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常態下，創新驅動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理念與戰略，不僅對于全國，而且對于一個區域，都是如此。一個區域的創新能力乃至經濟發展水平取決于其所具有的創新要素的數量和質量。曾經有某課題組把創新要素歸納為8個方面：研發投入、科研人員、科研機構、高等學校、發明專利、技術交易、高技術企業和風險資本，并且以省級行政區為尺度，對我國各區域的創新要素分布及其與區域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結論為：地區生產總值排名和創新要素富集度排名相關性較強，創新要素富集度高的省份都是經濟發達地區。
但是，如果我們用一個更小的區域尺度，即計劃單列市和地級市為單位，對區域創新要素富集度和區域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就可以發現，二者之間并非具有省級尺度那樣強的相關性。例如，就一個省內不同的市之間比較，省會城市一般都是高校、科研機構和資本等創新要素富集度最高的地區，但是其經濟發展并不一定名列前茅，在廣東省，深圳市的要素富集度低于廣州市，但是經濟發展水平高于廣州市；在江蘇省，蘇州市、無錫市的要素富集度低于南京市，但是經濟發展水平都高于南京市；在浙江省，寧波市的要素富集度低于杭州市，但是經濟發展水平高于杭州市；在山東省，青島市的要素富集度低于濟南市，但是經濟發展水平高于濟南市；即使在遼寧省，沈陽市所擁有的創新要素與大連市不相上下，但是沈陽市的經濟發展水平則明顯遜于大連市；福建省的情況也是如此，福州市所擁有的創新要素與廈門市旗鼓相當，但是廈門市的經濟發展水平明顯高于福州市，等等。而在地處不同省份之間的城市，例如西安、武漢、成都、重慶、長沙、合肥等，是我國的高等院校與科研機構云集重鎮，都有一批包括國家“985”“211”重點大學和中國科學院所屬研究所在內的一流教學和科研機構，創新要素的質量和數量遠遠超過以上幾個計劃單列市和地級市，但是其經濟發展水平卻遠遠低于它們。
那么，原因到底何在呢？如果我們進一步分析，就可以發現：第一，以上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城市，雖然自己直接擁有的高校、科研機構、資本等創新要素并不具有優勢，只有深圳大學、蘇州大學、寧波大學、江南大學等少數地方性大學和一些科研機構，但是，它們卻通過開放的體制與政策，借助外力，吸引了大量包括省內、國內和國外的優質創新要素，為己所用，例如，這些城市都是外商富集地區，吸引了大量外資，通過興辦大學園、科技園，吸引了國外以及國內的北京、上海、西安、武漢、南京等國內著名高校和中國科學院等著名科研機構在當地設立研發機構，通過這些創新要素的流動，使得每一個城市所擁有的創新要素和實際使用的創新要素不一致，要素流入地區后者大于前者，要素流出地區后者小于前者，從而使得以擁有創新要素數量為依據的創新能力與其經濟發展之間出現了不一致。第二，以上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城市，都是沿海開放城市，地處我國對外開放的第一線，無論是在地理位置上，還是在政策上，都有巨大的優勢，它們或者是經濟特區，或者是國家的各類改革開放和創新示范區，從而既有利于吸引外部創新要素流入，也有利于創新要素發揮作用，提高其配置效率，促進經濟發展。第三，以上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城市，都擁有大批具有很強競爭力的企業，作為創新單元，為創新要素的流入、集聚與發揮作用提供了重要的平臺與載體，使得高校和科研機構的科研成果能夠更快、更好地轉化為生產力。
而反觀西安、武漢、成都、沈陽、長沙、合肥等城市，在以上方面都處于明顯的劣勢地位。他們雖然都有豐富的教育和科技等創新要素，人口平均教育、科技和職稱水平較高，科研成果的數量不少，層次不低，獲得的國家級獎勵毫不遜色，發明專利也很可觀，但是，由于地處內陸，投資環境欠佳，資本要素不足，不僅吸引外資困難，甚至本地資本也大量外流，由此導致工業化與城市化水平低，企業數量少，產學研銜接不暢，致使優勢的教育、科技要素無法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大量人力資源不能得到有效利用，大批科技成果無法得到應用，在這些城市，很少有通過當地科技成果產業化而成長起來的著名企業和名牌產品。這實在是讓人扼腕浩嘆的創新之殤。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一個地區所擁有的創新要素與所使用的創新要素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從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講，后者大于前者。導致兩種創新要素差異的主要原因是要素的區域間流動。從理想的狀態講，當然，如果一個區域的創新要素主要來自本地區，無疑最好，例如美國硅谷主要依賴于斯坦福、伯克利和加州理工大學等世界一流大學的雄厚教育和科技實力。但是，對此不可絕對化，創新要素在不同區域之間的分布并不總是均衡的，而是有差距的，而且創新要素在不同區域之間是很容易流動的，對于那些自身擁有創新要素不足的地區，完全可以依靠其他方面的優勢，吸引區域外的創新要素流入，為己所用，例如以優厚的待遇吸引人才和研發團隊，以優惠的條件使其成果就地產業化。所以，在創新要素集聚上，也要樹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開放理念。
第二，創新要素是一個集合概念，各種要素之間應該協調和按比例集聚。創新要素包括許多方面，各有自己的特定功能，不僅互相聯系和制約，而且在數量上必須按比例集聚，才能正常發揮作用。例如，再領先的科技成果，也需要資本，特別是在其初期前景不明時，更需要風險資本，才能實現產業化，轉化為生產力和現實的財富；再優秀的人才，同樣需要資本，才能夠進行創新創業，否則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而在這個過程中，同樣需要優秀的組織者和管理者，一個科研團隊需要一個優秀的領路人以把握方向，一個成功的企業更需要一個優秀的領路人以度勢決策，他們是各種創新要素的黏合劑。上述經濟發達地區，正是由于揚長避短，以某種創新要素優勢，吸引其他要素流入，實現了創新要素的協調集聚，形成合力。而另一些城市，雖然坐擁教育、科技優勢，但是由于缺少資本、企業家等要素，最后要么科技、教育成果閑置，要么流出，沒有在本地發揮作用。
第三，創新要素要能夠很好地發揮作用，促進經濟發展，必須要有一個良好的創新環境，包括自然區位和國家政策等。上述所列舉的經濟發達城市，之所以能夠吸引大量外地創新要素流入并且很好發揮作用，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具有優越的創新環境，包括其自然區位，都在沿海地區，位于對外開放第一線，基礎設施完善，進出口便利，為外商首選之地；也是國家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和示范區，深圳、廈門是國家第一批經濟特區，寧波、青島、大連是國家確定的計劃單列市，蘇州、無錫則有一大批國家級開發區，是國家的創新示范區、城鄉一體化發展示范區、小康社會和現代化建設示范區。據此，中央政府給予這些城市全方位的優惠政策和自主權，甚至優于所在省的省會城市。而那些雖然擁有大量教育、科技要素的城市，由于遠離沿海，改革開放遲滯，不能夠享受優惠政策，缺乏自主權，創新環境欠佳，所以不僅不利于創新要素集聚，而且不利于其發揮作用，造成創新要素浪費。
第四，企業在區域創新和經濟發展中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在眾多的創新主體和單元中，企業無疑是其中的重要一員，它的功能主要在于為科技成果的應用和產業化提供機會和平臺，再好的科技成果，如果沒有企業應用，就只能停留在獲獎階段，在保險柜中被束之高閣，任其過期作廢。上述經濟發達城市，憑借優越的創新、創業環境，不僅吸引了大量外部創新要素流入，而且使其在當地實現產業化，一大批高科技現代化企業燦若群星，引領區域產業升級換代和高級化。而上述那些擁有大量教育、科技要素的城市，則缺少把其成果產業化的企業，以致無法實現產學研的順暢銜接，不能促進經濟發展，久而久之，甚至形成惡性循環。
第五，創新需要不同區域之間的協同。市場經濟是開放性經濟，不同區域之間要發生千絲萬縷的要素流動和交換活動，而且，許多經濟活動具有外部性，其影響是跨區域的，例如環境污染和治理問題。區域創新也是如此，不僅創新要素可以跨區域流動，而且創新結果也是跨區域的，有些跨區域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問題更需要相關區域通力合作，協同創新，才能解決。例如，在京津冀經濟圈建設中，對于環境治理、產業布局、交通運輸、人口分布等重大問題，就需要3省市協同創新，才能解決。如果各自囿于一畝三分地的狹隘眼光，進行封閉式創新，這些問題恐怕永遠得不到解決。因此，要大力提倡和推動跨區域協同創新，各個地區都要揚長避短，分工合作，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智出智，利益共享，風險共擔，不僅可以在整體上提高創新效率，而且有利于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實現協調發展。
(作者簡介：夏永祥，男，蘇州大學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常務理事。)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區域經濟評論》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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