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到基層采訪，總是會詢問基層干部一個問題：今年是基層減負年，你們有什么感受嗎？
聽到記者的問題，他們多會露出不自然的苦笑，沉默片刻，尷尬地搖了搖頭：沒什么感受。
所謂“沒什么感受”綜合起來看，主要是三種情況：
第一種是以前怎么樣，現在基本還怎么樣，甚至因為工作情況的變化，各項任務考核還有所增多。關于當地是否出臺了減負的要求，有的表示根本沒聽說，有的表示聽說了但是和他們的具體工作關聯不大；
另一種是確實感覺有變化，比如文山會海的現象有明顯好轉，但是其他方面的考核又多了起來，尤其是指尖上的形式主義比較突出。一位干部告訴記者，他手機上的APP裝了五六個，而這已經是精簡之后的，其中三個要求每天打卡排名，他只能把洗漱和吃飯時間拿來“刷”APP；
第三種則是確實感覺一些事務性的工作量有所減少，但是考核問責的壓力依然巨大，尤其是基層權責不對等的問題。“上項目的時候不咨詢我們的意見，名為‘減負’，但是事后管理責任還在我們身上。這樣減負不如不減。”
當然，從全國的角度來看，記者采訪的樣本實在太少，不能代表整體情況。但這應該也說明了當前基層減負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現象和問題，值得關注。
而不久前，長期關注基層治理問題的《半月談》也推出了一期關于基層減負的“年中觀察”報道，指出：目前，破除基層形式主義的一些做法起到了積極效果，但也有些是表面文章，部分地方“口號喊得響，獲得感不強”。
出現這種情況應該說并不讓人意外。自今年三月中央《關于解決形式主義突出問題為基層減負的通知》下發之時，輿論在歡呼和期待之中亦不乏憂慮，提醒千萬別搞成“以形式主義破除形式主義”。現在看來，這些擔憂確實并非杞人憂天。
當然，破解形式主義頑疾本就不是一夕之功，通知下發不過四個月的時間，指望在短期之內，就能在此問題上有較大的改變，也是不現實的。事實上，數月以來，在關于基層減負的問題上，各地還是有不少的實際動作。北京、河北、山東、江蘇、海南等地紛紛出臺措施，狠剎會風、精簡文件、減少督查，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形式主義給基層帶來的各種負擔。但是，為什么基層還是感受不明顯呢？
關于這一點，筆者也和基層干部討論過，在他們看來，原因主要有三個：
首先，如何界定，沒有標準。實際工作中，哪些做法是形式主義要適量減少的，哪些是要絕對消除的，哪些又是工作必須的流程應當保留的，沒有統一標準無法界定，一些地方工作中很難把握好尺度，只能從形式上入手，簡單對照中央要求做一些增刪調整工作，無法觸及要害。
其次，如何追責，無法操作。“沒有追責，就沒有威懾”。很多形式主義的做法，不同于一般的違紀違法，帶有一定的隱蔽性，而且往往打著“正當”旗號，所以即便存在明顯違反中央要求的行為，也很難制止和追責，這導致一些地方減負的要求難以落地。
再者，如何考核，難以量化。有些地方減負工作看起來很突出，比如召開的會議、下發的文件、工作的微信群等，確實數量縮減明顯。但是這其中有些是數字上的減負，只是換了個形式或者合并同類項；有些確實有所減少，但是基層干部最關心的“層層甩鍋”“濫用問責”等問題卻并無緩解，導致他們獲得感不強。
回頭去看，早在2016年10月，國務院扶貧辦就曾發布了《關于解決扶貧工作中形式主義等問題的通知》，這時有關治理基層負擔過重的問題就被提上了案頭。后續有關部門也下發了一系列相關要求和通知，但是成效并不明顯。此次中央把2019年明確定為“基層減負年”，出臺了一系列高含金量的舉措，可見決心。基層干部對此期望很高，期待很大。如何避免陷入以往那種“越減越負”“數字減負”的怪圈，這對我們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建設是一個重要的考驗。
我們常說，基層負擔過重的癥狀在下面，根子在上面。因此，要切實解決這一問題，首先必須要從源頭抓起，從“上級”抓起，盡量消除不必要的任務、不切實際的要求和言之無物的指導意見等，多從基層干部的角度考慮問題，切實把他們從一些無謂的事務中解放出來。
但是，這不應該只是從上至下單向的推進，而是要形成上下互動的過程，在減的過程中多多“問計于基”“問感于基”。近些年來，“獲得感”這個詞我們說的比較多，主要是用在老百姓身上，其實對于基層干部也是如此。總書記說過，政策好不好，要看鄉親們是哭還是笑。我們在基層減負的工作中也應如此。減負減得如何？成效是否突出？哪些工作需要加強？哪些疏漏應當彌補？這些都應該多問問基層干部的意見。讓他們擁有一定的話語權、建議權。如此，我們的減負工作才能切實減到關鍵，落到實處。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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