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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雪陽:書記的困惑與宅基地的困局

[ 作者:程雪陽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6-06-14 錄入:王惠敏 ]

數天前,曾跟一位關系非常好的長輩嘮家常。這位長輩在某省一個事業單位任職黨委書記。他知道我近幾年一直關注中國的土地問題,所以咨詢了一個他遇到的土地問題。

據書記講,他生在農村,家中還有一個弟弟,但跟他一樣,也已離開了老家到城市工作,并定居了下來。雙親在世時,他們兄弟還經常回家看看。前幾年,父母相繼去世,他們就很少再回農村老家了,家里只剩下幾畝承包地和一座蓋在宅基地上的宅子。

在收農業稅的時代,他們家的承包地就已經交給鄰居種了,每年給鄰居一些補貼。后來農業稅取消了,政府每年還發一些種糧補貼,所以鄰居就象征性地給他們家一些租金,繼續種著他們家的地。按照他們兄弟的想法,家里的承包地就繼續交給鄰居耕種,宅基地上的房產是雙親留下的財產,祖業不能輕易賣出,就不處理了,以后年紀大了不想在城里住了,回鄉下也有一個養老的地方。

我覺得書記這個計劃挺棒的,正準備夸獎他們的財產處理方案。結果他補充說,前一段時間他們接到了村里的通知稱,鑒于他們家已經沒有本村戶籍的家庭成員,所以要將他們家的宅基地收回集體。書記說,這個事情令他十分困惑。他問到,如果宅基地收回了,那上面的房子怎么辦?宅基地上的房子是他們兄弟幫助雙親翻新擴建的,也花了許多錢的。他說,更困惑的是,他和他的兄弟以前都是集體成員,還參加過記工分式的農業勞動。為何僅僅因為戶籍變更了,失去了集體成員的身份,他們就要失去祖輩留下的宅子?這不是變相的財產沒收嗎?

那天的我其實挺尷尬的,依照現行的土地管理法,宅基地屬于農民集體所有,集體成員擁有使用權。按照這個邏輯下來,如果不具有集體成員的身份,確實不應當再享有集體所分配的宅基地。可問題是什么是集體呢?誰又是集體成員呢?戶籍和居住地的變化為何會影響到集體成員身份的取得和喪失呢?更進一步,為何集體成員身份的喪失就會導致該成員(從祖輩繼承的和自己所創造)的財產喪失?現行的法律規定無法有效地回答這個問題,我也無法給書記提供一個滿意的答案。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集體與戶籍、宅基地以及其他土地權利之間是什么關系呢?對于這些問題。在1958年人民公社興起之前是明確的,現在卻幾乎成了謎一樣的問題。

1950年代中后期,中國人向蘇聯“老大哥”一邊倒,開展了以“合作化和集體化”為目標的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在“初級社”階段,土地所有權是歸個體農民所有的,只是使用權歸集體所有;在“高級社”階段,土地所有權歸集體“共有”了,但這種“共有”在法律上是清晰的,按照1956年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的規定,集體所有是一種以“按份共有”為基礎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即,單個農民將其受法律保護的土地所有權入股加入集體,然后依據其所享有的股權與其他集體成員共享集體土地所有權。在符合章程規定的條件下,集體成員不但可以在退社,而且可以在退社的時候依照其在集體土地中享有的份額請求分割“入社的土地或者同等數量和質量的土地”。

然而,自從1958年人民公社體制建立以后,土地制度在兩個方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其一,“集體所有”開始變得模糊,變成了“抽象的公有”。雖然從理論上來說,土地依然是農民集體(公社、生產大隊或者生產隊)所有,但農民集體卻實現了“政社合一”,社員不但失去了退社的自由,而且其入社時帶給集體的土地也不再被視為是一種財產,股份分紅被取消,所有的人都只能靠勞動所得(“掙工分”)獲得生活來源了。

其二,人民公社被認為“是在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基礎上發展走來的新的社會組織”。在這種“一曰大,二曰公”的新型社會組織中,不但生產資料要被“公有化”,而且包括宅基地等生活資料也要被“公有化”。比如經毛澤東同志親自修改并作為全國人民公社樣板的《喳蚜山衛星人民公社簡章(草案)》第5條就規定“根據共產主義大協作的精神,應將包括土地在內的一切公有財產交給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補。在己經基本上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化的基礎上,社員轉入公社,應該交出自留地,并且將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產資料轉為全社公有,但可以留下小量的家畜,家畜仍歸個人所有。”為何要將“私有的房基”轉為全社公有呢?時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同志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為“和平和社會主義簡題”雜志而作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一文中講地很清楚,人民公社與高級社最大的區別就是,前者“在組織生產的同時又組織生活,實行國家在農村的基層政權機構和公社的管理機構的合一。”既然要人民公社不僅要組織生產,還要組織生活,那么宅基地自然要歸公,然后統一分配了。

這種集體所有制在法律上是一種什么樣的產權關系呢?當時的人們忙著“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似乎并不愿意思考這個問題。既然“集體所有”只是奔向共產主義途中的一個“臨時歇腳地”,“理想國”實現后,這種被稱為是“共產主義的橋梁”的土地產權制度就會自然消失。那么,把時間和精力浪費到這種即將消亡的事物上有何意義呢。1958年全國大搞小高爐、土法煉鋼鐵、群眾運動(簡稱“小土群”)時,有人甚至提出“快進入共產主義了,吃飯都不要錢了,國家征地建設還要什么補償費?”

不幸的是,隨后的歷史證明,中國人對于未來的設想實在過于樂觀。經過了20多年殘酷的社會實驗之后,人民公社體制許諾給人們的美好生活非但沒有實現,反而帶來了持久的貧困、饑餓和災難,所以,1980年代以后“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不得不進行改革。

依照1983年的改革要求,農村“政社必須相應分開”。“在政社尚未分設以前,社隊要認真地擔負起應負的行政職能,保證政權工作的正常進行。在政社分設后,基層政權組織,依照憲法建立。”然而,在現實中,“政社分離”這項改革僅僅停留在“公社-鄉鎮”一級,為了經營好土地和集體經濟,人民公社原來的基本核算單位即生產隊或大隊的保留被認為是必要的,只是“其名稱、規模和管理機構的設置由群眾民主決定”,“可以叫農業合作社、經濟聯合社或群眾選定的其他名稱;可以以村(大隊或聯隊)為范圍設置,也可以以生產隊為單位設置;可以同村民委員會分立,也可以一套班子兩塊牌子。”

之所以會出臺這種漸進性的過渡措施,決策者自然是有難處的,因為中國地域差異極大,大多數改革無法一蹴地完成。然而,這種改革的漸進性也是有弊端的,允許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由村民委員會經營和管理,“村合作經濟組織與村民委員會兩塊牌子,一班人馬,交叉任職”,就意味著“政社分離”的改革進程被打斷,從此成了“改革爛尾樓”。

在這座“爛尾樓”中,“農民集體”成了一個“鐵打的營盤”,成了一個不容分割的整體,其只能以全體名義行使,不能被細化為任何個體,也絕對排除集體中任何成員對于集體財產的分割權。即便是一個集體的成員從1萬人變成10個人,那這個集體的土地也只能歸這10個人“抽象公有”,不能解散,也不準私分。請注意,這個體制就是在1958年人民公社興起以后建立的。比如上文提到的《喳蚜山衛星人民公社簡章(草案)》第34兩條就規定“年滿十六周歲的公民都可以入社做正式社員”,但“因為遷入和長大到十六周歲而入社的社員不要補交股份基金;遷出和死亡的,也不能抽走股份基金。”

在這座“爛尾樓”中,私法上的土地、房屋等財產的取得與喪失,與公法上的公民的身份和戶籍關聯了起來。公民只有基于戶籍取得農村政治成員身份以后,才能獲得土地等財產權。如果其(主動或被動)喪失了這種戶籍,則只能“凈身出門”,不能帶走自己的土地份額或者轉讓相應的權利。就如同一個人改變了國籍一樣,此后其與這個集體以及集體的財產再無瓜葛了。

在這座“爛尾樓”中,產權人的名單永遠處在變化之中。董二去世了,他的土地不能由子孫繼承,要收歸集體;張三家的兒子結婚了,需要劃一處宅基地;李四家已經有兩個女兒了,但苦于沒有兒子,所以分不到新的宅基地,所以跟媳婦合計,趕快生個胖小子,不然就讓張三家占了大便宜;王五和媳婦離婚了,也需要給他或者媳婦再劃一塊宅基地和承包地;趙六發現離婚可以獲得一塊新的宅基地,晚上趕快跟媳婦商量辦理假離婚手續……

在這座“爛尾樓”中,由于鄉村治理權力與集體資產被不恰當地捆綁在一起,因此導致鄉村政治腐敗和“黑社會化”現象蔓延。比如,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理論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就發現,在過去的十多年間,中國的鄉村治理出現了“由紅變黑”(即鄉村精英合法當選村領導之后,利用權力,充當黑社會勢力保護傘,欺行霸市,攫取非法利益);“由黑變紅”,(即農村黑惡勢力通過暴力脅迫、金錢賄賂等非法手段當選為村干部,再利用村干部身份和職務便利對集體資源進行控制,為其犯罪行為提供資金支持),乃至“黑紅勾結”、“以紅護黑”、“黑紅循環”等現象。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在筆者看來,這些現象的出現主要就是因為這種政社不分的“改革爛尾樓”沒有改革完成引發的,因為在這個“爛尾樓”之下,作為政治組織的村委會和村黨支部,不但擁有管理村莊的政治權力,而且還擁有管理和處分集體財產、決定集體成員資格的決定權,于是農村的黨政企大權就可能集中在一個人或者幾個人的身上,讓這些人變成“土皇帝”,貪污、腐敗、集體資產流失以及“權力的黑社會化”幾乎就難以避免。

時下的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法學家對中國的集體土地問題做了許多出色的調查研究,并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改革方案, 這些工作都是非常有益的,但從上文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如果不拆掉“政社合一”這一“改革爛尾樓”,不取消戶籍制度與土地制度之間錯誤的等式關系,那么我們當下和未來所要面對和收獲的,就不會是全民和平共享現代化成果的美好生活,而是數不盡的困惑與困局,以及越來越尖銳和廣泛的土地矛盾和土地沖突。

雖然本文并不致力于提出系統的改革方案,但筆者認為,我們應當記住英國偉大的法學家梅因在19世紀末關于“所有進步社會的運動,到此處為止,都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的斷言。并藉此重啟1980年代以后中斷的“政社分離”改革,讓戶籍、鄉村自治等政治問題回歸政治,讓集體經濟真正成為建立在產權清晰基礎上的“自由人的自由聯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地權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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