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建設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責任。在中華民族的發展過程中，鄧小平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貢獻是前無古人的。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袁元
今年8月22日，是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誕辰110周年紀念日。隨著8月8日《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電視劇熱播，中央和地方對鄧小平的紀念活動陸續展開。
8月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講話中回顧了鄧小平同志一生的豐功偉績，總結了鄧小平為我國革命、建設、改革作出的卓越貢獻，強調鄧小平同志為中華民族獨立、繁榮、振興和中國人民解放、自由、幸福奮斗的輝煌人生和偉大貢獻，將永遠書寫在祖國遼闊的大地之上。鄧小平同志始終在人民中間，也始終在人民心間。
鄧小平究竟給中國社會帶來了什么?《瞭望》新聞周刊專訪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主任龍平平。
改變了13億人的生活和命運
20世紀的中國，始終貫穿著獨立、富強、民主、統一的發展主題。
“鄧小平是全世界公認的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他領導的改革開放，在民族獨立的基礎上，把中國的富強、民主、統一變成了生動的現實”，龍平平說。
20世紀70年代末，鄧小平從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入手，發動領導了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帶領全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沖破“兩個凡是”的束縛，通過十一屆三中全會，徹底摒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把黨和國家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做出了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
此后，改革開放成為中國社會發展最鮮明的特點。在鄧小平的領導下，改革開放極大地調動了億萬人民的積極性，使中國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歷史轉折。
龍平平說，在這一進程中，鄧小平以敏銳的思想完成了對改革開放的總體設計，初步回答了改革開放的國際環境、基本國情、目標、任務、步驟、布局、方法、原則等基本問題，規劃了改革開放前進的科學軌道：
對時代特征做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的新判斷，及時調整外交政策，為改革開放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對基本國情作出新概括，提出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新論斷，要求改革開放的一切方針政策都必須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
制定“三步走”經濟發展戰略，繪制了中華民族百年圖強的宏偉藍圖;
提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要求改革開放要抓住機遇，實現又快又好的發展;
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為確立改革開放目標模式提供正確的理論依據。要求解決好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問題;
提出“三個有利于”作為判斷改革開放是非得失的根本標準，提倡“不爭論”原則，鼓勵改革開放大膽地試，大膽地闖;
提出“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要求改革開放與國際接軌，全面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
提出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后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作為改革開放必須遵循的目標和原則;
提出“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促進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是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30多年后，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民總體上過上了豐衣足食的小康生活。”龍平平說，1978年領導中國改革開放時，鄧小平已經74歲，從74歲到93歲，他用了20年的時間帶領中國告別了短缺經濟，改變了13億人的生活和命運。
為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作出表率
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首先是從建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破題的。
回顧改革開放的歷程，龍平平梳理道：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提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等重要觀點，為改革開放廓清了道路。
上世紀80年代初期，當經濟體制改革還處在自下而上的試驗階段的時候，政治體制改革就已在鄧小平的推動下有條不紊地展開了。從反對個人崇拜，發揚黨內民主，恢復和建立民主集中制到精簡機構、制定規章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設民主法治社會，政治體制改革的步子相當大，改革措施密集。
1980年，鄧小平發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重要講話，系統地提出了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方針、任務、目標和指導原則，是政治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1982年，新憲法、新黨章修訂通過，文化大革命結束時那種無法可依、無章可循的混亂狀態得到根本扭轉。
上世紀80年代中期，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展開，鄧小平力主政治體制改革要與經濟體制改革配套進行，強調“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于政治體制改革”，提出了要實行黨政分開等一系列加大政治體制改革的措施。在鄧小平的領導下，我國加快了社會主義民主化的進程。改革開放的各項成果被制度和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初步形成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廢除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是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提出的一個重大決策。這項改革實行起來頗具難度。
上世紀80年代初，鄧小平提出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作為過渡形式逐步解決高級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問題。他出任第一任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即意在從他做起開退休先例。
翻開《鄧小平文選》，他對自己說得最多的一個詞就是“退休”。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選舉產生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三個月后，鄧小平約見江澤民等中央負責同志，開宗明義：“今天主要是商定我退休的時間和方式。”他說，“我多次講過，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帶頭建立退休制度。”“退休成為一種制度，領導層變更調動也就比較容易。這個事情就這樣定下來吧。”當天，鄧小平又致信中央政治局，鄭重提出退休請求，實現了多年的夙愿。
“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責任。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帶頭實行干部退休制度，是鄧小平踐行他倡導的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舉措。”龍平平說，鄧小平為徹底實現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正常化作出了表率。
1994年，鄧小平在他90歲時，還做出了一個不同尋常的舉動。他鄭重地說，一個國家老態龍鐘，形象不好，以后國家的事情我不過問了。從那天起，鄧小平就不再發表任何意見了。
提出“一國兩制”構想
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大業，是鄧小平的偉大創造。
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源于解決臺灣問題，成功地運用于解決香港問題。1982年鄧小平與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的會談是其中的經典之作。通過這次會談，中英雙方同意通過外交途徑，按照“一國兩制”的原則進行香港問題的磋商。1984年中英兩國簽署了關于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香港回歸遂成定局。中英兩國獲得了雙贏。撒切爾夫人由衷地對鄧小平說：這是您倡導的“一國兩制”的勝利。
正是按照鄧小平“一國兩制”的構想，20世紀末，分離了一個半世紀的香港、澳門順利回歸祖國。之后，對峙了幾十年的國共兩黨相逢一笑泯恩仇，兩岸實現了“三通”。祖國統一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一個新生事物，體現了鄧小平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天才創造力。”龍平平說，從構想成為現實，鄧小平開創了曾經被認為是兩種不可調和的政治制度在一個國家內和平共處，共同繁榮發展的先河，也為用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提供了范例。
創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
鄧小平留給我們最寶貴的遺產，就是他創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
龍平平說，鄧小平一生務實，不善言辭。他的著作，沒有長篇宏論，沒有華麗辭藻，沒有旁征博引的資料和冗長的邏輯分析。他在編輯《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時說：這本書講的都是我們正在做的事情。鄧小平理論正是從他領導的改革開放的實踐中提煉出來的。語言樸實無華，不用詮釋，人人看得懂，但他的思想卻有著巨大的穿透力，振聾發聵，令人耳目一新。
從1978年到1992年，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和南方談話兩篇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宣言書為標志，鄧小平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這個理論用中國共產黨的實踐和經驗，為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學說增添了新內容，使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有了若干個“第一次”的新觀點、新結論：
第一次揭示了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階級，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第一次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在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必須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第一次科學地闡明了社會主義的發展動力，明確指出：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是一場新的革命;
第一次明確指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必須以科技進步、教育優先為基礎;
第一次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明確指出，中國的發展，必須立足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毫不動搖地堅持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
第一次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明確指出，計劃與市場都是手段，不是區分不同社會制度的標志;
第一次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
第一次提出，一個國家可以實行兩種制度，并以此來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等等。
“鄧小平是最高明的思想者和理論家，他的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經典之作。”龍平平說，鄧小平理論比較系統地初步回答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發展階段、根本任務、發展動力、外部條件、政治保證、戰略步驟、領導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國統一等一系列基本問題，用中國共產黨人的新思想、新觀點，開拓了馬克思主義的新境界，提高了對社會主義認識的新水平，做出了對當今時代特征和總體國際形勢的新判斷，形成了新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科學體系。不僅引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繁榮發展，同時也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注入了生機與活力。
讀懂鄧小平
改革進入“深水區”，讀懂鄧小平，對中國的改革和未來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改革進入‘深水區’，讀懂鄧小平，對中國的改革和未來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接受《瞭望》新聞周刊專訪時，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主任龍平平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有多長，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作用就有多長。鄧小平理論是在一個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國家里如何建設、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這個基本命題不變，它就不會過時。同時，中國改革開放，也需要我們聯系新的實際不斷深化對理論的研究和豐富。
經濟建設要實事求是、量力而行
作為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論證是嚴密的，論述是周全、科學的。發展速度，只是鄧小平十分關注的一個方面，要了解鄧小平的整個經濟思想，應該全面、系統地研究和掌握他的全部論述。
龍平平說，鄧小平設計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目標和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的思想，最初是從主張放慢經濟發展速度的思路中逐漸形成的。
1979年初，鄧小平首次提出必須從中國“人口多、底子薄”的特點出發，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年底，他在與日本客人的談話中明確提出，中國到20世紀末并不能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只能建成一個不窮不富的小康之家。
“小康目標的確定，是中國式的現代化的正確起點。而這個正確的起點源于從盲目的‘快’回到實事求是的‘慢’，龍平平說，文革結束之后，提出調整經濟，把不切實際的高指標和高速度降下來，制定實事求是的經濟發展戰略的正是鄧小平等人。
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反復告誡人們，經濟建設要實事求是，量力而行，要尊重客觀規律。從1980年到1984年，他一直在論證小康目標的可行性，重點在理清發展思路，避免重犯大躍進的錯誤。經過科學論證，鄧小平力主在20世紀的最后20年里，分兩步走用前10年的時間先打好基礎，在穩的基礎上實現翻兩番，奔小康的戰略目標。這說明，鄧小平并不是一味地求快的。
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起，經濟全球化的初見端倪與改革開放迸發出的社會活力，使鄧小平看到了在和平與發展的大環境下我們能夠抓住機遇，持續快速大發展，如期實現小康目標的現實可能性。鄧小平開始提出我們可以發展得快一些，并逐步形成了“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的戰略構想。
1987年黨的十三大前夕，鄧小平提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第三步戰略目標，即到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他說，“這是我們的雄心壯志。”為了闡明這個目標的重大意義，鄧小平把發展問題上升到社會主義基本屬性的高度，創造性地提出了“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的科學論斷。
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經驗的提煉，同時也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提出的要求，即：我們經濟發展規律還是波浪式前進。過幾年有一個飛躍，跳一個臺階。跳了以后，發現問題及時調整一下，再前進。對此，鄧小平進一步論證說：“從國際經驗來看，一些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曾經有過高速發展時期，或者若干高速發展階段。現在，我們國內條件具備，國際環境有利，再加上發揮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在今后的現代化建設長過程中，出現若干個發展速度比較快、效益比較好的階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夠辦到的。我們就是要有這個雄心壯志!”本文來源：瞭望觀察網
“一個目標、一個速度，從這兩個雄心壯志中，我們準確理解到鄧小平提出‘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這一論斷的基本涵義與深意”，龍平平分析：
首先，從屬性上看，鄧小平所說，“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主要講的是政治問題，是從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將長期共存，而社會主義經濟文化相對落后，處于弱勢的客觀事實出發，論述的是在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時代主題的環境中，社會主義靠什么去抓住機遇，發展自己，發揮并真正體現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最終戰勝資本主義，這樣一個關系社會主義命運與前途的大問題。講的是大戰略，硬道理、大道理，而非經濟建設的具體問題。應用到經濟上，這個論斷指向的是社會主義經濟宏觀發展的一個大原則，而不是指具體的經濟政策，不能不顧實際地將之簡單套用于具體的經濟問題、經濟項目上。
其次，就經濟發展而言，說鄧小平主張快，其實主張的是“抓住機遇、加快發展”。
龍平平說，鄧小平所強調的“快”是相對的，有條件的，辯證的。能快則快，有條件快的就千萬不能喪失機遇，這是他強調的重點。他多次提出，“能發展的就不要阻攔，有條件的地方要盡可能搞快點。”“比如廣東，要上幾個臺階，力爭用20年的時間趕上亞洲‘四小龍’。比如江蘇等發展比較好的地區，就應該比全國平均速度快。又比如上海，目前完全有條件搞得更快一點。”他從來就不是孤立地講“快”的。他所列舉的這些地方，都是有條件的。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足跡遍布全國各地，在許多條件落后的地方，如四川、新疆、甘肅等地，他從未向當地的領導提出過快的要求。即使是對有條件發展快的地區，他也總是不忘提醒人們“不是鼓勵不切實際的高速度，還是要扎扎實實，講求效益，穩步協調地發展”。
第三，不能簡單地把我國經濟建設上長期積累和存在的一些困難和問題歸結為快速發展的結果，更不能以此否定“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的科學論斷。
龍平平分析，對于經濟上存在的這些問題，鄧小平發現最早，談得最多，談得最透。比如，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他提出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問題;他最早倡導全社會都要保護環境，節約能源資源，他提出“綠色革命”要堅持200年;是他最先提出自主創新問題，1984年他視察上海寶鋼時就明確提出：“掌握新技術，要善于學習，更要善于創新”;他最重視科學教育，不間斷地強調：“經濟發展得快一點，必須依靠科技和教育”，“我們這幾年，離開科學技術能增長這么快嗎?要提倡科學，靠科學才有希望”。
共同富裕是決策改革開放的基本動因
怎樣把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狀況聯系起來，怎樣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逐步消除“自然形成”的兩極分化，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過程中我們必須始終面對的一個課題。共同富裕問題是人類歷史上從未解決過的大難題，鄧小平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應該能夠解決好這個問題。對此，我們應該有充分的自信。
實現中國人民的共同富裕，是鄧小平決策改革開放的基本動因。
龍平平梳理道：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鄧小平14次提出要把允許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作為一個大政策定下來，都是在強調這是為了實現共同富裕的一個必要的手段。他認為，在中國這樣一個貧窮落后、地域廣大、千差萬別的大國，共同富裕只能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首先要解決發展問題，然后再解決發展起來出現的問題。
對于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地區差距和貧富差距問題，鄧小平一直放在心上。1988年，他提出改革與發展要有“兩個大局”思想，指出，我們的發展規劃，第一步，讓沿海地區先發展;第二步，沿海地區幫助內地發展，達到共同富裕。
到1992年春，鄧小平和盤托出了他的大思路。他說：“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構想是這樣提出來的：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后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什么時候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在什么基礎上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要研究。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到那個時候，發達地區要繼續發展，并通過多交利稅和技術轉讓等方式大力支持不發達地區。不發達地區又大都是擁有豐富資源的地區，發展潛力是很大的。總之，就全國范圍來說，我們一定能夠逐步順利解決沿海同內地貧富差距的問題。”他進一步歸納說：“社會主義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在上世紀70年代末，鄧小平倡導改革開放的時候，要求全黨弄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經過14年的探索，他說，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共同富裕。改革開放就是為了實現共同富裕。”龍平平說，怎樣實現?鄧小平排出了時間表。
一年之后，鄧小平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又有了新的思考和升華。他說：“12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的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一些年富力強的同志。”他還說：“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發展，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
“可以說，這是鄧小平對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后的囑托。”龍平平說。
鄧小平留下“考題”
鄧小平是全世界公認的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總體上講，中國的發展是按照他的思路與設計前進的，他創造的理論和制定的一些基本政策，無論在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定海神針。鄧小平留下的待解之題，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在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是我們今天正在做的事情。
“準確把握鄧小平理論中的重點問題，實質是怎樣看待今天的中國社會和如何認識、解決現實社會出現的矛盾與問題。”龍平平說，鄧小平理論的重要思想觀點，大概可分三種：一是鄧小平經過長期觀察、思考、論證，已成為全黨共識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理論，是我們的命根子。
第二種是他一直在探討，反復求證、不斷豐富完善的一些理論觀點。比如，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一觀點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提出。鄧小平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反復求證。這樣的問題事關重大，他非常慎重。
第三種是鄧小平已經破了題，但受制于當時的實踐，尚未展開充分論述的一些重大的理論問題。比如，如何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問題。鄧小平提出了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并作了十幾次論述，但畢竟實踐還未走到那一步，因此，對社會主義怎樣搞市場經濟他沒有論述，要靠后人來解決。
“今天，需要結合新的實際，花大氣力，下大功夫對后兩類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在龍平平看來，這些問題，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在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是我們今天正在做的事情。
龍平平認為，鄧小平留下的“考題”至少有四道：
首先，深化對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理論的研究，這是一個中樞問題。
生產力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科學體系中的核心理論。當鄧小平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之后，我們觀察事物立足點在原有的基礎上深化了，第一生產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變著社會生活、社會結構、文化，以至最終要改變過去的一切。鄧小平對這一個觀點的提出非常慎重，晚年仍念念不忘，孜孜以求，反復論證。
隨著高科技的快速發展，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將越來越顯示出深遠的意義，實踐的發展也越來越要求我們對這一論斷有更深層次、更廣泛方位的認識。
如：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涵義究竟是什么?誰代表第一生產力?對今天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如何認識?對我國當前現實的階級、階層狀況及其在社會中的地位如何認識?等等。這些都要求我們隨著實踐的發展不斷作出有說服力的回答。
第二，加強和深化對鄧小平共同富裕理論的研究。
共同富裕問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中最尖端的課題。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的經濟奇跡，同時也把中國由一個平均主義的國家變成了貧富差別越來越大的國家。自然形成的兩極分化給許多生活水平已有了很大改善的普通民眾帶來了心理失衡，并由此對改革開放的前景困惑叢生。
因此，怎樣看待貧富差別?鄧小平是怎樣設計中國的發展道路的，他的設計與今天的現實有多少差距?這些疑問都需要通過研究來解疑釋惑，形成共識，從而振奮精神，更好地推動改革開放向前發展。
社會主義正在過程中，完整形態幾十年后才能浮出水面，怎樣把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狀況聯系起來，怎樣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逐步消除“自然形成”的兩極分化，其中涉及到許多敏感復雜的理論和實際問題。共同富裕問題是人類歷史上從未解決過的大難題，但是，中國人民的共同富裕值得期待。
第三，深入研究鄧小平關于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制度結合起來的理論。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由鄧小平破題的，這是中國共產黨對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大貢獻，是今天和今后中國最大的實際。可以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不能搞成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能不能成功的標志。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全新的提法，怎樣搞，是晚年鄧小平重點思考的一個問題。我們要搞的市場經濟與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有什么區別，能不能把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鄧小平曾做過深入研究與闡述，即只有把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制度結合起來，才能夠真正體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
但是，市場經濟怎樣與社會主義制度結合，怎樣才能做到既搞活經濟，又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優勢，這是鄧小平留下的長期課題。
第四，深化鄧小平小康社會理論的研究。
把建設小康社會作為中國從農業文明向現代文明過渡的一個歷史階段，是鄧小平的一個偉大創造。能讓中國人民過上小康生活，是鄧小平思考中國問題的立足點，也是他最為牽掛的事情。如今，鄧小平的設想已經成為中國的現實。
鄧小平的小康社會理論隨著實踐的發展不斷豐富。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進程中一個獨特、過渡性的階段。這個階段也是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的矛盾凸顯期，如果搞得好，可以更好、更順利地進入向現代化發展的階段;如果搞不好，會使一些社會問題、社會矛盾嚴重化，甚至發生社會動蕩，延緩發展進程。
這個階段的重要性、獨特性提出了一系列由經濟、政治、文化、社會、思想觀念變化帶來的新需求、新矛盾。本文來源：瞭望觀察網
比如，怎樣適應日益增長的巨大的文化需求，小康社會對人的生活、人的發展提出了什么新要求?小康生活需要一種什么樣的科學生活方式，在小康社會人應具備怎樣的素質?等等，這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新問題。
鄧小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一心一意搞經濟建設，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努力實施“三步走”發展戰略，用“一國兩制”的方式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業，這就是鄧小平為我們確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思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實踐和經驗證明，這是唯一正確的科學思路
從什么是社會主義破題，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念、途徑、步驟、方式等一系列基本問題，鄧小平確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思路，正是他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體設計，實質是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東方大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
習近平同志指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篇大文章，鄧小平同志為它確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則，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這篇大文章上都寫下了精彩的篇章。現在我們這一代共產黨人的任務，就是繼續把這篇大文章寫下去。”
梳理鄧小平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則，對中國今天和未來的發展具有指導意義。
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
翻開《鄧小平文選》，不難發現，發展，是鄧小平論述最多的一個問題。“發展是硬道理”是在鄧小平理論中貫穿始終并起到主動軸作用的核心觀點。
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
上世紀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我國的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人民生活貧困。貧窮是當時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但是，社會主義要不要消滅貧窮和怎樣消滅貧窮，受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影響，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人對這個問題還存在著模糊的認識。
1977年，剛剛復出工作不久的鄧小平第一次對這個問題提出了新的看法。1978年9月，他在視察黑龍江、吉林、遼寧等地時發表著名的“北方談話”，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歸根到底要表現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上，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上。”
以此為開端，鄧小平鄭重地要求全黨弄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問題，先后提出并闡發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等一系列新思想。有了這種全新的社會主義觀，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才有了正確的指導思想和理論依據。
既然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那么，一心一意搞建設、謀發展，理所當然成為建設社會主義最基本最核心的首要問題。實際上，鄧小平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也正是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摒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確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路線為標志而發軔的。
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從摒棄“以階級斗爭為綱”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到提出“抓住機遇加快發展”戰略思想，再到實現“又快又好”的“雄心壯志”，這是鄧小平為我們確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思路的一個重要內容。
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是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思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問題時最先提出的一個鮮明的觀點。
1979年初，鄧小平就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因為它代表著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為了幫助廣大黨員干部牢固樹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科學理念，鄧小平堅持把這件事情作為全面撥亂反正期間最根本的任務。他不厭其煩地告誡全黨，“我們黨在現階段的政治路線，概括地說，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個現代化。這件事情，任何時候都不要受干擾，必須堅定不移、一心一意地干下去。”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二大，我們打通了一條一心一意搞建設的新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應運而生。
上世紀80年代中期，鄧小平提出了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的戰略思想，這是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思路中的一個重要理念。上世紀90年代初期，鄧小平創造性地闡發了我國正處在大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科學論斷，對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提出了“又快又好”發展的新要求。為了實現這個“又快又好”的“雄心壯志”，鄧小平每到一處，總是提醒說，“要抓住機會，現在就是好機會。我就擔心喪失機會。不抓呀，看到機會就丟掉了，時間一晃就過去了。”他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能發展的就不要阻擋，有條件的地方要盡可能搞快點，只要是講效益，講質量，搞外向型經濟，就沒有什么可擔心的。”直到1994年90歲高齡時，他還在說：“現在是機會啊，這個機會很難得呀!中國人這種機會有過多次，但是錯過了一些，很可惜!你們要很好抓住。”
同時，鄧小平所強調的“快”，是相對的，有條件的，辯證的。能快則快，有條件快的就千萬不能喪失機遇，這是他強調的重點。而在許多條件落后的地方，他從未向當地的領導提出過快的要求。即使是對有條件發展快的地區，他也總是不忘提醒人們“不是鼓勵不切實際的高速度，還是要扎扎實實，講求效益，穩步協調地發展”。
用改革開放的辦法：解決中國的發展問題
建設社會主義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并不是鄧小平的發明，他的貢獻是領導實現了指導思想的撥亂反正。而真正屬于鄧小平的發明也是他最大的貢獻，是倡導用改革開放的方法去推動中華民族的繁榮發展、推動社會主義的繁榮發展、推動馬克思主義的繁榮發展。
用改革開放的辦法解決中國的發展問題，這是鄧小平確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思路的另一個重要內容。
實行改革開放是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但鄧小平首次使用這個詞匯是在1984年。這年的6月30日，鄧小平在會見第二次中日民間人士會議日方委員會代表團時第一次縱論什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他將中國實行的政策概括為：“總之，我們內部要繼續改革，對外進一步開放。”由此，改革開放這個詞進入我們的社會生活。這說明，他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作為同一件事情看待的。關于改革開放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關系，以及它的意義、地位、作用，是鄧小平看得最重，論述最多的一個問題。
上世紀80年代中期，鄧小平明確指出，“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改革開放是全新的事業、使中國真正活躍起來”。根據鄧小平的這些論述，1987年，黨的十三大正式提出，“改革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對外開放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要條件。”這個論斷是對科學社會主義學說的豐富與發展。
1991年，鄧小平指出，“堅持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招。”1992年，他進一步從理論上闡發了改革開放的意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后，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過去，只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產力，沒有講還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不完全。應該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兩個講全了。”他得出結論：“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
“我們實行改革開放，這是怎樣搞社會主義的問題。”這是鄧小平的原話。把改革開放作為推動社會主義發展的動力，是一件新生事物，成效大、風險大、議論多，怎樣保證改革開放健康有效順利進行，鄧小平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新思想：
他提出，搞改革開放，要充分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膽子要大，步子要穩，“每走一步都要總結經驗”;改革開放要“大膽地試，大膽地闖”、“不爭論”;他指出：對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要害是姓“社”還是姓“資”，“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他特別強調，“改革開放要貫穿于中國整個發展過程。”“改革不僅是這一代的事情，下一代、下下一代也要搞改革”，“只有這樣搞，才能掃除實現現代化的障礙。”等等。
鄧小平的這些重要論述，對于教育全黨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起到了定海神針的作用。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政治保證
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提供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這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中的許多關鍵時刻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沒有這一條，我們有很多關口都過不去。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既是鄧小平確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思路，也是基本原則。
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作為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政治保證，是鄧小平確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思路的題中應有之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說到底還是社會主義的一種形態，因此在它的整個發展過程中，必須始終保持社會主義的性質和方向，任何時候都不能變色，不能易幟，這個思路在鄧小平那里是一以貫之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三個月后，鄧小平就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鄭重提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主張，并將之確定為我們的立國之本，這是頗具匠心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面臨復雜的國際國內大環境和各種意想不到的嚴重困難，始終受到來自“左”和右兩個方面的各種干擾。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排除各種干擾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
有觀點認為，鄧小平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只是針對右的思潮的，這并不全面。所謂“左”和右，指的就是偏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兩種錯誤思潮，本質上都是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否定。這一點是鄧小平在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時說得非常清楚的。他指出：“這兩種思潮都是違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都是妨礙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前進的。”對于左的思潮，鄧小平還特別做了解釋，他說，“毫無疑問，這種思潮也是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只是從‘左’的方面來反對。”正因為如此，鄧小平在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后不久，就確定了“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方針。本文來源：瞭望觀察網
到1992年，他一再提醒全黨：“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這說明鄧小平的這個思路是一貫的。
“三步走”實現百年圖強
對“三步走”發展戰略，鄧小平極其珍視。只有堅持和維護這個發展戰略，才能確保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才能確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會夭折。
分三步實現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戰略目標，完成中華民族百年圖強的歷史使命，是鄧小平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繪制的宏偉藍圖。
到20世紀末把中國建設成為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制定的戰略目標，同時也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開辟社會主義新道路的一個主要動因。
1979年3月，鄧小平首次提出“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要求，指出：“中國式的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特點出發”，號召全黨“深入研究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所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并且做出具有重大指導意義的答案。”這年年底，鄧小平在會見來訪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首先公布了這個答案，提出了小康目標。這一目標的提出對于中國的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和中國人民的新生活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從中國式的現代化的提法中直接沿襲過來的。1982年，在黨的十二大上小康目標成為全黨的共識。
上世紀80年代初，能否實現小康目標是鄧小平最為殫精竭慮的頭等大事。1983年，他到中國最為富裕的蘇州、杭州地區調研，通過一筆一筆地算賬，最終確信小康目標切實可行。在這個過程中，鄧小平萌發了建設小康社會的思想，提出了六條標準，為中國人民繪制了一幅豐衣足食、其樂融融的新生活藍圖。
整個80年代，圍繞實現小康目標、建設小康社會這個中心議題，鄧小平闡發了一系列新思想，領導制定了一系列新政策，初步完成了對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體設計。
1987年，黨的十三大前夕，鄧小平根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活動的新發展和新要求，在小康目標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到21世紀中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的時候中國社會發展的大目標，即著名的“三步走”發展戰略。這就是，第一步到20世紀80年代末解決溫飽;第二步到2000年達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
鄧小平說，這就是我們的戰略目標，這就是我們的雄心壯志。我雖然活不到那個時候，但是有責任提出這個目標。鄧小平確定的“三步走”戰略目標，就是我們建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目標，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中國夢。
“一國兩制”實現祖國和平統一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一個新生事物，體現了鄧小平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天才創造力。它從構想成為現實，開創了曾經被認為是兩種不可調和的政治制度在一個國家內和平共處，共同繁榮發展的先河，也為用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提供了范例。“一國兩制”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特色”。
用“一國兩制”的方針實現祖國和平統一，是鄧小平確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思路中的一個天才構想。
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是我們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面對的一個特殊問題，也是歷史賦予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人的神圣使命。1980年元旦，鄧小平在新年茶話會上公開宣布，實現祖國統一大業是八十年代的三件大事之一。可見在他的思路中，祖國統一問題占有很重的分量。
在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時代主題的條件下，能不能避免采用武力征服的手段完成國家統一，這需要大智慧。創造性地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并用于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大業，這是鄧小平的一個偉大創造。
“一國兩制”方針首先是針對臺灣問題的。1983年，鄧小平會見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時，系統地闡釋了“一國兩制”方針，被海內外廣為傳頌為“鄧六條”。“一國兩制”的提出，為打破幾十年海峽兩岸的政治僵局，結束兩岸的敵對狀態，推動祖國和平統一的進程，開辟了廣闊的前景。
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源于解決臺灣問題，成功地運用于解決香港問題。正是按照鄧小平“一國兩制”的構想，20世紀末，分離了一個半世紀的香港、澳門順利回歸祖國。之后，對峙了幾十年的國共兩黨相逢一笑泯恩仇，兩岸實現了“三通”。祖國統一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改革開放就是為了實現共同富裕
如果說，基本思路是一張可以操作的設計藍圖，那末，基本原則就是對一些重大問題的硬性規定，是把握性質和方向的準則。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與發展，必須始終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這是鄧小平在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程中高度重視反復強調的一個大問題。而共同富裕是鄧小平確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核心內容。
上世紀9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深入發展，共同富裕成為鄧小平特別關注的問題，他提出了許多新穎的思想觀點，進一步深化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識。
實現中國人民的共同富裕，是鄧小平決策改革開放的基本動因。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他14次提出要把允許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作為一個大政策定下來，都是在強調這是為了實現共同富裕的一個必要的手段。他認為，在中國，首先要解決發展問題，然后再解決發展起來出現的問題。
對于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地區差距和貧富差距問題，鄧小平一直放在心上。早在1985年他就尖銳地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們提倡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是為了激勵和帶動其他地區也富裕起來，并且使先富裕起來的地區幫助落后的地區更好地發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也是同樣的道理。對一部分先富裕起來的個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稅。還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來以后，自愿拿出錢來辦教育、修路。當然，決不能搞攤派。”
1988年，他提出改革與發展要有“兩個大局”思想，指出：“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反過來，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大局。那時候，沿海也要服從這個大局。”不久，他更明確地說：“我們的發展規劃，第一步，讓沿海地區先發展;第二步，沿海地區幫助內地發展，達到共同富裕。”
1990年，他在視察國家奧林匹克體育中心館場時說：“作為制度來說，沒有社會主義這個前提，改革開放就會走向資本主義，比如說兩極分化。中國有十一億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億多人富裕，相應地有九億多人擺脫不了貧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億多人就要革命。所以，中國只能搞社會主義，不能搞兩極分化。現在有些地區，允許早一點、快一點發展起來，但是到一定程度，國內也好，地區也好，集體也好，就要調節分配，調節稅要管這個。這么多亞運會建筑，是集中力量在短時間搞出來的，而且搞得這么好，證明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能夠集中力量，什么困難的事都能搞成。”
到1992年春，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和盤托出了他的大思路。他說：“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構想是這樣提出來的：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后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到那個時候，發達地區要繼續發展，并通過多交利稅和技術轉讓等方式大力支持不發達地區。不發達地區又大都是擁有豐富資源的地區，發展潛力是很大的。總之，就全國范圍來說，我們一定能夠逐步順利解決沿海同內地貧富差距的問題。”他進一步歸納說：“社會主義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上世紀70年代末，鄧小平倡導改革開放的時候，要求全黨弄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經過14年的探索，他說，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共同富裕。改革開放就是為了實現共同富裕。
一年之后，鄧小平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又有了新的思考和升華。他說：“12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的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一些年富力強的同志。”他還說：“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發展，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這可以說是鄧小平同志對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后的囑托。
怎樣把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狀況聯系起來，怎樣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逐步消除“自然形成”的兩極分化，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過程中我們必須始終面對的一個課題。共同富裕問題是人類歷史上從未解決過的大難題，鄧小平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應該能夠解決好這個問題。對此，我們應該有充分的自信。
鄧小平在世界坐標中定位中國
進入新時期以后，圍繞著如何認識中國與世界關系這一重大問題，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鄧小平進行了深入思考并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內涵深刻、關照深遠的戰略判斷，從而準確把握了中國的前進方向和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歷史進程
進入新時期以后，圍繞著如何認識中國與世界關系這一重大問題，鄧小平審時度勢，擘劃全局，不僅準確把握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時代潮流和世界大勢，還由此形成了一系列深刻影響當代中國國家戰略的重大戰略判斷：
一方面，通過對20世紀七八十年代國際政治、世界經濟和新科技革命的深刻洞察，鄧小平科學回答了“如何認識世界”這個重大問題，并在此基礎上得出了中華民族遇到了“一個難得的發展機遇”的重要結論。
另一方面，依據“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的國內外形勢，在對中國基本國情作出深刻分析的基礎上，鄧小平準確回答了“如何認識中國”這個重大問題，并由此得出了“中國只要這樣搞下去，旗幟不倒，就會有很大影響”的重大判斷。
正是緊緊圍繞著上述戰略判斷，鄧小平才因時順勢地對中國的內外政策特別是攸關全局的一系列大政方針作出了相應調整，從而準確把握了中國的前進方向和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歷史進程。
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體學習時曾給予高度評價。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開放是怎么搞起來的?很關鍵的一條是我們黨正確判斷世界大勢。由于對世界大勢作出了正確判斷，我們黨確立了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的認識，才有了黨和國家工作中心的轉移，才有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的開啟。
“如何認識世界”
20世紀七八十年代，是世界經濟、國際政治和新科技革命發生深刻變化的一個重要時期。這些深刻變化，對于改革開放剛剛起步的中國而言，無疑會產生深刻影響。憑借著豐富的政治經驗和敏銳的洞察力，鄧小平牢牢把握住這種“深刻變化”和“深刻影響”背后所蘊含的時代潮流和世界大勢，科學回答了“如何認識世界”這個重大問題。本文來源：瞭望觀察網
對“戰爭與和平”形勢的新判斷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國際政治多極化的趨勢進一步增強。這主要表現在：第一，美蘇在繼續爭霸的同時，控制和影響國際事務的能力卻大為削弱。一方面，隨著在經貿、科技等領域的摩擦和競爭日益加劇，西方陣營內部分歧不斷增長;另一方面，東歐國家經濟對蘇聯的離心傾向明顯加劇。第二，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維護民族獨立和發展民族經濟的斗爭持續發展，并日益成為國際政治中一支不容忽視的重要力量。第三，改革開放極大地激活了中國的活力，中國日益成為國際舞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這些特點貫穿于20世紀80年代，并以80年代中期美蘇關系走向緩和而更趨明朗。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著眼于對這一發展趨勢的深刻洞察和準確把握，鄧小平抽絲剝繭地對“戰爭與和平”這個國際政治中的重大問題進行了科學分析：
第一，在冷戰背景下，美蘇兩極獨大，要發動或者有能力發動戰爭的，只能是美蘇，別的國家沒有資格。
第二，美蘇在軍事上特別是核武器上搞恐怖平衡，且各自都存在著難以克服的戰略短板，兩國的全球戰略布局也都遭受了挫折，因此美蘇在短期內不存在爆發世界大戰的可能。
第三，更為重要的是，隨著國際政治多極化趨勢的進一步增強，除美蘇之外的其他國際力量，包括西歐、東歐、日本、中國以及廣大的第三世界都是反對戰爭的，這既使“和平的力量和制約戰爭的力量有可喜的發展”，也使美蘇“不敢輕易地發動戰爭”。
據此，至晚到1985年，鄧小平就對“戰爭與和平”的問題得出了一個新的明確判斷。即：“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新結論
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經濟全球化的進程開始加快。同時，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和發達國家的再發展問題，以及由此衍生的“南北問題”，也越來越成為制約世界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障礙和“國際舞臺上的一個重要課題”。
在這一時代背景下，鄧小平逐漸認識到：“南北問題”、“發展問題”，已成為了一個全球性、長期性的重大問題;要解決這個重大問題，各國不僅需要加強相互之間的交流與合作，還需要建立一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正是立足于這一出發點，他逐步形成了這樣幾點認識：
第一，南北問題不僅是落后國家的發展問題，實際上也是整個人類的發展問題。如果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發展中國家永遠處于落后狀態，發達國家的進一步發展也會受到限制。不解決南北問題，人類的發展將遇到困難。
第二，解決南北問題是今后國際問題中的一個重要方面，要通過加強南北對話和推進南南對話的方式，作為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
第三，解決南北問題的一條途徑是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可以作為這一新秩序的準則。
正是在上述環環相扣的認識基礎上，鄧小平逐步對時代主題得出了新的結論。他說：“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不久，這一重大判斷即為黨的十三大所采納，不僅成為了全黨的共識，也在世界范圍內得到了廣泛認同。
高度重視經濟和科技的基礎性作用
二戰以后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科學技術日益成為是社會生產力中最活躍的決定性因素，以科技和經濟為主要內容的綜合國力的較量也日益凸顯。對于人類發展史上出現的這一方向性、潮流性的重大問題，鄧小平高度重視，并且異常敏銳。圍繞這一問題，他大體上形成了這樣幾點認識：
第一，現代科學技術正在經歷著一場偉大的革命。近30年來，幾乎各門科學技術領域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出現了“新的飛躍”。
第二，科技成果是人類共同的財富，要把世界上最先進的科研成果作為我們的起點。要以世界先進水平為起點，學習一切先進的科學技術。
第三，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沒有現代科學技術，就不可能建設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沒有科學技術的高速度發展，也就不可能有國民經濟的高速度發展。
第四，下一個世紀是高科技發展的世紀，中國不能安于落后，必須參與這個領域的發展，必須占有一席之地。他說：“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志。”
把握住中華民族“難得的發展機遇”
一些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亞洲四小龍”的快速崛起，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事務中一個突出亮點。特別是“四小龍”中一些國家和地區所具有的華人背景，使其“榜樣的力量”更具針對性和緊迫感。鄧小平意識到，國際政治多極化勢頭的進一步增強、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以及新科技革命的風起云涌，都使得中華民族面前出現了一個大發展的歷史機遇。圍繞這一認識，他大體上形成了兩個鮮明觀點：
第一，中華民族要清醒認識自己所處的歷史方位，要把握住這一難得的歷史機遇。他說：“現在中國遇到一個難得的發展機遇，不要喪失這個機遇。許多人不懂得這是中華民族的機遇，是炎黃子孫幾百年難得遇到的機遇。”
第二，機會要抓住，決策要及時;要用宏觀戰略的眼光分析問題，拿出具體措施。他提出，中國周邊一些國家發展很快，有可能走到我們前面，我們不抓住機會使經濟上一個臺階，別人會跳得比我們快得多，我們就落在后面了，我們面臨著這么一個“友好的壓力”。并強調，“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務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觀戰略的眼光分析問題，拿出具體措施。機會要抓住，決策要及時。”
“如何認識中國”
在思索時代潮流和世界大勢的同時，如何準確認識中國所處的歷史方位和在國際政治中所居的戰略地位，也是一個十分重大的問題。這一問題，不僅關乎到能否正確制定出符合實際的各項政策，還關乎到能否科學規劃符合國家利益的長遠戰略。通過對“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實力比較，以及對中國基本國情和發展方向的深刻把握，鄧小平準確回答了這個重大問題。
正視中國與世界的差距
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的歷史背景中，剛剛走出“文化大革命”的中國究竟處在何種位置?與各大國相比，實力究竟如何?優勢是什么?劣勢又是什么?第三次復出伊始，鄧小平即對這些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和系統回答。
他的結論十分直白。他認為，中國“耽誤了一代人的時間，影響了二十年”，中國同世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拉大了;按生產和科學水平來說，中國只能算是一個“小國”和“弱國”。他直言：“人口多、國家大，有自己的困難，所以我們要更加努力”;要“縮短這種差距”，“要努力趕”;“要樹立雄心壯志，下定決心為趕上世界先進水平而努力”。
因此，他高度重視中國的對外戰略，并且在進入新時期以后有針對性地大力推動了以下兩方面工作：
一是，為了確保國內現代化建設這個“中心任務”和“千秋大業”，他明確提出要把爭取一個較長時期的國際和平環境作為新時期我國外交工作的目標和任務。他強調：“中國對外政策的目標是爭取世界和平。在爭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現代化建設，發展自己的國家，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思想，不僅闡明了新時期中國對外政策的目標，指明了外交政策調整的方向，也使我們黨對國際形勢的認識和外交工作的實踐，更加符合實際和富有成果。
二是，他明確提出“現在是我們向世界先進國家學習的時候了”，中國要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他認為，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因此，“要善于學習，大量取得國際上的幫助。要引進國際上的先進技術、先進裝備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為此，他一再強調說：“任何一個國家要發展，孤立起來，閉關自守是不可能的”。“我們制定的政策，包括經濟開放政策，是堅定不移的。”
中國的“塊頭大”，是國際政治中的“一極”
鄧小平毫不諱言中國在經濟、科技方面是一個“小國”、“弱國”。但是，基于對中國的廣闊幅員、眾多人口、獨特文明以及有效的行政管理系統和黨的堅強領導等基本國情的深刻了解，他自始至終都對中國所具備的戰略實力和巨大發展潛力深信不疑。在他看來，中國“塊頭大，所以有點用處”，“決定了我們在國際政治里的分量”。他反復強調中國要“清醒地認識自己”，“對這個分量不要小視”。
20世紀80年代初期，針對國際上一些人認為中國很弱、很窮，所以“無足輕重”等荒謬觀點，他堅定地回擊說：“這個問題不是一個小問題，而是一個對世界力量對比的判斷問題。我們歷來不回避窮和弱，可是我們有‘塊頭大’這個好處，還有就是不信邪，需要中國自己做的事情，中國是敢于面對現實的。對中國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發生錯誤判斷的人，起碼不會有一個正確的國際戰略。”他還指出：“就中國來說，我們不會高估自己的價值，也不低估自己的價值。所謂不高估，因為中國窮，力量有限;所謂不低估，可以肯定地說，中國在國際上所處的戰略地位不是無足輕重的。”
20世紀80年代中期，針對外界關于中美蘇成為“大三角”的說法，他又作了同樣解釋。他說：“中國這么窮，但已成為國際政治舞臺的三角之一，其原因就是我們塊頭大。中國堅信自己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力量，誰要挑起戰爭，中國站到哪一方面，對方都吃不消。”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對蘇東劇變和國內政治風波，針對國內外一些人的動搖言論，他再次強調并明確提出中國是多極世界中的“一極”。他說，“所謂多極，中國算一極。中國不要貶低自己，怎么樣也算一極。”
正是因為上述判斷，鄧小平才依據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中美蘇“大三角”和國際形勢出現的深刻變化，大膽、果敢地對新時期我國的外交戰略和對外政策進行了重大調整，強調要更加鮮明地堅持獨立自主，要實現“真正的不結盟”，從而豐富和發展了我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國對外政策的這一重大調整，不僅有利于改革開放的推進和中國和平形象、國際威信的樹立，還使“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容更加成熟和全面。
中國也要對人類的進步事業：做出更大貢獻
在鄧小平看來，為了確保國內現代化建設這個“中心任務”和“千秋大業”，一方面，中國誠心誠意地希望不發生戰爭，希望能夠爭取到長時間的和平，以集中精力搞好國內建設。他說：“我們對外政策的最主要目標是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這是世界的大局，也是中國所處地位決定的。中國需要和平，沒有和平的國際環境，就不能安心建設，改善人民的生活。”為此，他明確表示，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是中國對外政策的目標。
另一方面，他始終認為，中國是維護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國發展起來了，將會進一步增強維護世界和平的力量，從而爭取到更長時間的世界和平。他說：“我可以明確地肯定地講一個觀點，中國現在是維護世界和平和穩定的力量，不是破壞力量。中國發展得越強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
在強調中國是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的同時，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鄧小平還一再提出，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中國要對人類的進步事業做出更多的貢獻。他認為，“中國人不蠢”，在歷史上對世界科學技術的發展做出過重要貢獻。近代以來，中國的貢獻太少。也許再過十年或十五年，中國能做出比較重要的貢獻。因為中國的發展，不但符合中國人民自己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他說：“我是從兩方面來講的：一是我們擺脫了貧困，表明占人類四分之一人口的國家做到了這件事，就可以給人類做更多貢獻。這種貢獻，包含對不發達的國家提供如何發展自己國家的經驗，也可以對他們的發展提供比較多的幫助。二是中國每發展一步，就使國際的和平力量增加一分。”
“中國只要這樣搞下去，旗幟不倒，就會有很大影響”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觀察鄧小平如何回答“中國與世界”關系這個重大問題的一個關鍵的歷史節點。一方面，蘇東劇變，國際力量對比嚴重失衡，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了低潮;另一方面，西方國家抓住這一機會，不僅大肆宣揚“自由民主制度”實現了“歷史的終結”，還利用中國國內出現的暫時困難，打著所謂“制裁”的旗號，千方百計地干涉中國內政，妄圖顛覆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此時，社會主義中國將何去何從，成為一個舉世關注的問題。
在這一歷史關頭，鄧小平充分展示出了一名優秀戰略家的果敢擔當和遠見卓識：
一方面，他旗幟鮮明地提出，中國要認真地真正地把改革開放搞下去，要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他直言：“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并強調：“只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相信你，擁護你。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老百姓不答應，誰就會被打倒。”
另一方面，他又信心十足地指出，只要中國自己不亂，旗幟不倒，就會有很大影響。他說：“我看總的局勢是這樣，唯一的辦法是我們自己不亂。我們的基礎好，是幾十年打出來的，這個威勢一直要傳到后代，保持下去，這是本錢。”并強調：“中國只要這樣搞下去，旗幟不倒，就會有很大影響。”“這樣保持五十年，六十年，社會主義中國將是不可戰勝的。”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瞭望新聞周刊 2014年0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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