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蔡昉在《鄉村振興藍皮書·湖南鄉村振興報告（2022）》發布會暨湖南鄉村
振興2021年“十大”優秀案例發布儀式上的講話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學界同仁，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上午好！
首先祝賀湖南鄉村振興藍皮書的發布，祝賀寫作團隊，也祝賀中國社會科學院社科文獻出版社的同事。
鄉村振興是一個國家戰略，因此首先需要一個頂層設計。黨中央國務院相關文件已經明確確定了鄉村振興的目標，也擘畫了路線圖和時間表。同時，我們也知道，任何一項戰略部署都要求發揮各方面的積極性，特別是基層的首創精神，要求各個參與方各顯神通。這給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出要求，比如如何做到激勵有效，讓每個當事人都能主動地成為鄉村振興的推動力量。在各地積累的經驗中，就包括這種激勵機制的探索，只有認真總結才能把總體的目標轉化為本地目標，并且同解決本地的特殊難點和堵點相結合，找出一條適合自身實踐需要的振興鄉村戰略和途徑。因此，案例研究就十分有意義，既可以非常實用，也屬于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研究方法。
湖南鄉村振興藍皮書在總結湖南鄉村振興新成就、新經驗，分析新問題、新態勢，探索新路徑、新策略的同時，概括了湖南推進鄉村振興亟待破解的六大現實問題，在分析問題的基礎上，藍皮書最后也提出了五條基本對策，我都非常贊成。今天我也借這個機會對其中的兩個問題談一點粗淺看法。在藍皮書提出的六大現實問題中，至少有兩條是經濟問題，也是經濟學問題，因此也就對應著一些規律性的事實，或者說一般規律。此外，這兩個問題與我的研究專業和關注點均相對應，可以結合一般規律看其在中國的特殊表現，就意味著我們把一般規律拿來和國情省情相互比照，更有利于研究的深化，同時找出適宜的對策。
我提到的這兩個經濟問題，在藍皮書中分別概括為：第一，糧豬型農產品結構不優，效率不高，穩產保供的壓力大；第二，丘陵山區居住分散化和空心化，人居環境改善困難多。這兩個問題的概括論述既可以看到本地的特點，同時也體現了一些共性的東西，所以，也是我們整體推進鄉村振興過程中應該關注的問題。我們做理論研究的人，一項任務同時也是一種基本功，就是需要把現實問題、政策部署乃至政策語言，轉化成學術語言和專業概念，研究才符合我們這些人的身份定位，才能發揮我們的比較優勢。其實，這里的兩個問題講的都是規模經濟的問題，一是農業生產的規模經濟，二是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規模經濟。前一項規模經濟歸根到底講的是生產率，包括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后一項規模經濟是指在基本公共服務，或者說公共品的供給中，也涉及人口的居住集中度等相關規律。我把這兩個問題看作是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的重要主題。下面，我簡單談點看法跟大家交流。
我們一直講“讓農業成為有奔頭的產業，讓農民成為有吸引力的職業”，我認為這兩個“讓”很自然提出了第三個“讓”的要求，也就是說要“讓農業有合理收益，成為自立的產業”。要達到前面的兩個“讓”，就不能把農業視為天生的弱勢產業，靠補貼和扶持才能發展。我們當然要有政府扶持，要靠城市和工業對農業的反哺，但是核心或者說最終目標，還是要把農業打造成為一個能夠自立的，有堪比其他產業生產率水平的，從而有合理收益的產業。這里面最重要的是提高勞動生產率。我們過去學習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時候就知道，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這個道理今天仍然是成立的。我們目前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實現農業生產方式現代化，關鍵在于兩條可行的途徑。一是勞動力要繼續轉移。因為中國的人均GDP已經超過12000美元，到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成為中等發達國家的時候，人均GDP大體上要達到23000美元。因此，那些發展水平處于從12000美元到23000美元發展過程的國家，可以成為我們趕超的參照系。
與這些國家的平均水平相比，我們目前的務農勞動力比重仍然高出18個百分點，意味著中國農業勞動力比重太高了。因此我們還要創造更好的條件，包括戶籍制度改革以及推動新型城鎮化，促進勞動力轉移，進而提高勞動生產率。我們土地經營規模仍然過小，總體來說中國是世界上土地經營規模最小的國家之一。一個重要的思路是，我們要從過去的那種把耕地作為保障手段的理念，轉變到把土地看作是現代農業生產方式的載體。從理念上和政策上，這都是一個艱難的轉變過程，要有各種改革和政策措施配套才行，最重要的是土地制度的改革。這仍然是我們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一個難點，非要攻克不可。能夠做到農業勞動力繼續轉移，土地規模逐步擴大，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就可以明顯見效。這是從農業生產的角度談規模經濟。
另一點是從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來看規模經濟。我們要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縮小公共服務的差距、人居環境的差距，歸根結底涉及的是城鄉之間的差距和地區之間的差距，也有一個現代化途中的與參照國家之間的差距。縮小這些差距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公共服務的供給必須有規模經濟，與合理的居民數量有關。在農村勞動力大規模外出的情況下，很多農村家庭的成員就被分隔了，也導致農村人口老齡化。只有進一步推動農民工在城市的落戶，才可以做到以家庭為單位，而不是以家庭成員分隔為代價，同時推進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無論是留在農村還是進到城市，我們需要以傳統的家庭為單位，而不是以空巢家庭為單位，我想這一點從經濟和社會角度看都是非常重要的。
另一方面，推進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改善人居環境，政府要予以保障，必須承擔必要的支出責任。當然，政府承擔公共品支出責任以及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需要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但是，從理念上我們應該認清這一點，即政府是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者和埋單人，這個性質也隨著發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增強。在人均GDP由12000美元到23000美元這個區間，從國際經驗來看，正是政府社會性支出占GDP比重顯著和加速提高，從而達到相對合理水平的關鍵時期。由于這一經濟規律是德國經濟學家瓦格納提出來的，因此我把這個時期即政府支出占GDP比重，或者社會支出占GDP比重提速的時期叫做“瓦格納加速期”。我們應該把這個加速期看作是一個機會窗口，加快滿足農民的基本公共服務需求，有效推進鄉村振興，使農業農村的面貌得到根本改善。
以上是幾點粗淺認識和不成熟觀點，借這個機會跟大家交流，藍皮書是一個系列出版物，今年寫完出版后，明年還要寫，如何保證年年都有知識增量呢？特別是如何做到理論上和政策上持續有增量，或者至少要有新意，這確實是一個難題。一個可行的方法就是，藍皮書可以不斷深化研究主題，不斷拓展內容，把到2035年之前的重大難點和堵點逐一挑出來，用湖南經驗為全國的探索提供一些有價值的建議。
最后，祝賀發布會圓滿成功，謝謝大家！
（作者系《中國鄉村發現》學術委員，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本文根據作者在《湖南鄉村振興藍皮書》發布會暨湖南鄉村振興2021年“十大”優秀案例發布儀式上的講話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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