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冶方經濟科學獎” “中國出版政府獎”獲獎經濟學家蔡昉重磅新作。解析人口負增長時代的政府政策、企業抉擇和個人機會。
書名：人口負增長時代 作者：蔡昉 ISBN：9787521753592 定價：79.00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 出版時間：2023年3月
→立足當下，著眼于未來，解析社會經濟熱點
人口是影響經濟發展的重要變量，人口發展事關經濟社會發展全局
→ 認識人口的變化特征如何影響經濟增長的方向和方位
對經濟增長來說，人口增長既是舵也是錨。揭示人口負增長和老齡化對經濟發展的轉折點意義
→ 解讀社會經濟熱點
消費、投資、出口、退休、生育政策、積極就業、提高社會流動性、提高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拓寬家庭預算曲線、阻斷貧富分化的代際傳遞
→ 反思過往經驗，應對挑戰，把握趨勢
深刻認識人口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讀發展階段變化中的中國經濟，前瞻經濟發展的機遇。掌握中國經濟增長的關鍵問題，把握正在發生的大趨勢
→ 解析人口負增長時代的政府政策、企業抉擇和個人機會
政府：營造必要環境、基礎信號和適當激勵，使經濟發展方向與大趨勢保持一致
企業：把變化的趨勢轉化為投資方向、贏利機會和發展方式
家庭和個人：做好充分的準備，借助這個發展大勢，提高勞動收入、擴大財富積累、增強社會流動和實現個人發展
→ 轉危為機，人口紅利消失的挑戰也是改革紅利應運而生的機遇
積極應對老齡化，特別是從供給側和需求側做出足夠大的努力，中國仍有機會保持經濟的合理增速
內容介紹
人口發展事關長遠，事關經濟社會發展全局。人口問題始終是中國社會輿論的焦點，大眾對人口的認知也因人口發展數據的最新披露而更新。國家統計局于2023年發布的數據顯示，中國人口已于2022年進入負增長軌道。這一變化對中國及世界經濟發展至關重要。中國經濟增長正處于邁入高收入階段的關鍵時期，面臨一系列嚴峻挑戰。
經濟學家蔡昉從中國經濟面臨的緊迫問題和特殊挑戰出發，闡釋長期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問題，特別是從供需兩側的挑戰出發，結合現代化的目標和發展的任務，分析人口負增長時代的發展機遇。首先，著眼于人口負增長和老齡化的深化，揭示這個人口轉變結果作為新國情的性質、對于經濟發展的轉折點意義，以及對未來經濟增長提出的挑戰。其次，在繼續關注經濟增長供給側挑戰的同時，特別突出人口轉變因素帶來的全新挑戰——迄今我們仍然準備不足的需求側沖擊，尤其是居民消費弱化對經濟增長產生的制約。對此，這本書有針對性地討論了三個分配領域的改革紅利。最后，重點論述中國式福利國家建設這一主題，揭示這項制度建設任務的不可回避性和緊迫性。
作者介紹
蔡昉，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學部委員，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
長期致力于中國經濟問題研究，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人口和勞動經濟學、經濟增長、收入分配、減貧等。
著有《讀懂未來中國經濟》《雙循環論綱》《破解中國經濟發展之謎》《中國經濟發展的世界意義》《成長的煩惱：中國邁向現代化進程中的挑戰及應對》等。曾獲孫冶方經濟科學獎、中國出版政府獎、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張培剛發展經濟學優秀成果獎、中國發展百人獎、中華人口獎、中國農村發展研究獎等。
目錄
序言 ·VII
第一部分 中國經濟的新起點和新挑戰
第一章｜從警鐘長鳴到緊迫挑戰 ·003
人口趨勢：普查、預測和現實
失去第一人口大國的頭銜意味著什么
人口問題的錯置、忽略和再發現
經濟增長的舵和錨
第二章｜認識外部發展環境的變化 ·025
全球老齡化：是通貨膨脹，還是長期停滯
如何重塑經濟全球化
引領全球化新格局的戰略博弈
第三章｜發展階段變化中的中國經濟 ·043
跨越中等收入階段
發展階段變化提出的新課題
從三個維度認識宏觀經濟
第四章｜定義發展階段的人口轉折點 ·059
兩個人口轉折點及之后
從“生之者眾”到“生之者寡”
從“食之者眾”到“食之者寡”
人口負增長的國際經驗
第五章｜更嚴峻的供給側增長挑戰 ·083
影響潛在增長率的新因素
預測的啟示：取乎其上，得乎其中
積極就業政策的更高版本
制造業早熟的代價
在結構轉變中創造經濟增量
第六章｜需求側制約的新常態 ·109
需求“三駕馬車”的變化方向
高質量發展與比較優勢轉換
發展階段變化與投資回報率
影響居民消費的經濟社會因素
第七章｜發展模式轉變與認識范式轉換 ·131
防止未富先老變為慢富快老
需求視角：增長理論的范式轉變
從索洛悖論到凱恩斯悖論
破解數字經濟的“雙刃劍效應”
認識地區差距的新致因
政策選擇：是“取其輕”，還是“取其重”
第二部分 三個分配領域的改革紅利
第八章｜消除城鄉二元結構 ·163
抓住消除差距的窗口期
鄉村振興的產業抓手
存在“城市化陷阱”嗎
農業農村的要素供給和配置
真實的需求側改革紅利
第九章｜提高社會流動性 ·189
橄欖型社會結構為什么重要
人口老齡化與社會流動性
拓寬家庭預算曲線：職業與照料
數字經濟時代的勞動力內卷
阻斷貧富分化的代際傳遞
第十章｜再分配與基本公共服務供給 ·213
實現共同富裕的終極手段
以人類發展破解“生育率悖論”
人力資本積累的機會窗口
覆蓋全民全生命周期的社會保障
勞動力市場制度建設
第十一章｜創新向善的民生效應 ·239
如何實現創新與共享的統一
改變企業發展的目標函數
數字化、算法與向善
理念紅利與善意助推
第三部分 建設中國式福利國家
第十二章｜發展階段與社會福利水平 ·261
人口沖擊是福利國家催化劑
“老人之老”和“幼人之幼”
盡力而為和量力而行的統一
社會福利支出恒等式
第十三章｜“瓦格納加速期”：規律與機遇 ·281
打破“弗里德曼周期律”
國家競爭力的新制高點
中國語境中的瓦格納法則
為人民群眾的幸福感買單
公共財政的可持續保障
第四部分 人口負增長時代的發展機遇
第十四章｜更高發展階段的政府作用 ·305
經濟社會發展的更高水平均衡
發展內涵轉變：超越 GDP
從“做大蛋糕”到“分好蛋糕”
如何兼顧“創造”與“破壞”
第十五章｜把握正在發生的大趨勢 ·323
認識、適應和引領發展階段
不確定性的經濟學
政府政策、企業抉擇和個人機會
短期與長期對接：如何回歸常態軌道
文摘
第一部分中國經濟的新起點和新挑戰
第一章 從警鐘長鳴到緊迫挑戰
最新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國人口發展正在經歷一個關鍵的轉折，即人口總量達到峰值，隨后常態化地轉入負增長。人口是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層面，對經濟增長來說，人口增長既是舵也是錨。說它是舵，是因為在特定的人口轉變階段，人口的動態和結構為經濟增長的方向設定了既定的路徑，只要把體制和激勵搞對，經濟增長終究可以在這個路徑上推進。說它是錨，是因為人口增長為宏觀經濟確定了基準，即使宏觀經濟遭遇周期性波動，因一時的擾動處于下行態勢，經濟增長也尚有機會回歸既往的軌道。
然而，一旦人口轉變進入一個不同的階段，特別是發生了重大的轉折，經濟增長路徑就可能改變，短期的擾動也可能成為新常態。例如，人口總體或者特定年齡組的變化趨勢—從增長變為縮減，就意味著人口總體或局部的增長率發生符號從正數到零及至負數的變化。相應地，經濟發展階段也必然轉向另一種格局，經濟增長的穩態也將發生變化。本章將描述中國人口的轉折性變化，闡釋其背后的政策含義。
人口趨勢：普查、預測和現實
近年來，人口問題始終是中國社會輿論關注的焦點，大眾對人口的認知也因披露和更新的有關人口發展數據而不斷刷新。2007年，權威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提出，中國的總和生育率為 1.8左右，按照這個生育率水平來預測，中國人口總量將在 2033年前后達到峰值，屆時人口總量為 15億左右。 聯合國于 2019年主要依據中國官方提供的數據和參數，根據 1.6～1.7的總和生育率假設進行了一次預測，把中國人口總量達到峰值的年份提前到 2025—2030年期間。
簡單來說，一個國家的總和生育率是指婦女在適齡階段平均生育的孩子數量。不難理解，在一位女性或一對夫妻至少生育兩個孩子的情況下，人口才能保持增長。因此，考慮一些統計因素后，人口學家把 2.1這個水平設定為更替水平的總和生育率。既然我在前面提到的人口預測所依據的總和生育率顯著低于更替水平，那么經過一個增長的慣性期后，人口總量必然達到峰值，進 而轉為負增長。可見，一個國家的人口總量什么時候達到峰值，關鍵在于對總和生育率的估算和判定。
早在 20世紀 90年代初，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即降低到 2.1以下。在學術界和政策研究領域，人們對此均沒有什么爭議。對于那以后總和生育率的變化，則既沒有正式發布的信息，在理論和政策討論中也缺乏共識。尤其是對于進入 21世紀以來的總和生育率究竟處在什么水平，人們常常做出大相徑庭的判斷。根據 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的數據，計算得出的總和生育率為 1.22；根據 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的數據，計算得出的總和生育率為 1.19。很多學者在對普查統計的數據進行一定的誤差修正后，計算得出的總和生育率為 1.4～1.5。但是，正如《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和聯合國預測的依據所表明的，官方認可的總和生育率長期停滯在 1.6～1.8的范圍內。
正是由于對總和生育率的莫衷一是，當 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布總和生育率僅為 1.3時，人們頗感震驚，原因之一是這是一個極低的生育率水平。人口學家通常認為，總和生育率低于 2.1這個更替水平便屬于低生育率，低于 1.5為很低生育率，低于 1.3則為極低生育率。從國際比較來看， 2020年聯合國把各國分成“最不發達國家”、“不含最不發達國家的欠發達國家”和“較發達國家”三組，從平均數來看，總和生育率分別為 4.02、 2.16和 1.51。根據該口徑，中國 2020年的總和生育率低于任何一個國家分組的平均水平。
另一個讓人對總和生育率 1.3感到震驚的原因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此低的總和生育率絕非一朝一夕達到的，也就意味著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多年來一直處于很低的水平，而一些研究者做出總和生育率早已降到 1.4～1.5的估計無疑是可靠的。由此推論，中國人口總量達到峰值已近在咫尺。不出所料，國家統計局發布的 2021年的數據顯示，人口自然增長率僅為 0.34‰。在統計意義上，可以說人口增長已經極不顯著，由此人們有理由做出 2022年或 2023年人口達峰的判斷。
人口數據出乎人們的意料，還在于實際發布的情況與聯合國的預測差異頗大。聯合國下設的經濟和社會事務部人口司專門負責對各國進行人口預測，根據其于 2019年預測的結果， 2020年中國的人口總量為 14.4億，而 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2020年中國的實際人口總量僅為 14.12億。此外，國家統計局發布的 2021年人口數據中的人口老齡化水平高于聯合國當時的預測，并且可以預期的人口總量達峰時間也早于聯合國當時的預測。
2022年，聯合國適時地更新了對各國人口的預測，其中正合時宜且與時俱進的部分無疑是對中國人口進行的最新預測，增強了其關于中國的人口預測數據與實際數據之間的一致性。換句話說，這兩套數據之間的差異已經細微到可以忽略不計。用聯合國的最新預測數據和中國已發布的截止到 2021年的人口數據相互印證，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的人口總量在 2022年達到峰值，從 2023年便開始統計意義上的負增長。換句話說，從此中國將不可逆轉地在人口負增長條件下發展。與歷史上因天災人禍或疆域變化引起的人口減少不同，這是中國在正常發展的條件下因人口轉變階段變化而形成的人口負增長。所以，這一轉變既是水到渠成的，也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
按照國際慣例，一個國家的人口老齡化率一旦超過 7%，就標志著進入了老齡化社會，超過 14%標志著進入老齡社會，超過 21%則標志著進入高度老齡化社會。根據中國的實際人口數據，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即老齡化率）在 2000年就達到 7%，中國進入老齡化社會； 2021年已經達到 14.2%，進入老齡社會。根據 2021年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判斷， 2022年或 2023年人口總量將毫無懸念地達到峰值。人口負增長必然進一步加快老齡化，預計 2030年中國的老齡化率將達到 21%，進入高度老齡化社會。
失去第一人口大國的頭銜意味著什么
至少在過去的 300多年時間里，印度作為世界上的第二號人口大國，在人口總量上一直緊追中國，因此，中國人口總量達峰和負增長的必然結果便是幾乎沒有絲毫時間遲滯地把“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頭銜拱手讓給印度。聯合國最新的人口預測的確顯示，這個變化的發生只在轉瞬之間—2023年（見圖 1—1）。“世界第一人口大國”這個頭銜并不重要，對中國的發展前景進行展望的恰當參照系也不是印度。不過有比較才有鑒別，把中國的人口轉變及受其影響的經濟增長表現置于與印度的比較中來認識也是有意義的，更有助于理解中國自身發展階段的變化及相關挑戰。
其實，中國并不是自古以來就擁有“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稱號。根據英國經濟史學家安格斯 ·麥迪森整理的歷史數據，從公元元年至 1500年，印度的人口規模都大于中國；直到 1600年，中國才取得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地位。雖然此后也有一段時期，兩個國家在人口規模上交替領跑，但是至少自 1700年起，中國便牢牢地占據著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位置。
例如，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早在 1991年就降到更替水平之下，當年為 1.93，而印度的總和生育率直到 2020年才降到更替水平之下，這一年為 2.05。且不說在兩國的總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之下后繼續下降的相對速度存在怎樣的差異，僅從總和生育率首次降到更替水平之下的時間來看，兩國的人口轉變過程之間就有至少 30年的時間差。
中印兩國之間的經濟發展差距也是有目共睹的。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按 2015年不變美元計算， 2021年印度的人均 GDP（國內生產總值）為 1 961美元，僅相當于中國 1998年的水平。事實上，總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之下的時點在中國和印度之 間有長達 29年的時間差，這期間兩國的經濟發展表現迥然不同。按照可比口徑， 1991年中國的人均 GDP是印度的 1.8倍，2020年升至 5.7倍。
與包括印度在內的許多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高速增長時期的經驗表明，不管人口格局是怎樣的（譬如潛在地有利于或不利于經濟增長），無論是收獲人口紅利還是克服人口阻力，都需要依靠一系列其他條件，包括經濟體制的激勵水平、勞動力整體受教育水平、配置資源的市場化水平、對外開放水平及經濟發展的分享水平等。如果不具備這些發展的必要條件，人口只能成為一種負擔，而不會被轉化為加速經濟增長的紅利。
從早期中國和印度人口總量交替領先的漫長歷史也可以看到，“世界第一人口大國”這個頭銜與發展績效和發展水平并無直接關聯。例如，麥迪森整理的歷史數據顯示，從公元元年起，至今兩千余年的絕大部分時間里，在中國與印度之間，以人均 GDP衡量的發展水平并無實質性差異，真正顯著拉開兩國之間發展差距的是中國 20世紀 70年代末開始實行的改革開放。 40余年的改革開放效果某種程度上超越了以往的全部歷史。
不過話說回來，中國改革開放的主要時間段（ 1980—2010年）確實是與有利的人口轉變階段相交匯，高速經濟發展的確得益于人口紅利，并且 2010年以來，中國人口紅利加速消失，經濟增長速度也確實從高速轉變為中高速。例如，中國的實際 GDP年均增長率在 1980—2010年這個典型的人口機會窗口期高達 10.1%，在 2010—2021年人口紅利加速消失的階段則顯著降低至 6.9%。
由此我們應該得出的結論是，經濟增長表現會受人口轉變因素的影響，或正面或負面，然而人口發展趨勢的變化并不是宿命或極限，不應該成為經濟增長的終極決定因素。任何國家，無論人口轉變處于哪個階段，在既定的內外部經濟環境中，只要具備恰當的經濟體制和機制，足以充分動員資源和要素，并對資源和要素進行有效的配置，就能夠克服不利的人口因素干擾，實現良好的經濟增長表現。至此，我們可以轉換一個比較對象，即從同印度比較轉向同美國比較，加深對人口作為重要因素但不是宿命這個論斷的理解。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以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方式，擘畫了 2025年和 2035年的經濟發展目標。從定性的角度，該目標被分別表述為“十四五”期末中國達到現行的高收入國家標準，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之際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從定量的角度，實現這兩個目標要求從“十四五”期間開始， GDP年平均增長 5%左右。按照這個增長速度，預計在 2030年前后，中國經濟總量將趕超美國。從事預測的學者們普遍認為這是一個可行的增長速度，相應地，中國于 2030年前后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預期也是合理的。
現在來看，這個預測是科學且客觀的，本身并無瑕疵。應該有信心的是，人口負增長的事實也不會改變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預期。然而，也需要指出，學者們預測未來經濟增長速度時，隱含的假設是中國人口總量將在 2030年達到峰值。換句話說，當時的預期是在中國人口總量達峰之時，經濟總量超越美國，即兩個重要的轉折預計同時到來。
這種同步預期也不無道理。我們不妨回想一下， 2010年，正是在中國 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數量達到峰值時，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取得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更有意思的是，這一年也恰好是日本的人口總量達峰之年，隨后的人口負增長在日本觸發了嚴重的經濟衰退。這似乎表明，在人口轉折點與經濟轉折點之間存在統計上的相關關系，雖然背后的邏輯比表面看上去更復雜，有待深入探討，但可以確定的是兩者之間絕非無關。
我們將在以后的章節中以適當的篇幅討論這種關系。這里，我們先來注意一個已經顯現的事實，即中國人口總量達峰的時間先于經濟總量超越美國的時間。 2021年，中國 GDP為 17.73萬億美元，占全球經濟總規模的 18.5%，同年美國 GDP為 23.00萬億美元，在全球經濟中的占比為 23.9%。美國的經濟體量仍比中國高出 29.7%。
這是中國特有的“未富先老”特征的一種表現。以往我們對中國人口老齡化這個獨特表現的認識，僅限于把老齡化程度與經濟發展階段進行比較。例如，我們往往觀察到，在相同的人均收入水平上，中國比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老齡化率更高、總和生育率更低、人口增長速度更緩慢等。由此揭示出的很多信息，對于我們認識中國的新國情無疑大有裨益。
然而，如今出現的這個新的事實，即中國人口轉變的速度具有不斷超出預期的性質，應該幫助我們認識到“未富先老”這個特征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變化的，在一定條件下具有與日俱增的性質，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常常超出預期。這說明需要及時且準確地把握不斷變化的人口數據及其揭示的發展趨勢，遮遮掩掩或判斷失準都可能誤導宏觀決策。更進一步，無論數據揭示出怎樣的趨勢，決策者和研究者還是需要有超前的思維，不僅密切注意“灰犀牛事件”的動態趨勢，還要足夠警惕“黑天鵝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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