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國當代鄉村建設實踐為例
日益“時尚化”的生態議題絕不是少數人制造出來的末日預言，它是真實發生在我們身邊的普遍現實，也作為當代鄉村建設相比歷史實踐所新增的內容與角度。對于國家來說，它意味著能源緊張、環境污染、物種急劇減少；對于農民來說，它意味著自己及后代是否有田可種（土地板結），是否有水可澆（水位下降并污染），是否還能種的起地（種子、農資、灌溉成本增加）等問題。而對于城市消費者來說，它意味著是否還有可能讓自己和家人吃到真正健康的安全食品。
正如汪暉（2008）所指：“生態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生態問題，而是整個發展模式的問題”。其表現出的問題和危機與現代化依靠轉嫁“成本”才得以實現的普遍邏輯與整體困境有著內在相關。因此，生態可持續既是當代鄉村建設新的工作內容與面向，更是鄉村建設結合其它工作進行深入思考的重要角度。所以，鄉村建設必須討論生態與可持續議題，但需要結合以更廣闊的視野。下文將結合筆者所參與的實際案例展開分析。
1、毛驢、牛及其它
2005年春天，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內部有一場非常激烈的爭論，前后討論半個多月，為是否要養一頭毛驢。
支持者認為：牲畜曾經在鄉村扮演著重要角色，農耕的歷史其實也是畜耕的歷史。由于石油農業與化學農業的到來，那些世代和農夫一起耕耘了幾千年的牲口從土地里“解脫”了出來，農業也似乎獲得前所未有的大豐收。
但短短的幾十年，各種蓄力牲畜（牛、毛驢、騾子等）迅速地從田野里消失，特別是在已經高度機械化的華北平原。與之相伴，在農村掌握駕御牲畜技術的農夫也日益減少。既然鄉建學院需要發展生態農業，畜力的使用與相關反思自然是很重要的方面，它既可為學院翻耕農地提供不依賴石油的持續動力，也不會有其它污染。又因鄉建學院是公眾教育平臺，一頭活驢可成為當前能源與生態危機下思考另類出路的好教材，也是探索實踐“生態技術”與思考“生態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反對者認為：養驢是一種倒退，石油怎么會沒有呢？農民都已經不養驢了，我們這些剛剛下鄉的“秀才” 是不是太“浪漫”了？想開時代倒車？如果真的想演示毛驢在傳統農耕中的角色與作用，拍成照片或錄像即可。而且養驢成本很高，如此是否過于極端，把可持續理念僵化……，它也一定會遭受外界的普遍攻擊，況且略有耳聞的村民已經在暗暗嘲笑我們“傻、落后，不求上進”了。
雙方爭持不下，更多村民得知后，意料之中地表示了非常強烈的不解與反對。最后，不得已之下由溫鐵軍院長的妻子個人出錢認養，并對其擁有“教授”的命名權，才平息了這場風波 。
從此以后，這頭頗具爭議的毛驢“教授”一方面勤勤懇懇地為清理校園搬磚拉瓦，在拖拉機進不去的地方翻耕土地，更顯優勢的實踐著生態農業所倡導的多樣化種植。另一方面，也繼續成為一個飽受議論的“活教材”，很多在都市中呆膩了的參觀者，或新奇或嘲諷的觀看并評說著，連同那些召回毛驢的青年志愿者們。
2010年的又一個春天，我們把這頭飽受爭議的“毛驢教授”迎接到受其啟發并以之為名而辦起的小毛驢市民農園。但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經告別畜力的北京郊區農場里，這頭毛驢更加寂寞甚至生存艱難——既因周圍很難找到同類伙伴，它的大小疾病更難獲得應有的治療。
有過較多接觸的小毛驢市民農園工作人員和志愿者都對“毛驢教授”的困境與難處有所認識，而類似尷尬還發生在同樣有著悠久農耕文明的鄰國印度，從“圣牛”到“瘋牛”的例子揭示了發展中國家傳統農業的普遍宿命。
牛，在印度被認為是圣牛，是印度文化的象征，并且還有宗教的情感在里面。“印度牛不需要與人爭奪食物，而且還提供有機肥，印度村莊所需能量的三分之二來自8000萬頭牛的牛糞燃料。然而，這個以對牛的全面利用為基礎的可持續生態系統，卻在效率和發展的名義下解體”（范達娜·席瓦，2006:75）。
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包括肯德基在內的跨國公司在長期以素食為主要飲食習慣的印度進行了各種宣傳 ——肉食營養好，更容易讓人聰明，雖然深受瘋牛病沖擊的歐洲已經大大減少了肉類的使用。于是印度人的飲食習慣也逐漸發生變化，增長的需求相應被創造出來，越來越多的資源和土地被用來種植飼料，越來越多的“圣牛”被送進了屠宰場，而原來提供“畜力、有機肥、燃料”等多功能的“圣牛”被簡化為牛奶或牛肉生產工具。同時由于這些利用功能單一，以及由分散到規模化的養殖方式轉變，也使牛的種類和相關就業機會明顯減少。類似變化在范達娜·席瓦（2006:94）看來：“正使隱喻著生態文明的印度‘圣牛’變成了隱喻著工業文明的‘瘋牛’”。
毛驢和牛不僅作為物質性的存在，其作為自給自足傳統農耕文明的一個縮影，同樣還以特定的位置處于一整套“正向運動”參照下的“意義系統”中：慢（低效率）、麻煩（日常需看護）、風險（生病或死亡）、低技術含量、不衛生、落后……。總之，不符合現代農業的產業化與規模化方向，但它們無疑都只是相對于工業文明與現代社會之坐標，如果轉化為以農業文明或生態文明為坐標，很多情況可能會有所不同。除“生產/生活/生態”不應割裂對待外，象征“落后”的毛驢和牛實際也是可持續和生態循環的象征，其帶出了傳統農業的重要原理——善于巧妙安排和利用不同生物的共生互養關系。而從物質再生產過程看，傳統農業和現代農業的重要區別在于：前者主要使用人畜力、比較簡陋的農具和農家肥，屬內循環。后者大量使用機械、電力、化肥、農藥，屬外循環 。“正是這種外部投入，現代農業才可能大幅度提高產量和勞動生產率，但由此導致其自我穩定功能大大降低，在自然和社會兩個方面都喪失了可持續能力”（魯靜芳、左停、茍天來，2008：17－19）。中國科學院石元春院士也因此指出（2006）：“現代農業更加開放，開始進入了一個更大的循環系統，但其帶來的結果是：高投入、高產出、高成本和高資源環境代價”。
無論是中國的毛驢還是印度的“圣牛”，自然都不是孤立性的存在，它們背后是一整套的做法、文化與價值。當我們屏蔽了所有的這些，在承載它們的生活方式、社會基礎與認識坐標不復存在的條件下，抽象意義上的毛驢和牛——除食用價值外，就像動物園里的其它動物一樣，只具備有物種或某些懷舊價值，當再度被強行拉入我們的眼前，自然顯示出渾身上下的不協調。
與拖拉機取代耕畜同時出現的，還有化肥、良種、農藥、除草劑、大規模單一種植等，它們都被歸類于一個很好聽的變革——“綠色革命”。然而“綠色革命”其實并不綠，也沒有真正解決糧食生產問題 ，其高產的定義僅基于狹隘的效益觀與嚴格的排他性。全面采用依賴石油的“綠色革命”不僅直接參與著全球氣候的變化，它更以勝利者的姿態與優越感，深刻的摧毀著大部分農業人口相對“低碳”的傳統生活方式，并實際聯系著十分重要的經濟利益與“冷戰”政治脈絡（J．托德，1983：106；樂鋼，2000：228-229；馬格林，2001：280；徐國偉，2003:34-39；范達娜·席瓦，2006:9；阿圖羅·埃斯科瓦爾，2011：184-185）。
正是在“豐收”的名義下，始終由發達國家操控著的“綠色革命”一方面在那些渴盼著與世界接軌的廣大前殖民地或發展中國家所向披靡，并深刻的影響著這些國家的種植結構與耕種模式——“綠色革命”影響下使用農藥化肥正成為當下農民理所當然的新常識。讓農民重新相信不用農藥化肥也可以種出東西，已經日益困難。另一方面，數十年來與“綠色革命”所衍生相關投入品和產出品的加工、貿易、技術、宣傳媒介等產業資本已經在這種生產方式之中形成了復雜的利益關系，不可避免地對其后的發展與制度變遷形成一定的路徑依賴，各種利益集團及其代表都不大可能為生態文明和人類的可持續發展讓出眼前利益（溫鐵軍，董筱丹，石嫣，2010）。
所以，只有將毛驢和牛置于歷史性脈絡與結合起政治經濟與文化的整體性視野下，才能準確的加以理解。與其說僅是毛驢和牛們的尷尬，不如說是我們自己的實際處境，更是當代社會文化脈絡下恢復傳統農耕及嘗試更為根本的去思考與鄉建實踐所面對的深層困境。
2、農民的選擇？
科技發展日新月異，農民的選擇卻不斷減少。但越來越多人仍然堅持認為“綠色革命”與化學農業的“勝利”是農民自己的意愿和選擇，正是他們“用腳投票”的結果。否則，當初毛驢之爭中，為何是與毛驢最有感情的農民會成為最大的反對力量？
然而這種農民“自動”淘汰毛驢的說法首先抽離了中國上世紀50年代國家工業化這一重要的歷史背景，在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的基本國情限制下，讓小農放棄靈活的牲畜而自動選擇農機無疑非常困難，但因朝鮮戰爭與“國防需要”，在接手蘇聯援助全套重工業生產線的特殊條件下，利用農業合作化自上而下進行農機化推廣，本身就和統購統銷及人民合作社體制一樣，都是特殊時期的“國家戰略需要” 。同時，人民公社這一特殊體制依靠組織的力量，也代為承擔了新技術推廣應用中的較大風險，改變了傳統小農面對新技術時的謹慎與保守 ，使得“許多新的農業技術通過人民公社的一次次會議引進了自然村落”（張樂天，2005：232）。
在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舉辦的農業交流會上，全國各地的老農回憶了農藥、化肥的推廣過程：最初老百姓是排斥這些東西的，它們刺鼻的氣味使農民覺得這些是對生命有害（后來事實證明正是如此），然而政府強行把這些東西“扔”到農民的土地上，因為只有這些代表著“進步”與農業“現代化”。在當前的新條件下，雖然很多農民也意識到農藥化肥本身的問題，但農民依然選擇它們，因為他們有著更精確的計算：如果減少化學投入，則不僅需花費更多時間和勞力，而且還需更多的現金成本 ，在當前更大外部環境與參照坐標不發生改變的情況下，實踐有機農耕反而對農民來說意味著高風險 、低回報和低競爭力 。
這種整體的悖論性困境 ，不僅存在于中國。在印度學者帕沙·查特吉（2007：196）看來：“過去三十年中，隨著國家作用的深化，全球范圍內后殖民國家中政府技術的不斷傳播意味著政府對于農業群體而言不再是一個外部的個體。負責教育、健康服務、食品、道路、水電、農業技術、緊急救援和其他各種福利服務的政府機構已經深入到農民的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是，它不是一般的滲透，其更結合著價值、觀點等文化要素而表現出某種強勢的霸權性（Hegemony）力量。正如研究者所指，石油農業的主導性力量體現在——“雖然全球范圍內絕對意義上的機械化、石油化和化學化農業可能只有3%，但這種數量上的少數卻可以成為全球范式，成為包括中國在內諸多后發國家模仿的對象 ”（周立，2010：25）。因此，農業改革并不是出于農業自身的意愿，對于現代農業技術革命的需求，而更多是出自資本的需求，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現代農業的秘密就是用資本取代土地和勞動力”（呂新雨，2008：127）。
面對生產要素市場化、人才城市化和資本全球化的多重壓力，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體前途不明（何慧麗、古學斌等，2009：5）。我們自然不應“歸罪”于中國農民采取不適當的農業生產方式，而更需體認“兩害相交取其輕”下農民的無奈 。況且這些選擇顯然不發生于孤立狀態下，它們多重受制于主流的文化、社會與經濟結構。
首先，在全面都市化浪潮影響與參照下，農耕漸漸剝離了原來豐富存在的生活方式功能與意涵 ，而窄化為純粹的物質生產。在這樣的脈絡與背景下，農村經歷著不同程度的分裂——它為我們提供基本的食物來源，但城市才能滿足我們“欲望化”的需要；它可能是我們生產的地方，但卻不是我們期待著的生活樂土；它是將來不再年輕力壯者和競爭失敗者們不得不回來的歸宿，但城市才是他們年輕時的向往；它可能是我們的“童年”和“老年” ，但城市才是我們的“青年”。總之，曾經高度統一的生產和生活、生產和消費都不同程度地分離并分裂著。“身土不二” 似乎成為高速發展進程中不乏浪漫但卻略顯奢侈和無實際可能的生活狀態 。這些都不同程度的導致農民的整體性認同危機，由之引起他們對于自己傳統技能和鄉村文化信心上的喪失，對于鄉村前途的迷惘與失落都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傳統生態技術作為某種意義上的“技藝”，其存在于各種關系網絡中，同時嵌入在廣泛的社群、宗教與知識論的領域和語境中（馬格林，2001：308；丹尼爾·A·科爾曼，2006：20-21）。但伴隨著農業商業化的出現，由于失去了與社區和熟悉語境的整體性關聯，農民所知變的越來越零碎，“農民的知識被吸納到一個更強大、更理性化的話語里，受到關于新技術和新目標的資訊和規勸之框限”，同時被編入一張由狹義的技術性資訊所織成的天衣無縫大網，當中農民“已知的”、“不太清楚”和“不懂得”的界限越益模糊。“鄉土社群自身的知識論結構因此而被視為落伍，這與分割了的技術和環境，以及社會和經濟分層的知識剛好相符，它強化了鄉村地區的不平等和支配性的結構”（阿柏杜雷，2001：209、215-216、234）。
由此可見，借農民選擇之名進一步邊緣農民，并將復雜脈絡簡化和單一化，既造成身處現代化進程的農民們從“被代言”到“失語”這一基本現實，更使得鄉村建設這樣嘗試在主流中突圍的“另類”實踐空間有限。
3、生態建筑的“力”與“困”
自2004年始，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一直在嘗試大眾的、從生產領域開始的、農民可以參與的生態實踐，也可說是一種從源頭開始的可持續生產與生活。在臺灣建筑師謝英俊 的推動下，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2005年成立了生態建筑工作室。所試驗推廣的鄉村生態建筑正是基于農民廣泛的基本需求與可持續發展這一基本原則。一方面，因地制宜的使用可回收再利用或農民可自己生產或就地取材 的建筑材料，如木、草、土，減少建筑垃圾及加工、運輸過程中的能源消耗，同時因這些材料（木、草等）使用之前都需生長，其過程本身就因吸收二氧化碳而對環境有利。另一方面，發揮這些天然建筑材料的優勢，結合各地傳統智慧與現代建筑科學，真正蓋出居住舒適的房子，比如采用保溫的草土墻體、高效節能炕等。在這一過程中，還將建筑知識平民化、使用簡單工具與技術，以便于普通農民的學習和掌握，以此形成在地化的自主營建體系，使之成為當地社區生態建筑的建造者和推廣者。立足這些基礎，進一步發育出“在地”能夠獨立發展與自我服務的合作組織，有效引導農村剩余勞動力參與協作?
除便宜外，房子的結構功能還需能夠滿足村民的生活生產需求。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農村所能找到的一切資源都可能用來建造房子。謝英俊曾說道：“沒木頭，用石頭；沒石頭，用泥土；沒泥土，那就竹子；竹子也沒，秸稈你總有吧”（轉引自王雯婷，2012）。這是生態建筑的材料觀。其所經常采用的另一類“輕鋼”材料抗震性好，但造價高昂。謝英俊通過10年試驗簡化了該結構，使其變得可預置、開放性、組裝簡易、空間靈活，所有銜接處均采用螺栓固定，讓村民不請專業施工隊也能夠把房子蓋起。正是完全不設門檻的建房技術，材料充分本地化后可降低的成本支出，讓生態建筑與其他農房相比具有獨特的優勢 。
但其推廣卻在現實中“遭遇”到許多阻力與困難，筆者認為首先是來自于以現代都市美學為導向的特定“意義系統”。面對已經被強勢傳媒和房地產廣告深刻影響過的村民，無論是河北定州翟城村還是河南蘭考賀村，生態建筑都不同程度面對著理念與文化層面上的挑戰。一篇題為《蘭考合作建設生態房的理想與現實》的通訊，生動記錄了當地農民對待生態房的兩極化態度：“有人覺得加入合作社協助蓋房的方法不錯，有人覺得問題多多——已經參與蓋房劉建忠妻子門鳳枝指著對門鄰居家貼著花花綠綠瓷磚的小樓一臉的羨慕，蓋個房子不就是圖氣魄漂亮嗎？這房子像個啥？將來娃子相媳婦都難” 。這個理由和河北定州翟城村某戶準備推廣的村民如出一轍，雖然她擔心因此娶不上媳婦的兒子當時還只在上小學。原因為何？她們同樣都認為這個房子用的材料太“土”，雖然她也承認土墻冬暖夏涼。可見“土”的擔心不是來自實用角度，也不是技術層面的問題，而是在現代和城市雙重坐標參照下，大眾傳媒參與重構后反觀的產物。
除此以外，生態建筑工作室于2004年暑期在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修建的尿糞分離式生態廁所在推廣中同樣遭遇“責難”。之所以選擇廁所作為鄉村生態建筑的切入點，因為它是一個十分關鍵但卻常被忽略的世界性議題 ——農村中的人畜糞便本是生態農業中的重要肥料，但當前我國肥料投入中只有約35%來自有機肥（國仁城鄉（北京）科技發展中心生態農業工作室，2009：25）。即使我們無需將其轉化為肥料，只要未進行一定處理，這些人畜糞便不僅會造成農村居住環境的臟、亂、差，并已日益成為病菌傳播、影響農村生活質量的重要原因 。但我們是否有條件在農村地區全面推廣“衛生的”抽水馬桶呢？且不說它將損失大量有機肥料，僅使用大量水 這一高耗能處理前提就讓很多缺水的農村地區沒有推廣的任何可能性。
正是基于這一兩難困境，鄉建學院修建了尿糞分離式生態廁所并進行了推廣。該廁所嚴格實行尿糞分離，既確保糞便干燥而減少臭味，加草木灰等無害化處理后可直接還田，節水與改進衛生條件兩不誤。廁所建設則充分利用本地可回收的生態建筑材料（草、土、柳條），相比磚及水泥的制造過程所要消耗能源并釋放大量二氧化碳來說，這些來自本土的天然材料在生產過程中能夠固定二氧化碳 。通過“減量化——只處理必須處理的糞便；無害化——處理掉污染環境與危害人體健康的有害病菌；資源化——自然能源與糞肥的循環應用，減少化肥的施用量；節水——少用或幾乎不用水（國仁城鄉（北京）科技發展中心生態農業工作室，2009：29）”，小小一個生態廁所，多角度的體現了生態可持續理念。
然而很多人卻認為這樣的工作無足輕重，甚至有長期參與社會運動的朋友在網上稱這一舉動是對翟城的“文化侵略”，其他響應者干脆建議將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更名為“晏陽初鄉村廁所學院”（國仁城鄉（北京）科技發展中心生態農業工作室，2009：57）。
這種不屑與污名化所體現的日常生活盲點，恰好說明主流社會的影響已不受覺察的滲透進以“反主流”為目標和旨趣的主流社會運動中：既因其在物質層面上不帶任何反思的接受“馬桶”這一包含著復雜文化經濟生態脈絡的“產品”，更由于其準備通過“反抗”所努力爭取美好生活的主流“想象”——只是以都市化和西方化為參照并以中產階級趣味為導向，而馬桶“崇拜”背后對現代“潔凈”觀念的不言自明則是其合理延伸。正是這種看似“就廁所論廁所”的“去脈絡”處理和來自主流文化的定見，遮蔽了鄉土社會及各種來自生態等限制的因素，強化了我們對“三農”的“偏見”，進一步影響了農民對“好生活”的標準與定義。
除以上來自一般公眾文化觀念的“偏見/定見”外，這些“另類”實踐還直接“遭遇”著更多利益上的挑戰與政治經濟因素的其它影響。比如強調農民在建材、技術開發等方面需“自主、獨立”的生態建筑一開始就面對來自各利益相關方或大或小的阻力，其中包括：建筑材料供應商、“城市中心”的建筑知識生產者、追求“樣板化/小區化”農村建筑規劃部門……，迫使生態建筑最后在河北終止 的主要原因則是其被指認為“非法建筑”的“審批權”與“專業資質” 。專業主義下的類似門檻作為一種商品化及“去社區信任”產物，符合已有的固化利益結構，排斥著成為潛在技術開發者與改進者（土發明，工匠）的可能存在，維護和繼續著技術的日益壟斷與神秘化，更壓縮了“另類”與弱勢群體進行創造性實踐的有限空間。
4、小結
通過以當代中國鄉村建設實踐為案例所進行微觀與宏觀相結合的分析，筆者認為：面對當代社會，“生態/可持續”一方面作為鄉村建設的主要工作內容、重要特征與全新視角，內在體現著鄉村建設的基本思想與原則。另一方面，生態問題不僅是生態自身的問題，我們既不可在不處理整體脈絡情況下抽象的談生態或可持續，也不可能僅在技術層面上孤立的進行相關實踐。
鄉村建設推動的生態實踐絕不僅是拘于“二元對立”陷阱下的簡單回歸，而是批判中的新建構。鄉村建設在進行與生態相關實踐中所出現的困境，也需回到具體而又復雜的歷史脈絡中，重新連接文化、政治、經濟等緯度，在社區與共同價值日趨瓦解的今天，重建可體現鄉村及廣大民眾脈絡之“生態/可持續”的在地化載體、條件與主體性。
參考文獻：略
作者簡介：潘家恩：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碩士生導師；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博士；西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學院特邀研究員、上海大學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福建農林大學海峽鄉村建設學院特邀研究員；重慶市梁漱溟研究會常務理事。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鄉村建設研究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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