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固定觀察點系統是我們觀察調研農村情況的重要“窗口”。當年為何要建立這個體系?這個體系又是如何建起來的?了解背后的一些故事，有助于我們更加全面地認識這個體系。如果現在還有幾個人能把當時籌建農村固定觀察點的事講清楚，余展同志算一個。從上世紀80年代初參與籌建農村固定觀察點始直到退休，余展同志的工作就與其關聯在一起。近日本刊就當年建立農村固定觀察點的事，專訪了余展同志。
1978年之后，多項新的改革措施在農村施行。在這過程中，各種新情況、新問題不斷出現。為了將這些情況及時反映上去，1981年國家農委決定在部分地縣建立信息聯系點(后來統稱“信息點”)。建立信息點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了解中央農村政策下去后，當地如何從本地的實際出發貫徹落實，群眾又有什么反映，落實中還有什么困難，以便及時掌握反映。為此，國家農委請各省、區、市黨委(除西藏外)，選擇了19個地區、57個縣建立信息點。每個點，給予一定的活動經費補助。這些信息點大都設在縣里，有關農村情況直接報送國家農委。當時我在國家農委辦公廳工作，參與了信息點的建立。
1982年，國家農委撤銷后，此項工作由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簡稱中央農研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簡稱國務院農研中心)負責。1983年初，中央農研室決定召開信息點工作會議，會前的3月7日下午，杜潤生同志(時任中央農研室和國務院農研中心主任)主持研究會議的有關問題。出席的除當時中央農研室的杜潤生、謝華、鄭重等同志外，還有河南省的任雷運、山西省的霍泛和時任農業部副部長李友九等同志。大家的主要意見是：多年來我們對農村情況雖然做過許多調查，但大多是專題性的，有必要通過信息點，開展一次全面系統的農村社會經濟調查，以提高對農村現狀的認識，改進農村工作。關于調查對象，盡可能廣泛一點，計劃是或300個縣、或1000個鄉。關于調查內容，應包括經濟、社會等方面，爭取立足當前，并盡可能追溯到剛改革開放時或更早一點的時期。關于調查手段，應盡量爭取現代化，快速反應。杜主任則將其歸納為“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現代化的手段”。關于調查力量，主要是各地農村工作部門的人，包括離退休人員。關于經費方面，每年固定為25萬，而且是長期固定的。最后還決定要正式出一份建議書，號召各地都動起來。
1983年3月8日，中央農研室又召開了一個預備會。會上，謝華同志(時任中央農研室副主任)宣布，“準備開展一次農村社會經濟調查，并且長期堅持下去”。他說，要把中國農村的事情辦好，就要把中國農村的情況搞清楚，要對新情況、新問題、新經驗進行系統周密的調查。最后，他“請各省區市把這件事情研究一下，經過研究，再作部署”。
1983年3月9日，全國農村信息點工作座談會在北京召開。會上，杜主任解釋了為什么要建立信息聯系點，他說這是一個新做法，目的是使信息更直接來自基層。通過行政的渠道反映也可以，但信息要經過加工，如果經過縣、地區、省逐級加工，費時太長，而且可能有失真之處。“我們想直接得到一些信息，這就是建立信息點的本意。”他說調查研究要拉長線，不能只是拉短線。我們設想全國每個省搞10個左右的大隊或自然村，作調查研究的基點。有的可在信息點上，有的可不在信息點上，布點要科學，把各地不同類型和不同面貌的抽樣出來，才有代表性，好為中央領導提供科學的決策依據。
在1983年底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中央農研室就開展農村社會經濟典型調查的問題，征詢與會同志的意見，大家都深感“有此必要”。隨后，中央農研室向各省、區、市發出建議信，請各自選擇10個左右的基層單位進行調查。不過，此事卻因各地領導同志當時無暇顧及，經商量改由廣東、安徽、湖南、河南、河北、山西、黑龍江、內蒙古和北京9個省(區、市)各選1、2個村莊進行試點。中央農研室起草了調查提綱。隨后，各試點地區派出了調查隊開展調查。比如，廣東南海組建了18人的調查隊，調查了60多天;安徽肥西組建了10人的調查隊，調查了20天;河南郾城的調研隊也調查了36天。
1984年7月20日開始，試點地區在山西太原總結匯報試點情況和經驗，持續了10來天。參加匯報的有：廣東南海、湖南望城縣和沅陵縣、安徽肥西縣和金寨縣、黑龍江海倫縣、河南郾城縣、山西原平縣和河北藁城縣等13個點。匯報會得出結論：(一)要由省里出面組織，不能只靠農村工作部門;(二)在集中調查之后，要作長期跟蹤;(三)調查對象：重點在村，基礎是戶;(四)調查要真實，反映實情，不唯書、不唯上，“不能因為我們講假話，害了八億農民”;(五)調查隊伍要深入，不怕吃苦。我記得匯報說到，廣東一調查員，為摸清運輸專業戶的情況，跟車十幾天，還幫助車主裝卸車，弄清楚了實際的收支情況。(六)調查隊員不在多，在于精。
同年8月下旬，中央農研室召開了各省有關負責同志參加的座談會，研究開展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的問題，強調：(一)調查研究是農村工作的基本功、必修課;(二)這次進行的是農村社會經濟情況的基礎調查，并非專題調查。各省的同志結合各自情況，進行了討論。8月24日，中央農研室向中央書記處提出了《建議開展農村社會經濟典型調查的報告》。不久，獲中央批準。
1984年9月4日，中央農研室召開各省農研室主任會議。杜主任在講到為起草1985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作調查研究時指出，“同時，要開展農村社會經濟典型調查，至少選擇300個村，把這些村的情況徹底搞清楚。這些調查小組，也是農村問題研究小組，把調查與研究結合起來。”
根據向中央提出的建議報告精神，中央農研室在1984年9月10日發出了《關于開展農村社會經濟典型調查的幾個有關問題》的文件。對調查目的、重點、隊伍，以及調查點的選擇、調查戶的選擇，對調查人員的要求、調查方法、時間、步驟等都做了規定，并且要求在調查結束后向中央寫出有情況、有分析、有見解的調查報告。
1984年10月6日，中辦發出[1984]37號文件，正式批轉《建議開展農村社會經濟典型調查的報告的通知》，指出：“今冬明春，在全國選擇一批村莊，進行一次全面的農村社會經濟典型調查，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并在原建議講到此舉的意義時，加上了“同時還能為即將全面鋪開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鑒”的話，進一步提升了此項調查的意義。
根據文件要求，從1984年冬至1985年春，除西藏外的28個省區市黨委，組織了8680多人的調查隊伍，分別對272個村、37422個農戶和93個鄉、71個縣(含牧區10個村、755戶和4個牧業鄉、4個牧業縣)，進行了一次自“文革”以來未曾有過的大規模的農村社會經濟調查。
1985年3月26日至4月1日，在北京召開會議，交流調查情況和問題。各省都以省委名義向中央寫了報告，其中，云南省委和另一個省委的報告，還作為中央發文轉發各地。4月8日，中央農研室發出通知，就調查工作提出幾點意見，明確指出：在這次調查基礎上，將建立一批固定調查點，持續地進行調查研究。杜主任這樣解釋，“除中央現有的幾條獲取信息的渠道之外，我們準備開辟一條更重要的有戰略性的、受當時輿論或其他影響較小的渠道，這就是持續連貫的農村社會經濟調查點，繼續觀察農村社會經濟變化情況，使我們把中國農村社會問題吃透。”
1985年12月，中央農研室、國務院農研中心農村調查領導小組向中央、國務院提交了《全國農村社會經濟典型調查綜合報告》。對此，解放軍總政治部傅鐘上將，專門給胡耀邦同志寫信，建議對此次調查材料，采取當年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辦法，請領導同志或其他經濟學家加批按語后匯編成冊。這一建議雖未被采納，但足見此次調查影響之大。
1986年2月14日，中央農研室、國務院農研中心正式發出了《關于建立農村調查長期固定觀察點的意見》，決定將1984年冬至1985年春調查的村莊作為固定觀察點，進行長期連續的綜合觀察。目的在于直接從農村基層了解農村改革和各項建設的新動態，以便從各個方面發展和對比中進行連續性的綜合研究，為制定農村政策提供依據。調查內容，一是搞好數據統計，二是搜集和反映動態情況。
1986年8月25-29日，農村調查領導小組在京召開座談會，著重討論了如何建立固定觀察點和當年的觀察點工作問題。9月10日，發出的座談會紀要明確：固定觀察點是中央農村工作部門和各省區市黨委及有關地(市)、縣委觀察農村動態的“窗口”。它的建立和完善，無疑將有助于提高農村工作的決策水平，是實現決策民主化、科學化的一項重要措施，也是領導方法的一項重大改革。希望對觀察點村莊的調查，能夠跟蹤50年。
至此，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系統正式開始運作。
需要說明的是，以上情況僅是我根據手頭現有資料和記錄理出的，可能會有所出入，有待其他知情同志的指正補充。
最后我想講講多年從事農村固定觀察點工作的一些體會。對現行農村政策在農村基層的貫徹落實情況，不斷進行直接的跟蹤調查，收集、研究、綜合反饋的信息，供決策參考，是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應起的作用。同時，一項新的農村政策措施在出臺之前，選擇若干地區先行試驗，由于這種試驗不同于自然科學可在實驗室里進行，只能靠群眾的社會實踐，就像農村改革試驗區起的作用那樣。在試點的基礎上，經決策部門修正、完善，再普遍推廣實施。如此循環往復，我們的農村政策就將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不斷創新和完善。
余展曾任農業部農研中心副主任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觀三農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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