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有一些新的行業，我們希望在這些新的行業里找到工作，那就需要有新的本領，因為很多人沒有這個本領，于是就會帶來不平等的現象?！?/p>
“首先我們要知道貧困不是一種行為，有些人貧困并不是因為他懶惰，也并不因為他自己無為，大部分的貧困是來自結構性的原因?！辈祭锼雇写髮WDavid Gordon教授在發言前，首先對英國在過去造成了很多殖民國家而道歉。他演講的主題是，能否在2030年之前消除全球兒童赤貧現象以及減半多維貧困兒童數量。多維貧困是一個綜合性指標，用以反映個體、家庭在健康、教育、生活水平等不同維度上的貧困程度。
2017年8月19日，在廣州舉行的“發展與貧困：中國和世界經驗”國際會議上，圍繞貧困，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對全球化時代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進行論述，既包含發展中國家不同的道路探索，也有對發達國家貧困狀況的分析，民粹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對全球化甚至國際關系帶來的不確定性。
討論結構性原因是其中一個重要著眼點，對中國發展道路的闡釋貫穿始終。
全球化加劇了不平等
自20世紀80、90年代，全球化逐漸引起世界各國重視以來，經濟全球化便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特征。但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教授認為，總體來看，在長達數十年的全球化過程中，“社會上大部分人沒有得到他們應當享有的財富，他們也得到了財富，也是在增加，但是資本是大頭，勞動是很小的一部分，有些社會群體成為全球化的受害者”。
北京亞太交流與合作基金會副主席Mehri Madarshahi教授引用墨西哥的案例來說明貧窮地方的個體在全球化貿易中的遭遇：“小型的玉米種植的農民1990年的收入減少了一半，但是大型的玉米種植商就可以賺得盆滿缽滿”。
不只是發展中國家，在發達國家，也有許多人將社會產生的不平等現象歸結為全球化。鄭永年做了一個對比，上世紀90年代，他在美國讀書的時候，學費是1萬美元，當時熟練的制造業工人的年工資為3萬到4萬，但現在學費漲到5萬的情況下，制造業熟練工人的年工資則為6萬到7萬，變化頗大。馬里蘭大學Douglas Besharov教授提供了一個數據，當西方勞動階層面對東方國家勞動者的直接競爭后，工廠工人的收入比之前降低了40%。
全球化競爭不僅造成了國家之間進出口貿易的變化，還加劇了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鄭永年將這種影響歸納為“社會差異、社會分化、中產階級的困境”，而這些又進一步成為世界上民粹主義崛起的經濟根源。表現為經濟民族主義、泛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等，給今天的國際關系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Hans d'Orville教授進一步指出，收入差距可能引起國家內部的不和平，導致不滿情緒，甚至沖突。
但如果把矛頭都指向全球化，也難免有失偏頗。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引述鄭永年的話說，“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收入不平等的現象很大程度上來自技術的變革，技術的變革要求人們必須要有一些才干和表現，如果你沒有這個能力，不可能享受到其帶來的福利?，F在有一些新的行業，我們希望在這些新的行業里找到工作，那就需要有新的本領，因為很多人沒有這個本領，于是就會帶來不平等的現象?！?/p>
作為當今全球化的重要部分，中國也面臨著類似的問題，機遇與挑戰，巨大利益與負面效益。鄭永年認為，社會分化和收入差異等社會不平等在今天的中國制約著可持續發展，也影響著國家的穩定。
消除貧困的中國經驗
“從80年代開始，中國就一直在扶貧，對世界的扶貧的貢獻最大?！编嵱滥陮χ袊毨У某煽儽硎举澷p，也對林毅夫為解決中國問題而專注于生產中國自己的原創性思想甚為推崇?！爸袊鴮嶋H上不缺介紹西方經濟學的人，也不缺介紹西方政治學的人，但是我們缺少中國自己的經濟學家、政治學家?！?/p>
在林毅夫看來，改革開放之后，中國能快速發展，在短時間內使超過7億人擺脫國際貧困線，正是利用了和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拓寬比較優勢，加速了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人均收入水平要不斷提高，一定是現有的產業要不斷創新，而且要涌現新的產業，然后你可以把資源、勞動、資本從估價價值較低的產業往估價價值較高的產業轉移，這是讓一個國家的經濟的收入水平可以不斷增加的兩個最重要的機制，對發達國家是這樣，對發展中國家是這樣，對任何國家都是這樣?！?/p>
“對發達國家來講，它要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因為它已經是全世界最好，就只能自己發明。我們知道發明的投入非常大、風險非常高?！绷忠惴蜻€將中國與其他未實現經濟持續增長的發展中國家對比，認為后者忽略自己資金短缺的實際情況，為了在勞動生產力水平和產業水平上都與發達國家保持一致，由政府直接配置資源發展進口的現代制造業，結果“把先進產業建立起來了，但是績效非常差，經濟發展停滯，收入水平沒有提高，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
Mehri Madarshahij教授提醒要在全球化的視野中看待貧困人口發展，“基礎設施不佳、土地權屬不清楚、財富分配、官僚腐敗因素”以及社會保障等問題需要解決。而這也成為中國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在轉型中所面臨的挑戰。
林毅夫回憶起1990年代跟人爭論私有化之后，政府如何對先進部門進行補貼的事情，“如果企業在開放經濟的市場中，沒有自生能力，保護補貼被取消掉，他就會破產，就會造成社會不穩定，經濟不穩定”。但是，從國有到私有，私人老板會更多地去跟國家尋租，導致腐敗的蔓延。當時，金融體系的資金的分配中，也存在這個問題。
所以“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全面深化改革決定提出的，資源的配置應該由市場決定，也就是要消除在漸進轉型當中所產生的扭曲，包括價格應該由市場決定，而不是由政府的干預來決定。在金融上，利率應該根據資金的供給和需求來決定儲蓄和貸款。”林毅夫從中國改革開放近40年的歷程中，看到發展思路的重要性：發揮比較優勢，降低交易成本，政府要積極作為，改善基礎設施和制度環境。
“我覺得像中國這樣的比較有能力達成一些共識、能進行一些有效決策的政府不是很多?！编嵱滥暾劦剑袊诮洑v這一個全國性的扶貧行動，中國的很多方式在很多外國朋友看來會比較羨慕，但是很難學得來。
比如說針對扶貧工作對中國的地方官員進行政績考核，“如果不能脫貧，很難得到提拔”。
致命的援助？
“援助做了什么？援助使得非洲國家接受援助之后更糟糕，更貧窮，更加不利?！眰惗卮髮WMark McQuinn教授引用《致命援助》中對援助的質疑，并給出了否定的意見。但仍承認，這種觀點很有威力。
林毅夫提到“超越援助”的口號，也就是應該幫助受援助國家做一些有效的結構性的調整，“官方的開發援助的出發點是好的，但是卻沒辦法找到真正的瓶頸所在。現在有這么多的官方援助，主要是出于人道主義的做法，比如說提高人們的健康水平、人權、教育質量等，這些都是可取的。但是它們能夠給窮人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嗎？這就要打問號了?！?/p>
傳統的發達國家援助發展中國家的模式正遭遇挑戰?！?0年來，富裕國家的政府不斷承諾要拿出國民生產總值當中的一定比例進行海外援助，很少國家達到了這個承諾，很多國家包括英國、荷蘭以前能夠達到，但是現在都已經撤回去了，因為從政治上已經不太可行。所以說要指望富裕消除赤貧已經不太可行?！盌avid Gordon教授對依靠政治援助幫助脫貧并不抱有太大希望。
他解釋，“一個社會群體有利的條件往往是對另一個群體不利，沒有任何可信的證據表明在任何一個國家大部分的人是由于他的行為帶來貧窮，而很多政策都是基于因為他不夠努力所以要改變他的行為。”
Mark McQuinn教授發現美國的論調更嚴格，“特朗普有一個援助預算，會在明年削減三分之一，也就是說美國在政府官方援助方面的占比會越來越少，而且不只是簡單的數量減少，他會更多用在全球化項目上?！?/p>
中國將援助資金和一些商業投資融合在一起的模式受到Mark McQuinn教授的肯定，“中國現在在進行的就是結構經濟學的想法，既然中國用了新的做法，西方社會也要進行調整，與中國采用齊頭并進的方法”。
經濟增速與分配公平
“富人看到的是貧困的問題，而貧困人群看到的是富人的問題。”胡逸山教授談及財富的分配引用了這樣一句話。
公平和效率的關系究竟如何協調？
南美國家財富分配不平衡的情況是亞洲、非洲等地區所不能比的，斯坦福大學的Florencia Torche教授提到那里“最富裕的10%的人口集中了全國收入的一半左右，而其他的國家這個比例只是占據了全國收入的1/3”，但正如David Gordon教授所分析的，“我們不可能在政治上完全消除赤貧，為什么世界上有赤貧？并不是因為財富不夠，更多的是因為財富分配不均勻”。
在對比經濟發展與分配方式對貧困的影響上，量化的數據更有說服力。美國杜蘭大學Nora Lustig教授以2000年為界，發現經濟增長和不平等的下降，導致了大量人減貧、脫貧，中產階級的人數越來越多。“從減貧角度來說，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大概達到61%，不平等現象減少的貢獻率達到39%，有些國家的財富重新分配的效果更強，可能有些國家這方面的影響根本就沒有，只是在增長?？傮w來看，通過減少不平等現象，通過財富分配，能夠給脫貧帶來39%的貢獻值。而中產階級人數越來越多，有些國家的消除不平等現象給脫貧帶來的影響高達100%，在拉丁美洲國家，中產階級越來越多，減貧效果越來越好。”
除此之外，技能溢價的減少所導致勞動收入的降低，以及家庭其他成員高收入所引發的類聚效應，都可能影響收入平等的問題。
但經濟增長是否會制造貧困呢？面對提問，黃朝翰教授特別強調了增長速度和穩定增長的重要性?！叭魏蔚南毨У呐Ξ斨斜仨氁薪洕鲩L為支撐，你一定要有新的資源，否則你用什么來分配？而對于發達國家來說，也需要增長，因為增長意味著就業，有就業才有收入，這是很基本的道理。對于發展中國家，需要很高的增速，高增速才能引發更多的新增長?！?/p>
“所以還是要有增長，因為有增長，政府才能更新其社會政策，所以增長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彼a充道。
教育、福利：誰能拯救貧困
一般認為，發達的福利制度為貧困提供了制度性兜底的舉措。來自韓國的案例揭示了，基于貧困狀況的福利制度，能減少貧困的絕對數量，但不能避免這些家庭永遠被困在貧困線以下。首爾大學助理教授Kilkon Ko分析，只以貧困線來衡量、消除貧困，并不具有持續性：“如果這個家庭剛好低于貧困線，他其實并不想脫離貧困線。所以第二年，他們很可能又回到了貧困線以下?！?/p>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所鄭秉文教授通過分析歐洲、北美等地的福利制度與貧困率的關系，認為福利制度對貧困起到了非常好而穩定的作用：“美國從1959年到2007年，2007年到現在的貧困率沒有變，我們可以看到它的貧困率是從25%下降到12.5%”，“歐盟成員國平均貧困率幾乎沒有超過20%的”。
然而，福利制度本身就涉及成果的直接分配，利益糾紛也更為明顯。據Kilkon Ko的介紹，其針對貧困人口的福利制度出臺后，就有兩種聲音質疑，一個是認為這些人應靠自己努力生活而非政府給錢，再者則質疑政策是否能真正消除貧困。政府的執政理念促使轉變，尤其是金融危機之后，人們意識到貧困不是自己的事情，而是一個具有結構性、體制性的社會問題。
在擺脫貧困的路上，就業、收入等的穩定，除了制度性支持外，個人對環境適應能力的穩定性同樣重要。
“發達國家已經不存在大規模的結構性的貧困了?！盌ouglas Besharov教授說道，除了酗酒等特殊人群的持續性貧困，最主要的是相對貧困，而這與教育水平又是呈負相關的。在美國，因教育造成相對貧困的現象與移民問題交織在一起。
“在美國以外出生的包括亞洲人等，他們的教育水平比美國人更高，收入也更高，這個數字很驚人，如果你被落在后面了，雖然你看不到這個數字，但是你能感受到這個數字，還是覺得就投特朗普一票吧，因為這些人在搶我的工作呀！”Douglas Besharov教授說。
在教育影響貧困的路徑上，兒童、父母及兩代之間的流動關系塑造了貧困與否的局面。Florencia Torche教授談道：“有錢的家長可以拿出更多的錢給孩子提供教育，這種教育就會在未來轉化成為在勞動力市場中的更高收入的工作，因此如果我們要解決這種流動性的問題，其中一個目標就是要把重點放在教育上，能夠讓這些弱勢群體接受到良好的教育?！?/p>
David Gordon教授還指出，兒童教育背后，其實是兒童的家庭、戶口、父母工作單位等因素，為了不使貧困代代相傳，“重新分配是解決兒童貧困的唯一出路。兒童是不可能自己賺取資源的，必須要上學，所以唯一消除兒童的貧困的方法就是把資源從成人這里轉移到兒童身上，如果有足夠的資源轉移，他們就會脫離貧困”。
經濟發展與政治建設
貧困影響社會穩定，是一個嚴肅的政治話題。底層勞動者對社會的適應性變弱、民眾不滿，以及民粹主義興起之后，給國家政治、政策甚至全球經濟帶來挑戰。Mehri Madarshahi教授認為：“由于2008年、2009年，民眾不滿情緒不斷醞釀，所以現在英國、美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國家當權的政治家就因為失去了民眾的信任而紛紛輸掉了大選，現在特別是像英國脫歐也是對于這個局勢的一記警鐘?！?/p>
“大城市發展起來以后，大家遺忘了小城鎮和農村。我想東亞社會也是一樣，早些的日本、四小龍是最平等的經濟體，但是近十來年，他們的收入差異也逐步拉大，所以這個問題都很大。”鄭永年教授談道，“今天爆發的白人等問題都是經濟的反映”“福利國家、民主、資本這三大問題在二戰以后很長一段時間里，資本社會和政治社會平衡發展，但是現在已經失衡，怎么來解決？我想現在還沒有找到一個明確的答案。就算是英國的脫歐，也不是解決方案，因為老百姓也不滿，所以現在沒有什么辦法?！?/p>
“我希望各個國家的領導人確實要關注到這一點，因為現在的收入差異已經超越了很多社會階層可以接受的程度，如果沒有有效的方式來反貧困，這是非常麻煩的一件事?！币愿＠麃矸鲐氾L險較大，“像李光耀先生所說，如果福利與民主結合起來，民主變成福利的拍賣會，承諾很多，但是不能給很多，他的經濟發展很難支撐他的高福利”。
“中產階級可以整合自己，當一個社會的中產階級有70%-80%的時候，這個社會可能可以運轉。但是如果是50%的窮人和50%的富人，這個社會不能運轉。30%的富人和70%的窮人，這個社會也不能運轉?！睋伪敬螘h聯席主席的鄭永年教授認為，應采取“先發展，后民主”的方式實現穩定的發展?！爸袊鴱纳鐣洕慕嵌葋碚f，我想還沒有實現像歐洲那樣的福利社會的程度，但是社會必須得到保護，如果窮人太多就會出現問題。我想扶貧就是一種達到基本社會公平的戰略?！?/p>
（本文引文來自2017年IPP國際會議“發展與貧困：中國和世界經驗”現場的演講，作者王江濤系《南方周末》特約撰稿）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方周末》2017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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