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RC中國經濟觀察”第50次季度報告會于2017年7月30日下午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萬眾樓二樓舉行。會議由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盧鋒教授主持。
本次會議側重討論了我國城市化與土地改革、目前國內外宏觀經濟形勢與政策等方面議題。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樊綱教授、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陸銘教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中國城市和小城鎮發展中心徐林主任、中國PMI分析小組秘書處負責人于穎女士、廣發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沈明高教授以及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宋國青教授，先后發表演講并回答聽眾提問。
下面摘要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陸銘教授的演講內容。
在本次報告會上，陸銘教授與大家分享了他對中國大城市發展的思考與研究心得。陸銘教授首先提出：中國的大城市有沒有“太大”，關鍵是參照系問題。其次，大城市并非不需要低技能人群，低端勞動力供給短缺會影響城市經濟發展，而城市的公共服務應覆蓋低收入者，從而提高城市的吸引力。最后，陸銘教授結合世界主要國家的發展經驗指出，供給側改革在解決城市病問題上具有重要作用，并由此提出了有關對策和建議。
陸銘教授首先指出，大城市不存在規模太大的問題。根據ZIPF法則，一國之內城市人口與其城市大小排名之間存在簡單的相關關系。一個國家最大城市的人口數量為第二大城市人口數量的兩倍，是第三大城市人口數量的三倍，以此類推，為第n大城市人口數量的n倍。一個國家的人口總量(P)近似等于所有城市的人口數量的加和，即P=p+(1/2)*p+(1/3)*p+……+(1/n)*p，其中p表示首位最大城市的人口數量。那么相應的，p/P=1/(1+1/2+1/3+……+1/n)。由此可見，一個國家最大的城市人口數量與這個國家總人口有關，但隨著國家人口規模的擴大，首位城市的人口集聚度（p/P）會因國家總人口增加導致的城市數量增加而降低（分母項并不收斂）。此外，中心外圍模型認為一個地區的城市與農村之間的人口流動是因工資待遇差別所引起的。以簡單的城鄉二元體系為例，該地區的總人口為P，其中城市就業人口為u。鄉村所發展的是以T為核心的產業，往往為農業、旅游業、礦業。鄉村地區的平均收入即為F(T)/(P-u)。而城市地區的平均收入則為與人口規模有關的勞動生產率A(u)和生產函數的乘積。另外再考慮相應的邊際效應，例如與城市人口規模有關的城市病、交通擁堵等因素C(u)。當城市鄉村達到均衡時候，即F(T)/(P-u)= (A(u)-C(u))/u時，城鄉之間的人口流動則呈現動態平衡的狀況。此時只有城市人口u放大到一定程度，然后P-u小到一定程度，才能實現人均收入的均衡。
具體而言，人口流入城市會帶來一定的成本，成本大小與城市規模是密切相關的，但無論是歷史經驗還是理論研究都表明，城市人口規模和城市病之間的關系是非常復雜的。經驗顯示，人口增加的同時，成本是非線性遞增的，其實并不完全正確，人口增加往往會產生治理城市病的規模效應。比如地鐵能夠極大的提升城市交通效率、縮短通行時間，而恰恰是人口增長到一定規模，城市才能建設越來越多的地鐵線路。同理還有治理犯罪的成本問題，當前中國城市治理犯罪成本下降，其中街道監控攝像頭的普及是重要原因，而攝像頭安裝與人口密度和人口規模密切相關。因此陸銘教授強調，雖然人口增長可能帶來更多的成本，但成本增加的速度遠小于收益增加的速度。
其次，陸銘教授談到一線城市建成區占地比重問題。以日本為例，從東京圈的地圖上看，以市中心為圓心半徑50公里邊界西邊是山，東邊會遇到海灣，而向南基本上沒有自然地形限制，都市總體可以蔓延到70公里處，而北京從天安門往南50公里就是北京新機場選址，已經接近北京與河北交界線。陸銘教授還指出上海城市開發強度45%的數據結果是偏高的，從計算方法上看，是用上海城市建設面積除以轄區面積，對比而言，上海轄區面積是東京的一半左右，分母減小自然對應最終得到的比重變大。因而都市圈發展的衡量應以都市圈輻射半徑為參照系，從上海到蘇州的直線距離只有80公里，且范圍內地形大體都是平原，除了保持一部分水源地，即加強必要的自然生態保護外，城市建設拓展還有不小空間，只需完善軌道交通把區域之間連接起來即可。
緊接著，陸銘教授分析了關于區域間發展平衡的問題。他認為人們往往混淆了平衡和均勻這兩個概念，真正的均衡發展是人均指標，如果一個區域具有發展規模經濟的效益，那么可以通過發展GDP、增加總量來提高人均值。但如果區域產業結構受制于某種核心投入品的數量，GDP總量發展較慢，要提高人均的話就要依靠減少人口。以美國為例，美國的經濟高度集中在少數地區，但美國并非是一個高度區域不平衡的國家，其經濟分布特點是高度集聚但較為平衡，人均指標差別不大。與美國相比，中國經濟的集聚現象并不明顯，供地和人口的限制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沿海省份的GDP增長，同時也阻礙了經濟效率的提升。中國區域間人均GDP差異的真正原因是人口流動的滯后。
陸銘教授談到的第二個問題是關于人口內部技能分工。其中，技能互補性是指當城市吸引高技能勞動力的同時，對低技術勞動力產生兩點影響：第一，低技術勞動力在生產環節與高技能者相互配合；第二，高技能者需要把生活中的消費外包到市場，從而擴大低技術工人的就業。中國大城市的問題在于吸引了足夠多的大學生，但缺乏足夠的低端勞動力。而在市場經濟里，這二者是互補的，造成的一個結果是低端勞動力價格變得昂貴，例如北京和上海的保姆月薪超過八千元。因而在城市發展進程中，限制低端勞動力供給可能降低高端勞動力生產率，以及城市對高端人才的吸引力。此外，研究表明，在當前的戶籍制度下，大城市沒有戶籍的人群面臨收入低、生活幸福感不高、對政府及社會公眾缺乏信任等問題。陸銘教授還提到留守兒童的問題，有很多人認為要鼓勵農民工回鄉創業，以緩解人口向大城市移動的趨勢。但他認為大城市的問題不能通過控制人口來解決，尤其是在追求收入提高的人口，當控制此類人口流入的時候，會引起大城市的人口的相對供給不足，結果必然是此類勞動力供給不足和價格上漲。
最后，陸銘教授對于治理城市病提出了一些見解和相關對策。觀察世界主要國家的發展經驗可以發現，供給側改革在解決城市病問題上有重要作用，國外的大城市如紐約、倫敦、洛杉磯、東京等，都先后在五、六十年代出現了非常嚴重的城市病問題，而半個世紀以來，這些城市基本均實現了人口翻番，城市病問題逐漸緩解，城市環境也不斷改善。這些案例帶給我國的啟示主要有：第一，改變生產方式，持續發展經濟，提高城市或者整個國家服務業的比重，當服務業占比提高，環境污染問題就會得到緩解；第二、推廣低碳生活方式，用大規模的軌道交通取代汽車出行，東京地鐵出行的比重在高峰期可以達到90%以上，一方面保護了城市環境，另外擁堵問題也得到了解決。
在具體實施上，陸銘教授強調要加強供給側改革，改善城市的數量、質量、結構和空間布局。第一，市場和政府要做到真正的互補，讓市場成為配置資源的決定力量，同時政府更好的發揮作用。要充分動用價格機制，也要結合行政管理和規劃的手段。第二，城市管理要針對行為本身，不能針對特定身份的人。比如控制低技能勞動者的數量反而將抬高城市成本，同時造成社會不和諧以及身份歧視等問題，這類做法背離了文明社會的發展方向，也不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第三，公共服務要覆蓋低收入勞動者，而不應按照戶籍來落實，未來中國一定要堅決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有關決議，堅持市場配置資源，同時要深刻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走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的道路。
（本簡報由瑪西·高娃、蘇建文、臧謀安、張皓星、石先進、劉鎏、李雙雙、白春華整理，未經主講人審閱。）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北大國發院BiMBA商學院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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