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鄉村創業是一種無奈選擇
我一直強調鄉村創業對于中西部地區農村發展的重要性，是基于對現實的觀察。一方面，我國的區域發展差距和城鄉二元結構在短期內無法完全消除，導致中西部農村勞動力根本沒有辦法依賴于東部發達地區和現有的城市來完全吸納。從區域差距來說，東部地區的產業結構不斷升級，已經從傳統的勞動力密集型走向資金技術密集型甚至是智力密集型的產業，這些產業發展所需要的勞動力與中西部地區農村游離出來的勞動力在素質結構上是不一致的，很多專家也觀察到這一點，那就是東部地區的所謂“民工荒”事實上是結構問題不是數量問題；從城鄉二元結構來說，或許從“聚集效應”的角度，城市的人口容量還可以繼續擴大，但在城市基礎設施短時間無法形成突破的前提下，大量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必然抬高各種基礎性服務的價格，比如看病難讀書難問題，這個價格的抬高加上城市對農村居民鑄就的種種壁壘短時間內無法拆除，以現在中西部農村的收入和生活條件，擠入城市的成本就會很高。這種情形不是我臆測的，是在現實中真實發生的。最近看到兩則報道，充分證明了上述情況的現實存在性：一是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一項“中西部農民向城鎮轉移意愿分布”的調查顯示，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農民工返鄉回流，約有一半的農民工不想進城。為啥不想進城呢？一個原因是工作不好找，現在的許多城市里都可以看見農民擺地攤找工作的情景，所求的職業多是鍋爐工、打雜、搬運這些傳統勞動密集性工種，這種層級的勞動力市場競爭十分激烈；第二個原因就是城市保障跟不上，比如房子買不起、戶口落不下、學校不好上等。另一則報道則是，有消息說北京市把控制首都人口目標似乎看作是首要任務，會在未來縮減人口規模，控制在2300萬之內，因此把對外地人口的清理作為指標分到基層政府。不管這個消息是否真實，但控制大城市人口可能成為一種導向，想想看誰會首先被控制掉呢？當然是外來的農民工了！
另一方面，由于上述原因在東部發達地區和城市無法落腳的農民工返回家鄉之后，卻陷入無所事事的失業境地。最近，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顯示，最近十幾年來，農民工回流比例在總體上逐年上升，但農民工返鄉后超過40%的人無工作可做，有些被迫無奈選擇再次外出打工，實在年齡大的出不去就只能賦閑在家。外面出不去，回來沒事干，農民工的出路在哪里呢？在我看來，外面出不去是外部環境所致，農民工沒有這個能力去改變這個環境，但返鄉之后沒事干倒是可以想些辦法的，那就是進行鄉村創業，這是農民工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可以做的事情，盡管顯得有些無奈。
二、鄉村創業是一種大有可為的選擇
中西部農村勞動力從以前大規模向發達地區和大中城市遷徙，到今天的回流，盡管顯得頗為無奈，但從中西部農村自身的長遠發展來看，如果能夠實現從“打工經濟”向“創業經濟”的華麗轉身，這對中西部農村來說或許是一件好事。幾十年的打工經濟給中西部地區農村發展帶來的促進我們不能否定，但留下的種種隱患也是不可低估的，而且僅僅依靠“打工經濟”顯然無法實現發展的可持續。問題是，在中西部地區推動鄉村創業可為嗎？許多人都會懷疑，當前在城市創業都千辛萬苦異常艱難，在經濟欠發達的農村地區，怎么會具備創業的條件？可是以我的看法，當前城市創業盡管不容易，但鄉村創業卻恰逢其時，大有可為，主要有三個理由：
一是國家允許，輿論支持：鄉村創業逢天時。我們知道，創業需要創業者，創業家，然而，任何一個創業者要開創偉業，都有其特定的邏輯，尤其對創業活動來說，離不開其特定的情境，在中國，鄉村創業能否進行最重要的情境就是國家是否允許，輿論是否支持。大家一定記得改革開放前曾經限制中國農民任何自由經營的那個“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年代，農民除了天天在社隊集體根據指令干活賺工分，任何盈利性的活動都是不允許的，哪怕在家里多養一只雞一頭豬，也會被作為一種反社會的典型，受到政府權威的規制和社會輿論的抨擊，鄉村創業活動完全失去自由的天空，那時的農村創業精英常常被冠以“投機倒把”之名，將其創業活動掐死在搖籃中。現如今，鄉村創業已經被國家看作是“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重要組成部分，鼓勵農民工返鄉創業和發展鄉村創業的文件接踵而至，各種創業典型被樹立為農村經濟發展的榜樣，這種國家允許和輿論支持，給鄉村居民帶來巨大的創業沖動，鄉村創業可謂恰逢其時。
二是城鄉互動，夢尋鄉愁：鄉村創業有地利。若要問為何鄉村受到創業者的青睞，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城鄉互動發生了新變化。在過去講城鄉隔離，主要是指城里不讓農村人進去，講城鄉互動主要是指農民可以進城去務工經商，總之，是說城門打開了，允許農民進去了，基本上沒有相反的意思說城門打開了，城里人可以到農村去了。因為在人們的觀念中，就是撒泡尿，城里人都比農村人的動作來得規范，有氣勢！所以，很難想象會有城市人主動到農村去的。現在情況不一樣了：城市人越聚越多，吃的東西各種激素越來越多甚至還轉基因了，頭頂的白云越來越變得黑漆漆難看了，呼吸的空氣越來越有焦煤味了，這個時候的城里人就特別想念兒時在農村的各種好！看看朋友圈里曬出來的東西，就知道城里人現在能去農村該是一件多么驕傲的事情。國家領導人希望農村要“看得見山，望得見水，留得住鄉愁”是有遠見的，因為這是城里人的一種夢想與寄托。也正是城里人的這種夢想與寄托，使農村人從來沒有像今天那樣感覺到“地利”的優勢：國家今天允許并鼓勵農村人進城落戶置業，然而，農民愿意進城者寥寥，這跟幾十年前農村人不惜花費巨額資金走后門找關系買一個城鎮戶口，形成多么強大的反差！城里人想來農村生就了市場，農村人不想離開農村就需要創造事業，這不正是鄉村創業面臨的最大地利條件嗎？
三是農內分工，產業鏈網：鄉村創業聚人和。想要發展鄉村創業，自然要突破傳統的農耕模式，這一點非常重要。斯密講了分工對于產業發展的重要性，認為工業較之于農業更具優勢，就是工業比較適合于分工，龐巴維克則用迂回理論重復了斯密的思想。鄉村創業活動的發生，跟農業分工有密切關系，如果農業仍然沒有分工，鄉村創業就只能進入跟農業無關的制造業，發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鄉村工業就是如此。但這種鄉村創業已經不適合現在這個時代，因為城里人現在的需求已經不是簡單的工業品，他們要的是追夢鄉愁，鄉村制造業污染環境，破壞生態，跟這種追求是背道而馳的。因此，現在的鄉村創業只能在“鄉村農業”里打主意，謀求“鄉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這就是我曾經說過的，鄉村創業的利益不在農業里產生，又不能離開農業而產生！若如此，鄉村創業發展的條件就是要有充分的“農業產業內分工”，今天的農村有這樣的條件嗎？現在到農村去看看，傳統的農業從種子、化肥、農田整理、收割、銷售、農產品加工、營銷等等活動，早已經不是由農家自己獨自完成了，原來的農業產業鏈聚在農戶家庭的一個點里，現在早已分散在若干個點并由這些點串成了一條線，即我們說的農業產業鏈。不僅如此，由于不同產業之間的融合發展，界限模糊，在農業產業鏈的各節點中，已經蘗生出新的產業鏈，使農村產業發展呈現出產業鏈網的趨勢。這次回老家路過婺源，真實地去篁嶺感受了一下“曬秋絕景”，真的感嘆如今的農村，連農產品的晾干場景都可以形成如此重大的商機！所以，農業內部的分工，誘發了農村產業鏈網的形成，推動了農村勞動力在農業產業內轉移，這在農村是一個新的趨勢。這種趨勢發展的結果，是農業再也不是農家單打獨斗的事情，而是聚在一起相互合作的事情，這就是鄉村創業所需要的“人和”基礎！
上述可見，在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農村勞動力進城受阻，回鄉失業的情形下，鼓勵和發展鄉村創業盡管有些無奈，但這種無奈的選擇恰逢“天時、地利、人和”的絕佳機遇，因而大有可為！
三、鄉村創業中政府應該“有為”避免“有畏”
中西部地區農村基礎條件不好，單單依靠農民自己去開展鄉村創業可能會面臨許多困難，因此需要來自地方政府的作為，這就有如一個孩子的成長需要父母的支持一樣。在家庭里父母對孩子的管理大體有兩種方法，一種是讓孩子按照父母的意愿行事，凡是不符合家長意愿的事情就被禁止；另一種是讓孩子按照自己的天性去行事，父母為孩子創造必要的成長條件，只要孩子不走邪路，讓孩子自由成長。事實證明，壓抑小孩成長的天性，讓小孩在很小的時候就要學會按大人的意愿行事，小孩做不到，因此來自父母的管制給孩子帶來的就僅僅是一種“恐懼”。就鄉村創業而言，來自政府的管理也類似于小孩來自于父母的管教。如果政府處處要求農民創業者按照政府合意的目標行事，往往會使農民創業熱情像狼爸管教下的孩子失去天性一樣。政府給創業者帶來的就不是“有為”，而僅僅是“有畏”，最后的結果可能是，農民行為變得乖張了，但鄉村創業活動卻消失了！
今年回地屬中部地區的老家兩次，遇到了兩件政府讓村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事情：年初回家看到村里在政府的要求下把所有的土屋拆除，暑假回家看到村里在政府的要求下把所有的鐵皮屋拆除。許多村民告訴我，這些土屋和鐵皮屋盡管不是用來住人的，但平時用來養個雞鴨，放個農具挺方便，但政府部門說，這屬于危房或者違章建筑，影響新農村的美觀，必須拆除。聽起來似乎都沒有錯，錯在政府的訴求與農民的訴求不一致：政府要得是新農村的整齊劃一，外觀好看；農戶要的是生產便利，收益增加。然而，當這二者存在沖突的時候，是政府退讓還是農戶退讓？在老家顯然是農戶退讓，拆除農家鐵皮屋的事情沒有農戶是贊成的，也沒有農戶敢拒拆，幾乎都是在不情不愿中戰戰兢兢地把鐵皮屋拆除了。
我有幸從中西部地區轉展來到江蘇工作，目睹了江蘇農村經濟的發展，遇到上述事情的時候我就在想，如果在江蘇，是會要求農民把鐵皮屋拆掉以換來外觀整齊的新農村呢，還是會容忍農民保留鐵皮屋以增加農民的便利和收益？無意中看到老家省級政府的《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建房規劃管理的意見》，里面的主基調基本上是一個字“管”：農村無序建房、亂搭亂建、超高超大都在監管之列。我不知道農村無序建房是什么意思，農家用來放農具的鐵皮屋為什么被定性為亂搭亂建，農村的房屋不允許超過三層的依據是什么。只知道凡屬于政府認為要管的，就必須按照政府意思辦。在這樣的管理下，政府在農民面前樹立了“有畏”形象，但也許正是這種“有畏形象”，讓鄉村創業舉步維艱，試想看看，連一個鐵皮屋都不允許蓋，創業資源的運用得受到多大的限制！大家知道溫州的經濟是靠著名的“前店后廠”的家庭作坊模式起家的，要是也這樣禁止鐵皮屋，會有家庭作坊的蓬勃發展嗎？
恰好也看到一份《江蘇省特色田園鄉村建設行動計劃》，里面的主基調是“建”，提出了“生態優，村莊美，產業特，農民富，集體強，鄉風好”的目標，并明確指出“要梳理提煉傳統民居元素”、“保護、修復、提升鄉村自然環境”、“改善鄉村公共服務”、“避免全新創建，大拆大建”。我作為市里的政協委員，也有機會參加了幾次農村調研，政府部門關心的是農村的道路、醫院、水電、網管設施情況，并有明確的目標如何幫助農村完善這些基礎設施。所以，在我生活的鎮江市，盡管在蘇南地區不算富有，但敢于出臺一項政策，把村集體經濟經營性收入不足80萬元的定為“貧困村”，這樣的貧困村政府是有義務和責任幫助它們提高經營性收入的，路徑之一就是如何鼓勵農民和村集體創業。因此我們看到，這里的農民不害怕政府，而是有困難回去找政府幫忙，這樣的政府在農民印象中就是“有為”政府。如果理解這一點，你就會明白，為什么在江蘇一只龍蝦會變成一個“有滋有味”的產業，幾只螃蟹會讓全國人民以按時等候品嘗為榮了。沒有農民積極參與創業，如何成就這些農業產業的興起？沒有政府的支持這些產業如何能夠走出農家餐桌？
其實在中西部地區并不缺這樣的農業資源，這次回家我發現，要講龍蝦，家鄉的田間地頭到處是野生的，一個晚上跟著弟弟出去，短短一小時逮了好幾斤，可是，這些生在老家的龍蝦就只能停留在農民自己的餐桌上。家鄉也有賽過浙江安吉的竹林，但這些竹子也只有被當做原材料賣到浙江廣東等做好用品再回來。不同區域之間的鄉村創業水平，差的不是資源，是意識，尤其是政府的意識，是政府選擇在鄉村創業面前充當“有為”的角色還是“有畏”的角色的意識，這個說法盡管有些絕對，但絕不是毫無關系！
觀念有時候是起決定性作用的，比如說同樣的農家的鐵皮屋，如果把觀念聚焦在農民利益上，它就是農家的生產資料，如果把觀念聚焦在政績上，它就是農戶的亂打亂建。事實上在家鄉看到的鐵皮屋也有兩種不同的身份，如果是企業搭建的鐵皮屋是可以不拆的，如果是農家的鐵皮屋那是必須拆除的，這不正是觀念的差別吧？正如哲學上說的，同樣的事物不同的看法結果是不一樣的，取決于你愿意把它看成什么。比如年初老家被拆除的土屋，你把它看成是簡陋的土屋毫無用處，那就是毫無用處，你把它看作是客家人精神的傳承，那就是無價之寶，想想福建的客家土樓，有多少人為它陶醉？盡管它同樣是這樣破舊不堪！像婺源篁嶺村屋檐下延伸出來的木棒，你把它看作是農家曬東西的工具，就成就了“篁嶺曬秋”的絕景，如果你把它當做是影響觀瞻的亂象，那就只有被拆除的份了，天下就會少了這一農家奇觀。
創業需要激情，需要想象，需要自由，鄉村創業也是如此，愿我們的管理能為鄉村創業者保留這份自由，以“有為”去成就他們的事業，這才是真正的美麗鄉村建設之路！
（作者系江蘇大學教授 博導）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公眾號 三農莊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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