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組織是奪取革命、從事建設制勝法寶中的關鍵一環。黃仁宇曾這樣評述基層組織：“過去的中國近百年史，過于注重上層結構，很少涉及低層。……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改革了中國的農村，創造出一個新的低層結構，使農業上的剩余能轉用到工商業。”
縱觀農村基層組織，包產到戶以后的結構與黃仁宇感嘆的那個時期是大不同了。特別是城鎮化加快推進的新時期，大量農村勞動力進城打工，并獲得了較高的收益。這形成了大家爭相外出務工的趨向，即使留在村里的青壯年，也會在農閑時節設法外出。有個別地方還出現了無人愿意當村干部的尷尬情況，村級組織治理村莊的能力可想而知。
目前，全國各地農村因經濟發展程度不同，村民自治制度的落實效果也大相徑庭。在江南沿海、東部發達地區，由于村干部有從村集體經濟獲利的空間，競選通常是眾人趨之若鶩，村民自治基本是“富人治村”。而西部欠發達地區，隨著農業稅的取消，村干部的權力被規范和取消，村民自治制度基本變成了現狀“維持會”。對于目前的西部農村而言，村干部的報酬偏低問題已非常明顯。村干部是“當官的農民，種地的干部”，很多村干部感嘆這樣的“官位”猶如雞肋，棄之可惜食之無味。
為了解決村干部待遇低，影響服務農村水平的問題，甘肅省秦安縣在全縣范圍內推廣了村黨組織書記專職化試點工作。也就是讓村支書由“兼職”干部變成了“專職”干部。
筆者在秦安縣安伏鎮楊寺村采訪了試點情況。筆者長期在農村采訪，有一個切身感受：當前基層村組干部對組織農民都感到缺乏有效的手段、非常乏力。更談不上引導、教育、管理農民。最簡單的比如村務會議，村干部喊叫半天，大家各自忙活各自的事務，很難聚集到一起。筆者想感受一下這個試點村村干部的組織能力，臨時動議村支書楊五軍召開一次村民大會。這個想法得到了隨行的縣委組織部門干部的認可。楊五軍本人也滿口答應，沒有一絲推脫（在有的村落，村干部總會表達臨時叫村民開會很有難度的顧慮）。
楊五軍沒有回到辦公室開高音喇叭喊人，而是和村委會主任分頭行動，消失在了巷道深處。
一刻鐘后，村民陸續來到了村委會。筆者跟隨他們來到會議室，十幾人已經坐定，還有一些人正在陸續趕來。
不到半小時，會議室里坐滿了人。同行的安伏鎮黨委副書記乘機讓群眾評議一下村支書楊五軍的工作成效。
楊五軍是2015年秦安縣開展村黨組織書記專職化改革試點新上任的村支書。上任之初，他根據鎮黨委的要求，向村民做出承諾：2015年辦十一件實事。楊五軍承諾的十一件實事包括村容整頓、道路硬化等，基本都是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內容。
對村里2015年基礎設施的改善，村民陳貴林說：“綠化，各方面都好著呢，環境方面，垃圾都清理得好著呢。”其他村民也是感同身受。
楊寺村村民參與村莊政治活動的熱情，村黨支部書記楊五軍動員群眾的能力，充分體現了這個村子的組織化程度。長期以來，由于農村村兩委班子待遇低，從根本上影響了村干部服務群眾的熱情。
楊五軍坦言：沒有擔任村黨支部書記之前，自己是其他職務的村干部。每年又要照料自己的莊稼，還要顧及村里的公務，每天有好多事情。一家人要養活，2014年一年只領了不到一萬元，之前更少，積極性實在不高。村委會有時候沒人，大家代辦的事情就代辦不好。
秦安縣推行村黨組織書記專職化試點改革從提高待遇、強化管理兩個方面入手，涉及全縣85個村。待遇方面：實行報酬優薪制，由“基礎工資+星級工資+績效工資”構成。基礎工資每人每季度2000元，星級工資劃檔分類確定，績效工資根據年度考核核定。列入試點的村黨組織書記年平均工資2.2萬元，最高工資可達2.4萬元。管理方面：實行工作坐班制，專職化村黨組織書記參照鄉鎮機關干部管理，由鄉鎮黨委負責監督考勤，組織部門定期抽查，年底進行專項述職考核。
對村黨組織書記的任期，實行工作承諾制和退出制，村黨組織書記對年內要完成的工作任務年初向群眾公開承諾，沒有完成承諾，或是完成任務群眾不滿意的，所在村將退出專職化試點村，形成承諾倒逼機制。
楊五軍進入專職化改革試點機制，工資待遇比改革前翻了倍。每周在村委會坐班。村民楊羅勝認為現今的村干部比原來的村干部做得好多了：“隨便給娃娃辦個戶口，開個證明蓋個章子，都到位，沒有拖延。”
工資微薄，是村干部服務熱情不高、懶得惹人管事的根本原因。目前，西部農村勞動力進城做小工，日工資都在100多元，月收入超過村干部的季收入。還有農村享受“低保”的人群對社會和公益事業毫無貢獻，一家人一年也要領數千元現金。而村干部普遍都像楊五軍一樣，既要忙自己的土地，還要為大家的事情操勞，付出的奉獻得不到應有的認可。這種局面下，很多村干部有怨言也是正常不過。
村莊內競爭力強的精英型村民大都進城了，留守村莊的村民參與村莊治理、參與村莊政治的熱情不高，讓村干部和村民之間隔閡逐漸加深。很多村干部怕惹人、怕惹事，工作難以恪盡職守去開展。除了鄉鎮政府布置的工作任務之外，村莊即使有過于出格的人和事發生，村干部也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盡量避免與本村人發生沖突。生怕自己脫離了村莊共同體、脫離了熟人社會的人情體系。這種忍讓退縮只會加劇“惡”勢力的膨脹發展，導致村莊政治治理不斷弱化、村莊社會秩序不斷惡化。
賈平凹曾說：現在農村最關鍵的是沒人了。
從表面看，似乎村里人都走光了。但是，從中國人口總量和城市化率來計算的話，還有大量的人是要待在農村的。所以農村建設只能加強，不能放棄。
近些年，全國都在鼓勵大學生進村做村官，以更好地服務農村。盡管這個隊伍里出現了很多典型的人和事。但實事求是講，大學生不論城鄉生源，都希望生活在城市里。在農民都在積極進城的趨勢下，讓好不容易上了大學的人一直待在農村做奉獻也不合乎情理。
從實踐來看，村民自治，本村人管理本村事，是最好不過的村莊治理模式。他們生在村莊，長在村莊，盡管有相互分化，但很多層面依然是村莊共同體內成員。
秦安縣這種適度提高村干部報酬，配套設立監督考評機制、進入退出機制的改革試點，是對新時期西部地區村民自治制度的極大完善，應該得到各界的肯定。這種探索如能得到認可，應大力推廣，并擴展覆蓋到村民自治委員會主任和村文書。
當前，國家已在很多領域建立了補貼機制，為默默支撐組織末梢的村干部們加一點“油水”，很有必要。再則，從全面加強黨的建設的角度而言，基層治理至關重要，讓村干部們充滿信心地活躍在田間地頭，便是最好的強本固基。
（作者簡介：閻海軍，青年學者,《崖邊報告:鄉土中國的裂變記錄》作者）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澎湃新聞網 2016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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