等方面的現實難題。用好“互聯網+” 精準利器，幫助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對接市場，低成本孵化糧油品牌，線上線下互動發展。同時，改善農業基礎設施，下決心解決好地塊細碎化問題，補齊農業機械化短板，著力推進“機器換人”，良種良法配套，農機農藝結合，為規模化經營打下良好的物質技術基礎。
發力供給側，要補齊市場化經營“新短板”。當前國內糧食市場正處于政策大調整、改革再推進時期。在實現國內糧食供求再平衡的過程中，要努力促進國內糧食市場發育，補齊市場化經營的“新短板”，激發多元主體活力。
信息的準確、透明和及時是市場化的標志。政府作為服務者，要根據市場流通的需要，建立基本的信息服務體系，定期向社會公布為市場運行服務的統計信息、調查信息、預測信息、產量信息、消費信息、庫存信息，幫助生產者和企業了解市場基本情況，進而作出合理的價格判斷。毋庸諱言，我國在糧油信息服務方面，還有巨大的提升空間，在信息的準確性、系統性、基礎性、預期性方面，尚需重大突破。
著力健全三大機制，更好地調動和保護各類經營主體參與購銷活動的積極性。建立市場化收購資金保障機制，在繼續發揮好政策性銀行主渠道作用的同時，鼓勵引導商業性金融機構開展收購、加工等信貸業務，解決多元主體入市收購的融資問題；大力促進現貨和期貨市場發展，建立市場風險轉移規避機制，為經營者提供規避市場風險的工具；建立糧食運輸協調機制，激活物流產業，打通物流節點，確保糧食運輸高效、便捷、經濟。
近幾年，全球氣候變暖，我國極端天氣頻發，加劇了糧食生產的自然風險，而政策性收儲的逐漸淡出，也使得種糧農民不得不承擔更多的市場風險。農業保險符合國家調整改進黃箱政策，支持擴大綠箱政策的導向，比直接補貼操作成本低、市場效率高。糧食收入保險既保產量又保價格，能夠同時彌補產量保險和價格保險的不足，是降低自然風險、市場風險損失的“雙保險”。可以在主產區、主產縣開展區域性收入保險試點，也可以對種糧大戶等規模經營主體開展專項試點。
發力供給側，要拓展國有糧企發展“新空間”。 此次供給側改革，是1993年、1998年、2004年糧改之后，糧食行業又一次重要改革。改革勢在必行、不得不為，必然會帶來利益的調整，但改革未嘗不是鳳凰涅槃、再辟蹊徑的機遇。
隨著超儲庫存消化、收儲規模縮減，基層收儲企業面臨業務銳減、經營乏力的難題。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國有糧食收儲企業一定要努力找準歷史定位，破除傳統觀念，拓展新的業務領域，拼出新的發展空間，“百舸爭流，奮楫者先”，決不可重演10多年前大規模下崗分流的悲劇。
“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專業化水平低，是我國農業的一個短腿。糧食產后服務，更是短腿中的短腿。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小農戶提供代儲存、代烘干、代銷售服務，有利于糧食提質進檔，減少損失浪費，有利于增強市場化收儲條件下農民售糧的議價能力。基層收儲企業開展糧食產后服務，擁有其他主體不可比擬的先天優勢。有條件的企業，要注重發展產業經濟，統籌收儲運加銷各環節，實現貿易、加工雙輪驅動、兩翼并舉。
隨著供給側改革的深入推進，國有糧食企業改革將大幅提速。打破各種藩籬，堅持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原則，以產權制度改革為核心加快企業改制步伐，建立健全現代企業制度，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實施跨行業、跨區域兼并重組，培育競爭力強的大型糧食企業集團，以體制改革機制創新促進國有糧企提質增效。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經歷了數次大規模的農業結構調整。除了1984年的結構調整是由于倉儲能力不足而觸發，其余幾次結構調整都是因經濟下行、需求疲軟、財政不堪重負而觸發的。權宜之計與長遠之策相互干擾，致使之前數輪糧改或淺嘗輒止、或功虧一簣。
去年以來的糧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個關鍵詞合并為一個義項，彰顯了國家高瞻遠矚、畢其功于一役的決心和意志。而改革道路從來不是一帆風順的。此前數輪糧改的艱難、曲折、復雜提醒我們，“莫言下嶺便無難，一山放過一山攔”。哪怕供求形勢有所變化，我們也要保持足夠的戰略定力與歷史耐心，鎖定市場化改革這個大目標，矢志不渝、堅定不移，做改革的忠實踐行者和堅強捍衛者。
自1993年起，二十四載魂縈夢牽，縱使青絲變白發，亦不忘追尋糧食市場化的初心。中國經濟結構調整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由全民創業、萬眾創新所蘊積的巨大能量迸發在望。讓我們使出洪荒之力，在推進糧食供給側改革的大潮中迎難而上，浴火重生。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巖中。
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
2017年2月15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糧油市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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