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林春霞
確保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必須構建系統的脫貧政策體系，加快創造和激活貧困地區生產要素。
嘉賓
李國祥：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
伍振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第三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員
陳林：首輔智庫學術委員會副主任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讓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同全國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強調，要保證現行標準下的脫貧質量，瞄準特定貧困群眾精準幫扶，向深度貧困地區聚焦發力，激發貧困人口內生動力，消除區域性整體貧困。確保在扶貧的道路上，不落下一個貧困家庭，不丟下一個貧困群眾。
深度貧困地區是最難啃的“骨頭”
中國經濟時報：精準脫貧戰略目標從2013年提出至今，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精準脫貧取得了決定性進展。5年來，6000多萬貧困人口穩定脫貧，年均減貧1300萬人以上，貧困發生率從10.2%下降到4%以下。那么，現階段，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重點和難點在哪些方面？
李國祥：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貧困人口脫貧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和標志性指標，在全國打響了脫貧攻堅戰，取得了顯著成效。但同時，我們也清醒地認識到，脫貧攻堅形勢依然嚴峻，脫貧目標艱巨繁重。目前和今后一段時間，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重點和難點主要集中在深度貧困地區、貧困人口集中的地方等，這些地方自然條件差、經濟基礎弱、貧困程度深，是精準脫貧的難中之難，堅中之堅，是更難啃的“骨頭”。
深度貧困地區主要是那些地處深山、交通閉塞、長期與外界隔絕的地方，這些地區多是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基礎設施和社會事業發展滯后，生態環境脆弱，自然災害頻發，人均可支配收入低，集體經濟薄弱。那里的群眾與外界沒有形成對比，他們往往滿足于現有的生活，認為自己生活過得很好，因而對脫貧致富的欲望不強，內生動力嚴重不足，對政府幫助他們脫貧的做法不理解，反而認為是在干擾他們的生活。這跟那些想脫貧卻沒有門路脫貧的人群不一樣，他們對脫貧不主動、不積極。
有一些地方，經濟基礎薄弱，產業扶貧又沒有成效，短期產量過剩，或市場沒對接好，導致農副產品賣不出去，創業致富的門路難以拓展。
以上這些地方都是脫貧攻堅戰中的重點和難點，重中之重，難中之難，堅中之堅，但是再難啃的“骨頭”最終都要啃。
不同地方，深度貧困地區占總數的比例不同，有40%、50%、60%不等，貧困的原因也不同，譬如新疆、西藏一些寒冷邊塞地區，百姓不愿出去打工，云南、四川一些山區，交通不便，這要根據不同情況采取不同的脫貧辦法，要因地制宜，因戶施策，不能千篇一律。按照中央要求，今后要重點對那些地方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形成支持合力。新增脫貧攻堅資金主要用于深度貧困地區，新增脫貧攻堅項目主要布局于深度貧困地區，新增脫貧攻堅舉措主要集中于深度貧困地區。惠民項目要向深度貧困地區傾斜，深度貧困地區新增涉農資金要集中整合用于脫貧攻堅項目，各級財政要加大對深度貧困地區的轉移支付規模。
伍振軍：精準脫貧攻堅戰的重點和難點，就是精準脫貧需要大量人力、財力、物力投入，國家和社會人力、物力、財力有限。并且，大量人力、財力、物力投入之后，首先還要在貧困地區創造脫貧必需的生產要素，之后還要把外來投入和貧困地區貧困擁有的要素相結合。這是一個復雜、艱難的過程。
確保脫貧質量的前提是什么
中國經濟時報：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保證現行標準下的脫貧質量，瞄準特定貧困群體精準幫扶，向深度貧困地區聚焦發力，激發貧困人口內生動力。那么，如何才能保證脫貧質量，激發貧困地區人口內生動力，消除區域性整體貧困？
伍振軍：保證脫貧質量，關鍵是貧困的精準識別，精準識別之后，再實現精準脫貧。脫的是真貧，真的是脫貧。
激發貧困人口的內生動力，這是個世界難題。激發貧困人口的內生動力，關鍵在于激活貧困人口擁有的人力資本、土地等要素，加上國家和社會的投入，和他們自身的要素結合起來，能夠創造財富，實現脫貧致富。
消除區域性整體貧困和個體脫貧不一樣，出現區域性整體貧困問題，肯定還有更多的原因。據我們調研和觀察，資源配置不合理或者效率低下是重要原因。消除區域性整體貧困，首先應從發展的角度去考慮問題，考慮去除束縛農村要素自由流動的籬笆，消除農村要素流動的限制，讓農村要素，比如勞動力、土地要素能夠順暢流動，這樣才有助于解決區域性貧困問題。
李國祥：要嚴格按精準脫貧的要求執行，按照二不愁（不愁吃穿），三保障（醫療、教育、住房）標準，嚴格按程序，對貧困人口進行篩選，通過申請、評議、核實等程序，使貧困人口盡快建檔，并根據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實際情況，有針對性地分析其貧困原因，找準病根，從而制定精準、可行的脫貧方案。即按“六個精準”的基本要求，扶持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精準、脫貧成效精準。
與此同時，還要使貧困人口進得來，能退出，政府通過政策扶持，動員社會力量幫扶、幫扶干部蹲點結對、項目帶動等渠道，在政府和社會的幫助下，讓貧困人口盡快找到脫貧途徑。切實落實幫扶措施，使各項政策都能落地。退出時，讓貧困人口認可，要依據現行標準，嚴格各項程序。
如何才能打贏脫貧攻堅戰
中國經濟時報：您認為2018年精準脫貧應有哪些重要戰略部署？怎樣才能打響精準脫貧攻堅戰？
伍振軍：今年首先應該會加大投入，包括國家、社會投入。其次，創造精準制度供給，比如在貧困地區深入推進土地制度改革，有效釋放制度紅利等。打響攻堅戰，要看我們是不是構建出一個系統的有效的政策，這個政策是不是有效地創造和激活貧困地區發展所必需的各種生產要素。
李國祥：今明兩年，是脫貧攻堅戰的關鍵之年，到2020年，現有的貧困人口要全部脫貧，全面達到小康水平。精準脫貧攻堅戰打得是否漂亮，關鍵在于現有的政策能否全部落地，能否執行落實到位。
中國經濟時報：精準脫貧的中短期目標是什么？結合我國實際情況，這些戰略目標應如何部署才能取得更好的成效？
李國祥：精準扶貧各項政策基本上是穩定的，以2010年2300元扶貧標準，到2020年實現脫貧，這是既定目標。但是，在實現脫貧目標的過程中，必須嚴防數字脫貧、虛假脫貧。要避免流于形式，避免出現虛報數字，減少看匯報材料，必須要到實地核查，落實到人。
伍振軍：根據黨的十九大報告精神，確保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從發展的角度來看，貧困就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這個短板在農村，最大的短板在農村貧困地區。確保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必須構建系統的脫貧政策體系，加快創造和激活貧困地區生產要素。
中國經濟時報：因多方面原因，近年一些地方也出現脫貧又重新返貧的現象，那么我們應如何防止和應對返貧現象發生，使全國人民共同富裕奔小康？
李國祥：脫貧以后，重新返貧現象在所難免，這的確是個難題，目前并沒有更好的辦法防止這種現象發生。當然，國家對鞏固脫貧成果也有相應的政策，對新脫貧或提前脫貧的對象，在一定期限內原有的政策不變，仍給予相應的優惠政策傾斜，譬如貸款、資金補助、產業扶持等，當然，每家每戶情況不一樣，采取扶持政策也不一樣。例如，有些貧困戶危房改造，財政會給予拆遷補助，有些老區百姓收入低，政府投資扶持產業，發展紅色旅游等。
伍振軍：鞏固脫貧效果要靠“造血”。要讓貧困地區找到自身的發展道路，要讓貧困人口找到自己的致富之路。國家、社會的支持重點是著眼于創造和激發貧困地區、貧困人口發展所需的要素，“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就是這個道理。若是全部靠國家、靠社會投入，脫貧靠“輸血”，自然容易返貧。
中國經濟時報：在實施精準脫貧攻堅戰中，除了政府主體推動以外，應如何鼓勵社會各界力量積極參與進來，盡一些責任和義務？
伍振軍：一要強調社會責任，社會各界有責任、有義務參與精準脫貧攻堅戰。二要給予社會各個主體通過去貧困地區實踐、通過參與精準脫貧攻堅戰，發現和實踐新的發展模式的機會和空間。
陳林：行政體系直接操作容易流于“一刀切”“大轟大嗡”，在差異化服務和長效機制的建立上有其短板。應鼓勵社會各界力量積極參與進來，特別是大力發揮社會中介組織的作用。社會中介組織可以通過“政府購買”的形式，參與到精準扶貧的偉大事業中去。而政府更多地可以處于指導、考核、驗收的地位。
擺脫頭腦中的“貧困”是關鍵
中國經濟時報：深度貧困地區是精準脫貧的主戰場，而這些地區信息閉塞、群眾思想意識落后，多年來一直處在“等、靠、要”被動狀態，如何才能幫助他們主動擺脫貧困？
李國祥：針對這些沒有脫貧欲望和動力的貧困人群，我們可以通過提高他們的素質和認識，讓他們切實認識到自己與外界的差距，認識到自己的不足，從而激發他們致富的欲望和創業的激情。
陳林：首先在于擺脫意識和思路的“貧困”，只有首先“擺脫”了我們頭腦中的“貧困”，才能使我們所主管的區域“擺脫貧困”，才能使我們整個國家和民族“擺脫貧困”，走上繁榮富裕之路。而要擺脫頭腦中的“貧困”，關鍵在對于經濟社會規律的掌握和利用。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就扶貧開發工作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提出了許多新論述、新觀點、新要求，形成了系統完整的精準扶貧戰略思想。我們理解，精準扶貧，不是“一刀切”，而是差異化；不是“大轟大嗡”，而是潤物無聲。限時打贏脫貧攻堅戰，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但要避免強制性思維的慣性影響。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這是一個永恒的課題。
政府的責任，一是保護公眾的財產所有權，使人們能夠通過自己的自然稟賦和擁有的要素資源獲得相應的收入；二是維護市場秩序，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使人們能夠享有充分交易的權利。
在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特別是農村改革，仍然是擺脫貧困的必由之路。例如貴州等地正在推行的“三變”“三合”改革，也即“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三變”不離其宗（為農服務的宗旨），“量變”積累“質變”，“裂變”觸發“聚變”，不斷促進農民專業合作、供銷合作、信用合作的“三位一體”，即“三合”融為一體。進一步充實和完善“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特別是“統”的一面，走出一條“越來越廣闊的新型合作化道路”。
產業扶貧是治貧的根本
中國經濟時報：近年國家出臺了不少精準扶貧方面的政策和措施，并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但幫扶畢竟是暫時的，提高貧困地區百姓自主脫貧能力，變被動為主動，變“輸血”為“造血”功能，乃是當務之急。那么，通過什么途徑才能解決這個根本性問題？
李國祥：產業扶貧在中國扶貧每一個階段，基本上都是重要的舉措或路徑。產業扶貧應該是治貧的根本性措施，要讓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如果貧困的家庭有一個產業，他們脫貧就有了基礎。根據我所走的地方，我近年特別關注各個地方的扶貧開發，大家普遍把產業扶貧，發展農業生產，提高農業生產能力作為一個首要的任務，或者作為一個脫貧攻堅的重要任務。
有人提出，現在整個農產品出現了過剩的狀況，這個過剩不僅僅是國內的生產，還包括進口，低價進口，基本上現在整個中國沒有短缺的。貧困地區為什么還要去發展生產能力？
還有一個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當我們圍繞貧困戶在轉，把這個產業扶持起來之后，如果這個市場出現了不確定性，或者市場劇烈波動怎么辦？貧困戶跟其他農戶不一樣，他們抗風險能力非常差，若市場價格過低，農產品賣不出去或虧本，不僅影響他們脫貧致富的積極性，還會因此負債累累。貧困地區產業生產能力應該提高到什么程度，或者怎么樣提高生產能力，這些是我們在產業扶貧當中必須思考的問題。
針對產業扶貧，如何通過政策，既保自然風險，又保市場風險，國家要盡早出臺政策，地方也要有配套措施，否則農民發展產業的時候，極有可能在市場上遭受不測的時候返貧。除依賴政策來保障農戶的抗風險能力之外，最重要的是體系化，現在貧困地區產業發展比較注重生產能力、生產體系的建設。如甘肅定西，他們注重產業體系建設，把整個產業搭建起來，在馬鈴薯轉型方面，延長產業鏈，開拓整個需求空間，我覺得這在未來的脫貧當中也是非常重要的，提高產業競爭力，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非常關鍵。貧困地區只能圍繞讓農民來分享你的產業發展所帶來的利益，而沒有這個能力和條件來抵御市場波動的風險。
我們要構建一個新的經營體系，一個是市場引導，龍頭企業、合作社、農戶，再加上基地，整個經營體系的構建，特別是在構建這個體系的時候，要注重新型的龍頭企業，外來資本，或者規模性農戶跟小農戶之間的關系。定西的做法，主要是怎么樣運用扶貧資金，讓我們更多的貧困農戶，甚至讓每一個農戶都能夠參與到新型的經營體系當中去，使整個的現代農業發展，在貧困地區更能夠超越，讓我們的貧困地區在整個的產業扶貧當中更多的來分享，而不是分攤風險。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經濟時報》2018-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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