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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農村集體資產監督駛入法制化軌道

[ 作者:陳心宇?胡立剛?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7-09-01 錄入:吳玲香 ]

上海市農村鎮、村、組三級擁有集體總資產已經超過5300億元,在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推動下,集體資產不斷增值已是鐵定的事實,截至2017年6月底,上海已累計完成村級改革1624個,占總村數的96.8%,鎮級改革也完成了49個,占總鎮數的40.2%。維護農民合法權益,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讓廣大農民分享改革發展成果,有效改變現有農村集體“三資”信訪格局,唯有法制化是經營好、管理好農村集體資產的最根本保障。7月下旬,上海市第十四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九次會議一審審議通過《上海市農村集體資產監督管理條例(草案)》,由此揭開了上海市農村集體資產監督管理法制化進行時的大幕。

“全國有16個省市區出臺了針對農村集體資產的地方性法規,上海一審審議通過的是監督管理條例,強調經營管理和監督的法制化,這在國內還是唯一的。”上海市委農辦研究室主任、市農委農經處處長方志權說。

上海市農村集體產權改革形成了“1+1+13”十五個政策文件。這一套政策文件,形成了理論體系和整體制度設計,明確了改革的主體、各級黨委政府的責任,明確了產權制度改革的目標,指導為什么改、改什么、怎樣改,提出改了之后該依據什么分紅、如何發展壯大集體經濟、如何探索出農村社會治理新模式等等。因此,出臺上海市農村集體資產監督管理條例顯得更為迫切,不但能進一步加強和規范上海市農村集體資產監督管理,維護好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及其成員的合法權益,促進農村集體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還能在加強管理、注重監督方面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法制化經驗和模式。

記者通過《上海市農村集體資產監督管理條例(草案)》起草人之一方志權了解到,上海的法制化進程始自2012年,上海市人大將《上海市農村集體資產監督管理條例》列入“十二五”立法預備項目,2013年市農委組織開展立法調研,2016年4月在市人大、市政府法制辦的支持下,市農委組建了立法課題組,形成了法規草案初稿。

“去年8月25日,時光輝副市長召開市政府專題會議,聽取了條例制訂情況并提出相關要求,很快就成立了立法起草調研小組。”方志權說。

記者發現,上海本次立法的三個目的非常明確:一是通過立法進一步貫徹落實相關法律法規以及國家關于加強農村集體“三資”管理的文件精神,穩定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增強農村集體經濟活力,維護好、實現好、發展好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成員的合法權益;二是通過法律形式,進一步鞏固深化上海市加強農村集體“三資”監督管理方面的政策措施、創新舉措;三是從法律的高度對上海市農村集體資產監督管理體系提出明確要求,促進上海市農村集體資產監督管理工作真正走上法制化軌道。

基于如此明確的目的,《上海市農村集體資產監督管理條例(草案)》分成了7章47條,依次為總則、權屬確認、組織機構、經營管理、指導監督、法律責任和附則,創新之處一目了然,體現在深度廣度、社區經濟合作社主體、集體經濟基本屬性、土地補償費處置程序等八個方面。

記者一一翻閱了條例之后發現,上海的條例明確了農村集體資產管理范圍、農村集體資產如何份額化管理、組織成員如何確認、成員享有哪些權利等。

農村集體資產管理范圍包括成員集體所有的土地等資源性資產,成員集體所有的用于經營的建筑物、無形資產、集體投資形成的投資權益等經營性資產,成員集體所有的用于教育、科技等的非經營性資產,政府撥款、減免稅費以及其他接受捐贈、資助所形成的資產,以及依法屬于成員集體所有的其他資產。

農村集體資產的份額化管理,則包括成員及其份額等基本信息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登記并報鄉鎮農村經營管理機構備案,規定戶內總份額“生不增、死不減”、“章程另有規定的除外”,規定份額可以在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內部轉讓、贈與,也可以由本集體經濟組織贖回,不得向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以外的人轉讓、贈與,規定成員持有的總份額“不得超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章程規定的上限”。

組織成員的確認,則以1956年農村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成立作為起點,統籌考慮戶籍關系、農村土地承包關系、對集體資產積累的貢獻等因素,綜合確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身份。

成員享有權利方面,明確依法享有知情權、表決權、收益權、監督權等權利。因工作、生活等原因與集體經濟組織不再具有生產生活關系的,不享有表決權,但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章程另有規定的除外。

草案還創新確立了經濟合作社這一組織形式,明確了經濟合作社運營的六大要點,包括登記主體、組織架構、章程、成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同時還對成員大會和成員代表會議的召開頻次、召集方式以及出席人數、表決人數等作了規定。

為了促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健康發展,草案全方位強化了對農村集體資產經營管理的監督機制,包括內部監督、行政監察、人大監督。

方志權告訴記者,上海市農村集體資產監督管理條例草案全面把握好了集體與個人、強制與自治、歷史與未來這三層關系,從而更好地發揮出法制在壯大農村集體經濟、有效改變農村集體“三資”信訪格局、共建和諧社會等方面的作用。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民日報》(2017年09月01日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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