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在農村調研過程中，我經常遇到一件讓人困惑卻欲擺不能的問題，那就是喝酒！本人除了愛好讀書外，幾乎沒有其他更多的愛好，特別是既不喜歡抽煙，也不喜歡喝酒，當然也不喜歡打牌。不過，在工作中，我堅持不抽煙、不打牌倒還容易做得到，但要始終堅持不喝酒，就讓人犯愁了。多少年來，我在跟隨領導到農村調研中，曾發生過很多次因喝酒問題而產生的一些不愉快，使我記憶猶新，也讓我不斷反思。
一次，我隨著領導下鄉調研，用餐時，當地鄉村干部非常熱情，盛情款待，自然要喝酒。我堅持不喝，這使領導感到不太高興，整個餐桌氣氛也欠佳。領導批評我說“不喝酒就做不好農村工作”！又一次，我隨領導下鄉調研，用餐時，我吸取教訓沒有固執堅持不喝，而是被動應付地喝，該喝的也喝了，但這次讓人不高興的是我自己。雖然餐桌上有了喝酒的氣氛，我內心卻在不斷地質疑，難道“不喝酒就做不好農村工作嗎？”后來的一次，我隨領導下鄉調研，用餐時，我為了照顧領導面子，也為了自己不被看成異類，就順著領導愛喝酒的習性，積極與單位領導配合，主動與農村基層干部打成一片，全面融入到喝酒熱潮之中，整個酒席掀起了一個又一個興奮的高潮。這次餐桌上的氣氛熱烈而友好，大家酒足飯飽之后，似乎什么工作都不在話下。
1990年代以來，社會上就流傳這樣的段子：“工作就是開會，管理就是收費，下鄉就要喝醉。”我曾經在湖南西部某縣工作，也經常遇到下鄉喝酒之事。下鄉喝酒幾乎成了黨員領導干部一項必修的基本功。似乎誰的酒量大，誰的能力就強，誰就最適合做農村工作。長期以來我都在不斷反問：難道下鄉喝酒是做好農村工作的宿命？
下鄉與喝酒，這事兒讓我思考了很久很久。為什么說不喝酒就做不好農村工作？做好農村工作就要以酒開路？雖然我國農民有熱情好客、以酒相待的優良傳統，但當傳統的酒文化遇上當代的公款大吃大喝之風，喝酒就嚴重變味了。我們下鄉調研工作時，絕大多數情況是與區縣、鄉鎮和村干部喝酒，很少有到農民家里與農民喝酒、喝農民的酒。同時，我們喝的酒又都是公款消費，大吃大喝，浪費驚人。下鄉喝酒這種風氣，我感到主要是1990年代以來官場政治生態急劇變化的具體體現。
一是大吃大喝的官場風氣。長期以來，官場上的大吃大喝屢禁不止。特別是1990年代加快市場化改革以來，公款大吃大喝不正之風更是泛濫成災。有一首順口溜相當流行：“革命的小酒天天醉，喝壞了黨風喝壞了胃，喝得老婆背靠背，老婆去找紀檢會，紀委書記說：有酒不喝也不對，我們也是天天醉。”這首順口溜非常生動形象地揭示了公款大吃大喝的惡性循環，似乎人人都身在官場、身不由己。
二是嚴重扭曲的工作作風。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是黨的三大優良作風。但一段時期以來，黨的三大優良作風被異化為理論聯系實惠、密切聯系領導、表揚與自我表揚。特別是有的地方和部門不是真心實意地去解決農民群眾面臨的實際問題，而是千方百計地迎合領導、誠心誠意地去滿足領導干部需要的各種欲望。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變成了一心一意為領導服務的行動。走上層路線取代了走群眾路線。下級政府在上級政府所在城市設立常駐機構，全國各級政府、各個部門都在首都設立駐京辦，這種中國特色現象就是明證。一段時期來，各級各部門就把如何接待好上級領導作為執政水平高不高、履職能力強不強、工作作風好不好的重要標準。公款吃喝就成為密切聯系領導的有效方式。各級各部門利用公款吃喝方式，廣泛編織錯綜復雜的腐敗關系網絡。
三是不受制約的權力任性。在人類文明進化的歷史中，有三次跨躍式的馴服，一是人類社會實現了對動物的馴服，二是人類社會實現了對老百姓的馴服，三是人類社會實現對統治者的馴服。當人類社會實現了前兩次馴服后，人們發現當權者濫用權力是對社會公義和百姓權利的更大危害。為什么各級各部門熱衷于公款大吃大喝、能夠公款大吃大喝?因為各級領導干部手中都多多少少掌握著公共權力，具備大吃大喝的條件和資源。同時，由于掌握權力的領導干部既缺乏對權力的有效制約和監督，又缺乏基本的政治倫理和公私界線，因而能夠帶領甚至強制下屬參與到大吃大喝的行列中來，將整個官場變成了一個同流合污的大染缸。長期以來，領導干部有權就任性，既無所顧及地在公共領域頤指氣使，又堂而皇之地在私人領域強人所難，從而造成了整個官場風氣的敗壞和社會道德的淪喪。
我認為做好農村工作與喝不喝酒沒有必然的聯系。做好農村工作，關鍵在于深入調查研究，了解農村實情，關懷民生疾苦，解決實際問題，真心為民辦實事。以前，我的這種看法似乎沒有正當性，在潛規則盛行的地方行不通。黨的十八大以來，通過強力“反四風”，官場大吃大喝的風氣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觀。應該說，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不喝酒與做好農村工作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
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自然生態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態也要山清水秀。”把做好農村工作與大吃大喝掛上鉤，完全是權力任性的體現，是政治生態惡化的結果。做好農村工作，根本不在于干部是不是喝酒、能不能喝酒、能喝多少酒，而在于各級領導干部是否真正服務百姓，是否真正維護和發展農民權益，是否真正提供基本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必須從根本上改變“權大于法”的人治思想，破除“官本位”觀念，切實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以法治馴服公權力，根治“有權就任性”，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城市化》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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