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東西差異下，基于東西部農村同樣的經濟分化和社會分層機制，透過婚姻消費的微觀作用，這既包括直接的結婚時的消費，以及間接的對婚后生活如子女教育等預期消費的提前兌現尤其是商品房購買的需求上，不同層級之間形成了激烈的婚姻競爭。東中西區域內部以村域、鎮域乃至縣域為基礎的本地婚，在當地的婚姻匹配的競爭下，基于傳統男高女低的婚姻匹配的梯度原則，從邏輯結構上本應均出現中層多大齡未婚女性而下層多大齡未婚男性的現象。然而，在全國性的勞動力市場和婚姻市場開放后，東中西區域之間的層級結構是被打通的，勞動力資源和婚姻資源均自西向東不對稱流動，從而形成了東部地區對中西部地區的區域擠壓。最終，中西部地區的中上層女性可以與東部地區的中下層男性發生婚姻匹配，從而東部地區中層大齡未婚女性較多，而中西部地區農村底層的大齡未婚男性較多。
一、問題意識與理論邏輯
對于農村光棍的形成，學界通常以性別結構失衡的婚姻擠壓框架來加以解釋。在這一框架下，人們認為，之所以出現光棍，是因為女性人口數少了而男性人口數多了，這既包括總體意義上的人口性別結構的失衡，也包括適婚年齡區間中性別結構的失衡，甚至更為常見地強調重點是出生人口性別結構的失衡。無論是這三種性別結構的失衡同時出現，抑或其中的一兩個方面的失衡狀況，都會導致適婚男子在婚姻市場上難以尋覓到適婚女子結婚。
然而，在長期的田野調查中，我們發現，并不是所有地區都遵循廣義上的性別結構失衡的邏輯。現實情況恰恰是，一些性別結構失衡相對更為突出的地區如東部沿海地區農村，其男性成婚反而沒有那么困難。相反，這些地區女性大齡未婚的情況相較于其他地區更為突出。而在西部地區農村，盡管性別結構失衡沒有東部地區那么嚴重，其男性成婚卻比較困難，以致大齡未婚男性甚至終身未婚而成為光棍的情況也比較突出。因此，本文的問題意識是，為什么在西部地區性別比相對均衡（男女人數相當甚至女略多于男）而東部地區性別比大致失衡（男多于女）的結構性條件下，在實際經驗中，卻出現了西部地區農村多光棍而東部地區農村多大齡未婚女性的悖論現象。
本文試圖從東西差異出發，從區域擠壓的角度，結合人口普查的數據以及實地調查所獲得的一手資料對這一問題進行解釋。從勞動力遷移、婚姻遷移以及經濟分化、社會分層的角度考察可以得知，盡管婚姻遷移和勞動力遷移從理論上來說是雙向自由流動的，但是，東西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差異導致西部偏遠欠發達地區成為凈流出地，而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則成為凈流入地，在男性資源上東部地區對西部地區構成較為嚴重的區域擠壓，從而使得西部地區大齡未婚男性數量較多，而東部地區則因西部地區女性資源的大量填充，反而出現了較多大齡未婚女性婚配難的問題。
在東西差異下，區域擠壓發生的理論邏輯大致如下：
一是宏觀上的東西差異，這一差異主要體現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上，即東部地區發展較快而中西部地區發展較慢，進而在兩者之間形成區域落差。
二是在這一宏觀差異之下，過去近四十年來主要表現為勞動力市場的東西之間流動的落差，具體而言即中西部地區向東部沿海地區流入多，而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流入少，兩者之間同樣形成區域落差。
三是盡管在勞動力遷移上，中西部地區男性和女性都可以大致相匹配地流向東部地區，而且無論是在理論還是實踐上，這些流入到東部地區的勞動力資源同樣可以在東部地區進行婚姻匹配。然而，在勞動力市場之下，婚姻市場也呈現出中西部地區向東部地區流入更多的情況。如此一來，勞動力流動實質上是為婚姻遷移流動提供了資源池，而婚姻遷移流動在東西部之間的不平衡則將區域擠壓在相對中觀的層面上顯現出來。
四是東西部農村社會經濟分化是呈梯度的，不同梯級之間的婚姻匹配形成了競爭，并將婚姻競爭所出現的后果合理化和合法化了。下面我們將逐步分述之。
二、勞動力市場與勞動力遷移的東西差異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人口流動尤其是勞動力流動的逐步放開，全國性的勞動力市場逐步形成。隨之而來的是，大量農村勞動力流動進城，而主要又是從中西部地區農村流動進入東部地區城市和農村。
以中部地區的湖南和西部地區的貴州兩省為例。
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在2010年，湖南省總體人口遷出部分，遷往廣東省的人口占比最高，為65.18%，其次是浙江省，10.80%，占比第三及以后序位的省份與廣東和浙江形成了巨大落差，依次是上海（3.12%）、福建（2.98%）、江蘇（2.68%）；而總體遷入湖南的外省人口前六位占比依次為湖北（19.50%）、廣東（8.92%）、江西（8.27%）、貴州（6.53%）、河南（6.18%）、四川（6.05%）。這說明，從總體人口遷移的角度看，湖南遷出地主要是東部沿海省份，而遷入地前六序位的省份除了廣東外，其余5個省份中，有3個是中部地區省份，2個為西部地區省份。結合總體省際遷移人口數據測算，可以發現東西之間的差異和不對稱。如省際遷入湖南約69.91萬人，而省際遷出湖南的有700萬人。這意味著，遷往廣東的湖南人約455萬，而從廣東遷入湖南的僅6.22萬人；遷往浙江的湖南人約75.6萬，而從浙江遷往湖南的人僅3.7萬。按遷移原因劃分，務工經商屬于典型的勞動力遷移，其中，男性因這一原因遷移的占比為38.27%，女性占比為29.87%。盡管我們無法區分這些原因統計的人口數據的跨省流入或流出，但是從前述總量數據推算來看，湖南當然是勞動力向東部地區省份大量遷移的流出省，特別是遷移人口的年齡組主要聚集的年齡區間就是20—29歲段，這毫無疑問為婚姻遷移提供了相當于蓄水池的功能。
如果說湖南省的情況大體能反映出中部地區向東部沿海地區勞動力遷移的情況，那么貴州省的情況則可以充分表明西部地區向東部沿海地區遷移。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表明：在2010年，貴州流出省外的人口是717.81萬人，而流入貴州省的僅有76.33萬人。跨省流出的情況中，流向浙江、廣東、福建、江蘇、上海五個東部沿海省市的人口占比高達83.73%，流向浙江的占比為34.96%，流向廣東的占比為33.54%，第三序位的福建占比為8.83%，與湖南的情況相似，從第三序位往后的情況同樣存在斷崖式的落差，如果推算人口數據則可以表明，流往浙江的貴州人約241萬，而流往廣東的貴州人亦約241萬。反之，同一時期，從浙江流入貴州的僅3.1萬人，從廣東流入貴州的僅1.8萬人。兩相比較，東西之間的差距僅從總量而言就是斷崖式的。從性別結構看，在總量上，流入貴州的女性僅28.76萬人，而流入貴州的男性則有43.63萬人。從遷移原因方面看，務工經商這一勞動力資源流動的占比達35.01%。同樣，即使沒有區分流入或流出，從前述絕對數字都不難看出，對貴州而言，其實際情況當然是絕對意義上的凈流出狀態，這也同樣為東部沿海省份等流入地注入了婚姻資源的蓄水池。年復一年地從西部如貴州這類省份流出，即使是勞動力資源，也為東部沿海省份提供了勞動力之外的婚姻資源這類取之不竭的資源池。
更能進一步說明問題的是，上述流入中西部地區的突出特點是，湖南的流入地主要是長株潭，而貴州的流入地主要是貴陽和遵義。如果去除這幾個省域內的重要城市，其他不管是城市還是農村，對湖南和貴州這類中西部省份而言，幾乎都呈嚴重的凈流出狀態。
實際上，從田野調查的角度來看，不僅僅是在二、三產業層面出現大量中西部地區的勞動力資源大量向東部地區流動的情況，即使在第一產業中，也不乏出現有中西部地區的勞動力向東部地區流動的情況。早在2009年，筆者所在團隊在浙江省寧波市奉化農村調查發現，當地農村在發展苗木等農業特色產業的過程中，奉化本地農民從事苗木種植一線工作的反而不是那么多。相反，他們大多傾向于在農業生產中采用雇工的形式，以每天約120元的工價吸納和雇傭中西部地區農村的中青年農民到奉化一帶從事農業產業中的季節性務工。這種現象在全國都有一定的普遍性，例如上海郊區的農業生產，也主要依賴中西部地區農村農業勞動力的流入，上海的學者將這種務工形式區分于二、三產業的農民工進行提煉，并專門將這種形式的勞動力流動叫“農民農”。
所有這些都能充分說明，勞動力流動在東西之間存在著很大程度的不對稱。也即中西部地區向東部地區流入多，反過來則東部地區往中西部地區流入少，兩者之間的差值形成勞動力資源流動的東西鴻溝。勞動力資源自西向東的流動，不僅為東部地區的二、三產業帶來了充沛的勞動力資源，也相當于變相為東部地區儲備了婚姻資源。大量在東部地區務工的中西部女性，因為東部地區的就業等多方面的虹吸效應，而愿意通過婚姻遷移的形式轉移到東部地區定居生活。也正是因為勞動力遷移這一大前提的存在，才可以支撐婚姻市場和婚姻遷移的存在。
三、婚姻市場與婚姻遷移的東西差異
在勞動力市場形成全國性市場的同時，全國性的婚姻市場也隨之產生。當勞動力都無法自由遷徙的時候，婚姻流動也就具有很強的地域性。這也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不管是東部地區還是中西部地區，本地婚都是主要形式的原因所在。在那以前，也無所謂婚姻的地域偏好，因為其選擇空間本來就有限。當全國性的勞動力市場形成后，勞動力在自由流動的過程中，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隨之而來的婚姻資源的自由流動，大量跨省婚姻亦因之而開始興起。
與勞動力資源主要從西往東流動一樣，在婚姻市場中，也大致呈現出自西向東流動的傾向，且又尤其以中西部地區女性向東部地區婚遷為主。這種遷移的結果，不僅讓東部地區承接了大量勞動力資源從而帶動東部地區更加快速的發展，而且也為東部地區輸送了大量中西部地區嫁入的女性。雖然東西雙向都有流動，但總體而言，仍是自西向東流入為主，從而在勞動力流動的落差外，再形成一種東部與中西部的婚姻流動的落差，其表現也主要以女性流動的落差為主。因此，如果說性別結構失衡對婚姻產生擠壓的話，它并非在某一區域內部形成，或者說并不主要是在本區域內部形成的，而是在區域之間形成的。換言之，如果說性別結構失衡原來存在人口總性別比失衡、婚配性別比失衡以及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這三種情況的話，那么，對婚姻真正產生擠壓的是第四種性別結構的失衡，即跨區域之間的性別流動失衡。
我們同樣以中部地區的湖南省和西部地區的貴州省為例對此加以論證說明。
在湖南省，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揭示出，在年齡組方面，鄉村女性遷移人口20歲—29歲段占比高達38.17%，這無疑與婚姻遷移有很大關聯。其中，根據遷移原因具體劃分，湖南省2010年因為婚姻嫁娶遷移流動的女性占比為8.89%，男性為1.83%。與前述勞動力遷移數據相似的是，因為這個比例沒有區分跨省流出與流入，因此，對于流出的精確數字無法獲得。但是，我們可以據此推算：第一，根據總體數字來推算，國家統計局網站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中，戶口登記地在湖南而現住地在全國其他省份的共約722.9萬人，其中，男性401萬人，女性322萬人。第二，假定8.89%的水平對于流入與流出都是相同水準，那么因為婚遷而流出的湖南女性約30萬人，這個數字幾乎可以覆蓋從外省流入湖南的全部女性的數據。第三，我們以湖南流出到廣東和浙江這兩個大省的數據與外省因婚姻嫁娶流入廣東和浙江的情況做進一步對比論證說明。其中，因婚姻嫁娶從外省流入廣東的女性有14.56萬人，男性有1.25萬人；因婚姻嫁娶從外省流入浙江的女性有11.8萬人，男性為1.34萬人。同一時期，因為婚姻嫁娶流入湖南的女性有5.08萬人，男性為0.72萬人；因婚姻嫁娶流入貴州的女性為4.36萬人，男性為1.48萬人。通過這些數字對比，盡管我們無法得知到底有多少女性從湖南或貴州點對點地因為婚姻嫁娶遷移而流出到類似廣東、浙江這類東部沿海省份，但從絕對數字上可以看出，東部和中西部兩者之間存在顯著的東西差異和區域落差。且流入廣東和浙江的情況是比較均勻地分散在全省各地級市的，反之，流入湖南和貴州這類省份的則主要扎堆聚集在這些省域內的中心城市，如長株潭和貴陽、遵義等地。
能夠彌補上述宏觀數據缺陷的是，我們在田野調查中亦發現了這一機制的存在。其經驗證據是，我們在東部地區的浙江省諸暨市某村調查時發現，自20世紀90年代至今，該村共有來自于浙江省外的主要以中西部地區為主的外地媳婦108人，而該村30歲及以上仍未結婚的女性則有64人。反之，我們在西部地區的貴州省黔西南州的一個村調查時發現，該村有69個30歲以上的未婚男性光棍，有40多個已婚男性妻子跑掉或離婚后未能再婚的重返光棍，以及已經無法統計準確數據的大量該村女性外嫁到東部地區農村或鄰近的成都、重慶一帶的西部區域性中心城市和這些區域性中心城市邊緣帶農村的情況。在中部地區的湖南省東北某村調查時亦發現，戶籍人口1000人左右的村莊，30歲以上的光棍有約50人，與之同時，該村歷年外嫁到東部外省的女性不少于100人。由此，能夠比較充分地證明，婚姻資源的流動同樣存在明顯的東西差異，在中西部與東部之間存在非常大的區域落差。
四、社會分層的東西差異與婚配難題
目前的婚配難題主要表現在大齡未婚這個指標上。以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長表數據推算，2020年30歲及以上的未婚男性約3000萬人，30歲及以上的未婚女性約1000萬人。近4000萬30歲及以上大齡未婚人口的成婚困難需要獲得一定的理論解釋。東西差異下勞動力與婚姻資源兩種形式自西向東的遷移形成了婚姻匹配的區域落差，這種區域擠壓格局的形成還需要獲得進一步的本地化的理解。從我們的調查經驗來看，主要是東西部各自的經濟分化與社會分層將婚姻匹配的落差長期合理化了。
為了從理論邏輯的角度敘述方便的需要，本文并不打算運用特別具體的分層指標以及精確的分層數據來對這個問題做精準論證。無論是東部地區農村，還是中西部地區農村，均可以從經濟分化的角度粗略地分成三個層級來進行討論。每一個層級都有與之大致對應的婚姻消費水平，并在不同層級之間形成婚姻消費的競爭。
以當前的農戶收入水平來衡量，在東部地區農村，上層占比約10%，這個10%同時也表明這一層級的農戶家庭，其收入普遍在當地村域或鎮域內前10%。中層占比約60%，屬于龐大的東部農村的中等收入農戶群體。剩下約30%位于當地的下層，總體而言，即使是當地的下層，除了極少數農戶家庭因為天災人禍等不可避免的因素而接近貧困外，下層中的大多數農戶均屬于溫飽有余小康不足的范圍。如果對照浙江地區部分農村來說，上層的年收入水平大致在50萬元以上，其中不乏有上百萬甚至家產過億的富裕群體。中層的年收入水平普遍在20萬—30萬元。下層普遍在年收入10萬元以下。顯然，在這里，我們所說的分層不屬于連續的特征，相反，農戶收入水平具有一些學者所說的斷裂的特征，或者說農戶收入具有扎堆的堆積的特征。
同樣，在中西部地區農村，我們也可以粗略地將農戶基于經濟分化而劃分成上、中、下三個層級。其上層占比仍然是較少的，約10%，中層占比沒有東部地區那么多，約50%，余者約40%都屬于下層。在收入水平上，中西部地區農村的上層農戶年收入約在20萬元以上，中層農戶群體年收入普遍在6萬—10萬元，余者約40%的下層農戶群體年收入普遍在5萬元以下，而這當中年收入在2萬元以下的農戶，基本上都屬于此前精準扶貧中的建檔立卡戶。
還需要進一步交代的是，本文所說的農戶一般而言都是指父子兩代的代際團結戶，也即我們在計算農戶收入時，實際上是指父代的收入加子代的收入。通常而言，他們均具有“半工半耕”的特征，即子代務工或經商，父代中要么全部務農，要么父代中夫妻雙方有一方務工而另一方務農。總之，能將家庭收入最大化的家庭分工模式，就是這種代際團結戶的最重要的特征。而這與通常統計學上所計算的“戶”是有差異的。“代際團結戶”在過去很長時間以來包括在當下乃至未來很長一段時期內，都會是合力應對婚姻消費競爭的有效家庭結構模式。
在2012年以前，婚姻消費主要體現在彩禮、三金、汽車等消費品和在村建房或翻新舊房上。而在近十年尤其是2017年以來，彩禮、三金和汽車等消費品除了標準上升外，類別基本保持不變，變化最大的則是必須在縣城或至少鄉鎮集鎮中心購買一套商品房。
婚姻消費的平均標準主要是根據中層農戶的平均水平約定俗成的，而引領婚姻消費競爭的則是上層農戶，對下層農戶而言，他們一般既不可能引領婚姻消費，也無法形成婚姻消費的平均水平。這個邏輯無論是對東部農村還是對中西部農村來說都是普遍適用的。正因如此，我們在田野調查中發現，不管是在東部農村還是中西部農村，各自區域內部的村莊或鎮域范圍內，上層都在通過各種炫耀性婚姻消費來構建他們婚姻幸福的合法性，而中層除了盡可能達到自己所在層級的平均水平，以盡可能順利成婚外，還特別向往向上層流動。
就目前水平而言，彩禮在東部地區農村普遍在20萬—30萬元，如浙江諸暨、上虞一帶普遍在28.8萬元，汽車水平是在15萬—30萬元，三金約三四萬元，一套90平米—120平米的房子，價格為150萬元以上，部分地區如江西鷹潭一帶的彩禮甚至需要在20萬元以上，三金、汽車消費略低于東部地區。而商品房的購買，面積均是差不多的，中西部地區縣城的房價目前約為東部地區農村縣城房價的50%—60%。也即是說，即使是中西部農村農戶，結婚買房的花費也得在80萬—100萬元。
一方面，從總體而言，中國農村的婚姻匹配大致仍然遵循男高女低的梯度原則，中層農戶中的女性除了在層級內部循環外，仍然嘗試通過婚姻進入上層，而很少愿意下嫁到下層。從另一方面來說，上層因為其層級內部的農戶數量本來就少，他們的婚姻也是相對封閉的，對中下層向上流動的可能最多也就是打開一條“縫隙”，而非破開一個“口子”，于他們而言，婚姻締結除了愛情本身外，還涉及財產分割乃至轉移的風險問題。這對東部和中西部地區農村都是適用的，其差別只是在涉及金錢數額的絕對值上。但是，上層的“縫隙”卻給了中層乃至下層“口子”的想象。最終的結果卻是，在中層有女性被剩下，而在下層則是男性被剩下。
然而，在經驗層面，我們之所以看到東部地區剩下的大齡未婚女性比較多，而中西部地區則是男性比較多的現象，其機制就在于東西之間的區域擠壓。從層級上看，中西部地區的上層接近東部地區的中層，而中西部地區的中層則接近東部地區的下層。所以，在全國的結構里面，無論是從勞動力資源流動，還是婚姻資源流動，東部地區的下層在全國范圍內大致就處于中層水平，而中西部地區的下層就屬于底層了。也因此，中西部地區的中上層家庭的女性通過婚姻遷移的渠道愿意嫁入東部地區的中下層，這一方面稀釋了東部地區下層在本地婚姻中有可能成為光棍的男子的成婚困難，另一方面則填充了東部地區中下層中的女性資源，反而使得當地中下層女性過剩。這也是為什么在經驗當中能發現，東部地區大齡未婚女性比較多。當然，如此一來，中西部地區位于全國底層的家庭，其男性成婚就會非常困難了，這也是為什么當前中西部地區農村多光棍的原因。可以說，區域擠壓正是其中的關鍵所在。
五、結語
本文的基本結論是，在東西差異下，基于東西部農村同樣的經濟分化和社會分層機制，透過婚姻消費的微觀作用，這既包括直接的結婚時的消費，以及間接的對婚后生活如子女教育等預期消費的提前兌現，尤其是在商品房購買的需求上，使得不同層級之間形成了激烈的婚姻競爭。東中西區域內部以村域、鎮域乃至縣域為基礎的本地婚，在當地的婚姻匹配的競爭下，基于傳統男高女低的婚姻匹配的梯度原則，從邏輯結構上，本應均出現中層多大齡未婚女性而下層多大齡未婚男性的現象，然而，在全國性的勞動力市場和婚姻市場開放后，東中西區域之間的層級結構是被打通的，最終，中西部地區的中上層女性可以與東部地區的中下層男性發生婚姻匹配，從而將大齡未婚女性剩在東部地區的中層，而將大齡未婚男性剩在中西部地區農村的底層。從理論意義上來看，本文所討論的這一東西差異下的區域擠壓機制，有別于主流的基于性別比失衡尤其是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的婚姻擠壓視角的分析，這對于更為深刻地理解當前我國農村婚配難題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同時，在東西差異下，從區域擠壓的角度理解東部和中西部農村婚配難題的形成也具有現實層面的政策意義。在當前國家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背景下，近4000萬的大齡未婚男女的存在會對生育構成客觀的潛在擠壓。因此，一定程度上來說，在這一龐大群體中，哪怕能解決1000萬左右的婚姻匹配難題，逐年累加，對于增加生育人口也是有積極意義的。然而，要解決這一問題，單純從原有的諸如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調的角度進行治理，其政策效果顯然是會比較有限的。其理由在于，只要東部地區對中西部地區的區域擠壓問題不能得到解決，即使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甚至假定女性人口會超過男性人口，其后果也不會是婚配難題的自動解決，反而會出現大齡未婚女性和大齡未婚男性兩端同時增多的悖論性局面。只有中西部地區經濟社會發展起來了，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縣域內能吸納大量本地勞動力時，東西之間的差異才會逐步縮小，尤其是女性勞動力資源的回遷，會間接帶動婚姻資源的回遷。也就是說，讓當前自西向東流動的局面逐步轉變為自東向西反向流動，并持續一段時間后，逐步達成東西之間的相對平衡。如此一來，無論是東部地區的大齡未婚女性婚配難題，還是中西部地區大齡未婚男性婚配難題，都會隨之大幅度地得到緩解。要達到這一目標，中西部地區的省份應抓住東部地區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制造業內遷的機遇，大力培育和發展縣域經濟，重構中西部地區縣域勞動力市場結構與婚姻市場結構，將人財物盡可能留在中西部省份的縣域之內。國家也應在戰略層面給予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與發展縣域經濟更多的政策扶持。反之，當前各種治理出生性別比失調的政策措施，或治理所謂高額彩禮的措施，都只能在微觀層面起到一定的作用，因為這些微觀措施在東西差異下都無法扭轉區域擠壓這一機制，因而無法在宏觀層面從根本上解決我國農村的婚配難題。
（作者系社會學博士，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來源：《理論月刊》202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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