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
合作經濟是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互聯網的平臺經濟加速了它的轉型升級，還是根植于農業產業特質的一種封閉有限度的經濟發展模式。日本還有我們的臺灣歷經幾十年發育起來的農協或農會正面臨大量社會資本涌入的挑戰。或許這是一種趨勢，一種在更大平臺上合作、聯合，在突破傳統樊籬基礎上跨界、融合的不可逆的潮流。范式源于實踐的總結，模式的存立離不開它所固有的生態系統。拿來的主義，需要適應當下的土壤。我們唯有扎根于土壤，從需求的源頭開啟創新之旅，才會迎來“直掛云帆濟滄海”之時。圍繞“農民問題”的思索今天推出系列之二。
一、農民的組織化
增加農民收入，縮小貧富差距，是維護社會穩定、鞏固執政基礎的關鍵。也是有效改變農村面貌，實現農村社會和諧穩定發展的基礎。農業作為事關國計民生的戰略性產業，在農民收入逐漸多元化的情況下，切實增加農業的產業率，提高農業效益，增加來自于一產的收入占農民總收入的比率，成為重中之重的問題。本世紀初，湖州市按照路面硬化、村莊綠化、墻面白化、道路亮化、環境潔化和河道清淤的要求，全面推進農村村莊環境建設，引發了全省農村環境整治“千萬工程”的實施。與此同時，著眼于增加農民來自于一產的收入，提出了產業組織化即大力推進農業產業化，以及農民組織化即通過建立生產、銷售、農機服務等專業合作社，提高勞動生產率。而隨著糧食市場化改革以及由此觸發的其它改革的不斷深化，農民的組織化程度成為實現千家萬戶的小生產與千變萬化的大市場直接對話的條件，引起了各方的聚焦和高度的重視。
早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同志就論述過農民的社會化即農民組織化問題，毛澤東同志指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農民的經濟是分散的，根據蘇聯的經驗，需要很長的時間和細心的工作，才能做到農業社會化。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農業社會化的步驟，必須和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強大的工業的發展相適應。遺憾的是在后來的發展中，我們搬來了蘇聯的經驗，用行政化的組織體系替代了產業的組織化，用政治組織替代了經濟組織。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的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人民公社制度被取消，鄉鎮重新被確立為農村基層行政單位。而隨著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的取消，農業生產回到了以家庭經營為主的狀態，農村基本的生產經營單位家庭未能成長為市場經濟的主體。農民組織化的問題在新的歷史階段上被重新擺上了重要議事日程。
推進農民組織化建設，我們從農業產業發展的實際出發，采取了兩條腿走路的方式。一方面著眼于生產領域，圍繞農戶在發展生產中缺少信息、技術，一家一戶想干干不了、想做做不好的事情，推進農民專業合作社建設，并逐漸發展出生產型、農機服務型、統治統防型、經營銷售型、勞務服務型等各種類型的專業合作組織。同時著力推進農業科技推廣體制改革，創新農業公共服務體系。促進了傳統農業的分工分業，由專業人做專業事，有效提高了資源利用率、勞動生產率和土地產出率，農民收入中來自于家庭經營的收入不斷提高。另一方面圍繞提高農產品加工增值率、農產品的品牌影響力以及農產品及加工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堅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發揮農產品加工企業龍頭作用，構建龍頭企業＋專業合作社＋農民的組織體系，拉長產業鏈促進全產業鏈建設，讓農民分享產業鏈各環節的增值。但是，由于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的相對滯后、現代契約精神的缺失，以及農戶未能發育成長為市場法律主體，在合作經濟發展中未能建立起相應的緊密型的利益聯結機制、責任追究機制和法律約束機制。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依然任重道遠。
二、農民的現實需求
梳理走訪過的農戶家庭，對于農業產業的發展，農戶們的內心感受和真實想法，讓我們深切地體會到了現實的“骨感”。我們歸納為三種類型，一是躊躇滿志者的煩惱。這部分家庭積十數年生產經營之功，掌握了值得信賴的種養技術，擁有著較為穩定的市場銷售網絡，贏得了消費者不錯的口碑，確立了適度的經營規模，擁有不錯的收入預期和擴大再生產的能力。現實中的他們似乎并不需要拓展新的市場、解決新的技術難題、得到更多來自外部的支持和服務，言語間充滿了自信，頗有一種躊躇滿志的味道。然而，他們也有內心的煩惱，國家對農產品價格的有效調控和勞動力價格的市場化定價的矛盾，導致勞動成本不斷上漲，邊際效益遞減趨勢明顯；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期限的延長和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確權，讓人看到了租賃關系穩定的曙光，可流轉的基礎更多的是熟人社會的彼此間的情誼和相互間的依賴，雙方的權力與義務缺少了法律的權威界定和依法的有效保障。雖然，隨著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的不斷深化，農村產權交易市場體系逐步完善，但從調查看，土地承包經營權入市交易的比率很低，建設起來的農村產權交易市場更多局限于集體資產的交易。經營對象的不穩定，成為這部分主體內心深處的深深的焦慮和排解不了的煩惱。
二是積極進取者的憂慮。對于發育較早的糧油生產大戶來說，他們深刻地體會到了“有規模才有效益”這句話的真理性。在糧油生產比較效益低的大背景下，國家各種糧食生產補貼成為可預期、有保障的收入來源。補貼是一個常量，經營面積是一個變量，變量的擴大意味著效益的提高。因此，這類經營主體，千方百計地擴大著經營面積、提升自己的經營能力。與他們交談，明顯感受到的是一種不斷進取的激情、一種不斷拓展的沖動。他們謀劃著下一年再流轉多少土地，再添置幾臺農機具；他們計算著擴大的土地能夠增加多少收入，農機的服務可以帶來多少利潤的空間。交流的深入，我們也體會到了他們在不斷拓展、進取的背后那種憂慮，隨著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土地價格也水漲船高，不斷上漲的土地流轉價格擠壓著利潤空間，一味擴大生產規模帶來的是土地不能休養生息，地力逐年下降，農業投入品使用據高不下，單位面積的土地產出率低位徘徊。不僅是產品、價格、品質缺乏競爭力，而且生產方式、經營模式也缺乏生存、可持續發展的可能。農機的服務也同樣面臨越來越激烈的市場競爭，單個農戶購買農機的投入能力有限、小型農機的服務對象有限、散戶滿足于單季口糧生產導致的服務需求有限，不投入則沒有出路，投入則導致產能過剩、無形成本的增長。表面的積極進取背后是無奈的選擇。
三是兼業農業從業者的糾結。兼業的農業從業者共同的心理是農業不再是其收入的主要來源，甚至可以說來自于農業的收入只是一種點綴和補充，是為了避免“農民買糧吃”的尷尬。這些年，人們對食品安全的重視，對食材的越來越挑剔，原本的土地不僅承載著實現收益增值的寄托，更成為家庭健康生活的有效保障，甚至成為城市高收入群體爭相租賃的對象，而帶來可觀的收益。現實中明顯表現為土地流轉在經歷了前幾年的高速增長期后，這兩年步入了相對穩定的高位平臺期。從分析看，我們的土地流轉率約等同于我們的城市化水平，如果考慮到城市化水平與非農化水平之間20%以上的差額，那么這些兼業從業人員耕種的土地實現流轉，我們的規模化生產水平可以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如果這些人全部實現市民化，我們的城市化水平同樣可以位列世界先進水平。我們的戶籍制度及相關配套改革，我們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的一系列政策、制度的出臺，正是作著這方面的努力。然而，農村現有權益的保留，宅基地政策的延續，特別是農村這些年美麗鄉村建設的推進，居住環境和居住條件的改善，農村將成為未來人們宜居的首選地，無論是土地價值還是環境價值，都有著巨大的升值空間，是快速進入城市、圓千百年成為城市居民的夢，還是在城鄉之間奔波，守侯著那個未來的更為美好的夢；是享受直接到手的那份真實，還是投資于一個期限不明朗的未來美好，風險與回報、投資與收益編織成了一個難以掙脫的糾結。
作者單位：湖州市農辦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號 知行三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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