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在現行土地和戶籍制度的保護之下，不但可以公然而合法地拒絕服從劉易斯消化順序，而且能反其道而行之，逆向趨近劉易斯拐點。這意味著城市可以公然抽走農村勞力的精華，卻將老弱病殘婦和留守兒童還給農村，使農村成為他們的滯留之地，農業也難以走出傳統的小農格局。
城鄉二元結構的普遍性和中國三農問題的特殊性
1.劉易斯拐點到來，為何未見城鄉收入差收斂
一些著名經濟學家認為，從2004年起中國已抵達劉易斯拐點，證據是出現民工荒、城市工資不斷上漲、勞動密集型產業喪失比較優勢，農業在GDP中的份額也已下降到10%以下。為了更清晰地理解劉易斯的原意，必須先理解劉易斯拐點的涵義。
我們知道，因某勞力的加入或退出生產，總產量發生的變化被定義為該勞動的邊際產量。劉易斯模型預言，結束城鄉收入差涉及兩個拐點，分別被稱為劉易斯第一和第二拐點。要決定兩個拐點，先要對所有農村勞力的邊際產品由低到高排序。按此順序，第一拐點由農村的邊際產品為零的最后一名農村勞力，也即最后一名剩余勞力，為城市消化所決定，此后農村的勞動邊際產品開始上升，但仍低于上升中的城市工資；第二拐點由農村的勞動邊際產品等于城市工資的第一名農村勞力所決定。因此，只有抵達第二拐點后，城鄉收入差的收斂才算完成，此后城鄉工資將同步變化，城鄉收入差也因此消失。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芝加哥大學教授西奧多?舒爾茨（Theodore W. Schultz，1902—1998年）生前認為，農村的勞動邊際產品雖在經濟發展初期低于城市，但并不為零。如此，則第一拐點和第二拐點應合二為一，成為舒爾茨拐點。只要勞力流出農村，城鄉的收入差就在彌合之中，直到農村的勞動邊際產品與城市相等，抵達我所稱的舒爾茨拐點。此時，城鄉收入差消失，城鄉二元結構（以下簡稱二元結構）為城鄉一體化替代。除非明指，下文劉易斯拐點均指第二拐點。要走出二元結構，就要實現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的雙現代化。所謂經濟結構的現代化，其標志為農業在GDP中的份額大幅下降；所謂社會結構的現代化，其標志為農業人口在總人口中的份額大幅下降。所有發達國家中兩者份額都已微不足道。
可是，奇怪的是，中國城鄉收入差仍在擴大之中。更令人困惑的是，和劉易斯模型的預言相反，農村留下的不是勞動生產率越來越高、數目越來越少、生產規模越來越大的農戶，卻是以老弱病殘婦和留守兒童為代表的人口，他們的勞動生產力離城市越來越遠。農業不但沒有現代化，反而喪失了國際競爭力。而且，盡管農業占GDP的比重不足10%，經濟結構現代化的速度很快，但社會結構的現代化進展甚慢，因為農村戶籍人口仍占總人口的60%以上。更奇怪的是，城市化率不斷上升的同時，農村宅基地總面積也在不斷擴張之中。這就使人產生疑問，中國是否在逆向逼近劉易斯拐點？如果是的，又為何有此結果？
2.三農問題日益嚴峻，足見中國尚未找到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
以上種種怪現狀，也由三農問題的討論日見尖銳得到印證。所謂三農問題，指的是農業生產力相對城市顯得落后，農民的平均收入與城市的絕對差距日益拉大，以及農村的基礎設施相對城市顯得破敗。和走出了農本社會，實現了城鄉一體化，農村比城市還要漂亮的國家相比，中國的現狀構成極大反差。
三農問題中最令人擔心的，是農民相對城市居民的日益貧困化。從絕對值看，當下農民收入固然遠高于人民公社時期。但是，研究者指出，城鄉收入比（即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之比）近年來雖然有所下降，但城鄉收入的絕對差實際上迅速擴大：“自2008年突破1萬元后，到2013年這一差距擴大到1.8萬元。”（參見曹光四、張啟良：《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變化的新視角》，刊于《調研世界》2015年第5期）2015年這一數字已擴大到19773元，將近2萬元。
除了城鄉收入差日益惡化外，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前副組長陳錫文去年曾指出，中國農業本身也面臨四大難題：首先，日益喪失國際競爭力，表現在農產品的價格普遍高于國際價格，進口日增；其次，農產品的生產成本普遍高于國際水平，農業生產率的提高十分緩慢；其三，農業越來越依賴于政府的財政補助才能生存；其四，生態環境惡化，農業對資源環境的壓力越來越大。（參見陳錫文：《中國農業發展的焦點問題》，刊于中國改革論壇網，2015年6月10日發布）
這說明，人民公社解散之后，一度迅猛增長的中國農業再度陷入困境。三農問題引起舉國上下關注后，幾任政府先后清理了農村的苛捐雜稅，廢除了盛行千年的農業稅，后又推出各種農業補助。然而，十多年過去了，三農問題仍揮之不去。人們不禁要問，三農問題的實質究竟是什么呢？如何才能對癥下藥，藥到病除呢？當農村戶籍人口仍占總人口多數之時，增加農業補助對結束二元結構有效嗎？
劉易斯模型的制度前提
1.劉易斯模型對農村勞動力的消化順序的預言
三農問題的實質是城鄉二元結構。關于二元結構，各國或者曾經有過，或者至今依然存在。只要傳統的農本社會沒有完成向現代工商社會的轉變，作為存量的傳統部門（以農業為代表）和作為增量的現代部門（以城市中的工商業為代表）就會同時存在于一國的經濟結構之中，構成城鄉二元并存。
各國的二元結構也許各有特色，但其共同本質可以用劉易斯模型刻畫。根據該模型的假設，所有的生產要素可以在城鄉之間自由交易，自由流動。在此前提下，城市的工資和所需的勞動者人數按市場經濟原則決定，即勞動者的工資等于其勞動的邊際產品。
路易斯模型假設農村存在土地市場，高效的農民可以通過自由買賣，兼并低效農民的土地。可是，勞動市場又當別論。在剩余勞動沒有消化完畢之前，城市工資不會上升（本文之所以用“消化”而不用“吸收”一詞，是要強調城市化的真諦是使農村人口融入城市，特別要使他們的下一代能在城市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為了生存，農村地區發展出所謂的制度性工資（institutional wage），即平均分配勞動產品，使勞動的邊際產品為零或很低的人也能生存。因此，農村的勞動市場要在剩余勞動被城市充分消化之后才會發揮配置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要使城鄉收入差得到彌合，根據劉易斯模型，城市消化農村勞動力就必須遵循一定的順序（以下簡稱消化順序）。這一點至今為國人所忽略。按這個消化順序，城市必須按農村勞動的邊際產品的高低，由低到高地消化農村勞動，直至農村的勞動邊際產品和城市相等（排除生活成本的因素）。所以，所謂抵達劉易斯拐點，必須是將勞動的邊際產品低于城市工資的所有農村勞力吸收殆盡，才能實現城鄉一體化。
若由要素市場配置，這種消化順序會自然發生，并以細水長流的形式完成。理由如下。農村勞動力流向城市的動力來自兩種效應：一，擠出效應，即低效農戶在土地市場上競爭失敗，被高效農戶兼并而流出農村；二，拉出效應，即部分農戶被城市更高的收入吸引，主動出售土地，離開農村。
從各國的實踐來看，拉出效應一般會使農村人口中那些受過一些教育的未婚年輕人首先離開農村。他們沒有家庭累贅，缺乏務農經驗，沒有強烈務農意愿，放棄務農的機會成本很低。擠出效應則會使雖有務農經驗，但勞動的邊際產品為零或接近零的人離開農村。他們被更能干的農戶兼并，流向城市。
如此，擠出效應和拉出效應共同作用的結果，會使城市不斷吸收和消化農村的勞動邊際產品較低或務農意愿也較低的人，而留下的必然是勞動的邊際產品越來越高、務農意愿越來越強的農戶。換言之，如果讓市場決定消化順序，城鄉收入差是一個收斂過程。
2.為何城市反而能吸收被農村淘汰的勞力
不過，劉易斯模型要求的這種消化順序會引起疑問：為何城市反而能消化被落后的農村淘汰的勞力？其實，城市之所以有較高的生產力，在于集聚了大量的資本和人力資本。非熟練勞動來到城市，借助城市集聚的資本和人力資本，會大大提高自己的生產力。同時，城市分工和專業化的深化，必然能夠提供遠比農村豐富多樣的就業機會。
大量的城市就業機會并不要求很高的學歷或很高的技能，農村中被淘汰出來的勞力完全能夠勝任。除了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外，像物業管理、清潔、環保、綠化、門衛、安檢等工作，也十分適合農村來的新移民。有些工作甚至肢障人員都能勝任，例如地鐵站、電影院、公園等處的售票員、超市的收銀員等。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可以為學歷不高但態度誠懇的農村勞力提供源源不斷的就業機會。
所以，盡管流出的農村勞動力在農業生產中只有近乎零的勞動邊際產品，但受益于城市的集聚效應，在城市中勞動的邊際產品得到提高，因而能獲得比農村略高的工資。留下的農民也是贏者，他們通過兼并流出農民的土地，可以穩定地擴大自己的經營規模和收入。從城市的角度看，如果因農村勞力的到來，工資成本不會快速上升，自然有利于勞動密集型企業的成長。所以，無論對流出的農民、留下的農民，還是對城市部門來說，如果遵從上述的消化順序，三方都能受益。
3.城市化的本義是化人為先
城市化的目的本來就是消化農村人口。如果遵循市場決定的要素相對價格的指引方向，必然會首先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和服務業。這類產業的集聚，不但為農村人口提供大量就業機會，也使城市人口迅速集聚，加速分工和專業化的深化。所以，內生性的城市化一開始必然先化人，在人口密度的壓力下再化地，城區逐漸向四周擴張。這和中國目前主要化地、很少化人的城市化模式正好相反。這種先化人的城市化將使農村人口在城市化過程中面臨的阻力大大減少。理由如下：
首先，在經濟發展的初始階段，相對土地和資本來說，勞動必然比較豐裕，其價格相對資本和土地也會比較低廉，構成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天然比較優勢。而這種類型的產業的集聚自然帶來大批非熟練工人及其家屬的聚集，使城市人口和密度迅速上升。
其次，勞動密集型產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并不立即需要發達的城市基礎設施作為前提，往往反而以城市的基礎設施尚不發達為前提。例如，碼頭、火車站在沒有實現機械化之前，需要大量的裝卸工和腳夫；在自行車、汽車和公交、地鐵沒有普及以前，需要大量的轎夫、車夫和黃包車夫；推銷日常用品需要大量穿巷走街的小販。這些服務為市民所廣泛需要，也為農村移民提供了眾多謀生機會。
一百多年前，在自行車、汽車和公共汽車尚未普及之時，民眾對黃包車和轎子的需求。
由此可見，在經濟發展的初始階段，城市的基礎設施以及城市的生活方式和農村的差距并不十分巨大，城鄉收入差距乃至文化差異、心理差異、行為差異等都不大，農村移民融入城市的阻力會小得多。
第三，使農村移民越早到城市定居，他們的后代就能越早地融入城市，成為市民，從此和城市一起前進。而且，這些家庭和農村保持千絲萬縷的聯系，會幫助城市接納更多的農村移民。一個例子是，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是城市住房條件最惡劣的時候，當局允許幾千萬知青回城。為何能做到這點呢？因為知青并非城市的匆匆過客，而是城市人口有機的一員，因而容易被城市接納，至少被他們的家庭接納。由此可以推斷，如果每個城市今后都能承擔一部分貧困地區的人口定居的話，這些人口將來會扮演城市和貧困地區之間的天然橋梁，幫助消化來自貧困地區的人口，大大減輕政府的負擔。
又如，直到上世紀中葉，上海一直奉行自由移民的政策。當時上海工業主體是輕紡工業，需要大量勞動力，主要來自四周省份的破產農民。從現代城市的基礎設施來看，上海當時有大面積的半城市、半農村狀態社區，例如閘北、普陀、楊浦，以及代表中國傳統城市結構的原南市區。很多家庭沒有獨用的廚房和浴室，只能使用公共水龍頭和公共廁所。為此，每天的倒馬桶、洗馬桶，以及到公共水龍頭打水，便成了很多上海家庭每天的大事。
從今天的角度回頭看當年的上海，租界之外的上海大部分地方仿佛是個巨大的貧民窟。即使租界內部，也有不少類似今日城中村的地方，例如徐家匯教堂后面巨大的北平民村。來到上海謀生的破產農民自然會先去這樣的社區，不但房租低廉，而且當地居民和自己的差距較小，容易融入。令人驚異的是，他們的第二代一般迅速學會上海話，成為地道上海人。
1890年代上海的紗廠并不像今天很多工廠那樣，僅僅雇傭未婚女子。 照片中的女工不但有了孩子，而且工廠也允許她們將小孩隨身帶到廠里。
第四，扶貧也要講究規模報酬遞增。農村淘汰出來的人口，究竟是讓他們繼續分散在農村的廣大空間，還是讓他們積聚在城市地區，才能更有效提高他們的收入？發達國家的經驗是讓他們通過擠出效應和拉出效應，積聚到城市中來，因為城市不但能提供更多就業機會，而且對其中的貧困人口實施幫助時，能坐收規模報酬遞增之利。
設想一下，如果他們繼續分散在農村的廣大空間，為向他們提供現代交通，供水供電，提供教育和衛生設施，不知要多修多少公路、鐵路、電站、水廠、學校、診所。其實這些設施在當下一些地方的無數空城和鬼城中，都是現成的，只是沒有人氣而被浪費。
4.城鄉一體化并非烏托邦
世界上實現城鄉一體化的國家和地區已有不少。除了幾十個發達國家早已實現外，最值得關注和欽佩的是韓國和中國臺灣這兩個東亞經濟體。世界上那么多發展中國家，或者因為照搬中央計劃經濟模式及其變種，或者因為奉行違反要素自由流動原則的進口替代戰略，結果貽誤了發展機會。然而上述東亞經濟體在令人眼花繚亂的各種模式之中，居然識別出對自己真正有用的模式來，并能比發達國家當年還要快地解決二元結構問題，不能不令人欽佩。
消除城鄉二元經濟的艱巨任務只花了這兩個經濟體三十多年的時間。和中國大陸相比，韓國、中國臺灣，再加上戰后的日本，雖然人口密度更高，人均耕地更少，在當代條件下也不可能向外擴張和殖民，卻迅速實現了城鄉一體化。它們主要的秘訣是允許土地和勞動自由流動，加上奉行比較優勢，促進出口，并在以市場調節為主的情況下，政府對市場失靈的地方施以積極干預，因而做到了經濟結構和城鄉人口結構比較順利、幾乎同步地轉變。這種同步轉變防止了城鄉收入差的惡化，因而被世界銀行稱為真正的奇跡。
5.消除二元結構的必要條件
由上可見，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二元結構代表了一個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從理論上講，要完成這一歷史過渡，需要以下四大必要條件。
首先，農業生產力必須得到迅速提高，使農業大大減少對勞動力的需求，同時確保向城鄉提供日益豐富的食品。
其次，土地能夠自由買賣；農村人口能自由離開農村，自由進入城市定居。
其三，城市部門能夠按照市場調節下的要素相對價格的指引，從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和服務業著手，使城市創造的就業速度高于城市勞力的增長速度，因而有余力消化來自農村的勞力，盡快讓農村人口與城市同步前進。
其四，以市場為主，政府為輔，向農村人口提供他們租得起或買得起、有適當公共服務的廉租房和廉價房，在城市環境中實現家庭團聚和完成人口的再生產，使下一代成為城市的真正市民。
以上每一項都是消除二元結構的必要條件。如果這四大條件同時存在，就構成結束二元結構的充分條件。目前世界上包括歐美和東亞的30多個國家和地區完成了這一過渡。所以，城鄉一體化的理想并不虛無縹緲。
陷于二元結構的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
1.各國二元結構固化的一般原因
從二元結構向城鄉一體化過渡，并不容易，因為需要上述四項必要條件。尚未完成這一過渡的國家仍占大多數。細細分析起來，原因各自不同，有先天和后天之分。例如，地理和氣候條件不利、經濟的初始基礎太差、人口增長失控、錯誤的經濟政策和制度、要素價格扭曲、背離比較優勢、政治腐敗、專制、政策偏離以發展經濟為中心，等等。
例如，許多非洲國家本來的經濟底子就十分薄弱，處于經濟發展的低級階段。由于地理和氣候的原因，發展農業困難重重。農業落后的結果是，難以為現代部門的發展提供積累。所以，現代部門的增長速度不高，偏偏這些國家的農村人口增長速度很快。受到傳統文化的影響，非洲的很多國家一方面十分認同劉易斯所指出的制度性工資，接受吃大鍋飯的倫理； 一方面又超越階段地試驗各種版本的社會主義和趕超戰略，盲目相信重化工業應該領先，政府投資向資本密集型產業傾斜，使勞動密集型產業難以發展。只要受到上述一個或幾個原因的桎梏，這些國家的農村的剩余勞動就難以為城市所消化，使二元結構頑固存在。
許多拉美國家則沒有足夠的政治意志力，未能徹底推行東亞式的以平均地權為目標的土地改革，使土地主要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剩下的土地又沒有明確界定產權，不斷引起各種土地糾紛。同時，這些國家又長期扭曲要素價格，用國家的力量推行所謂的進口替代戰略，不顧本國的發展階段，無視本國的比較優勢，盲目反對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力圖用自己的產品替代進口產品。于是，很多拉美國家出現這樣的景象：一邊農村人口大量出走，卻仍有大量貧困人口滯留； 一邊城市化率已經很高，但貧民窟蔓延，其中的居民喪失了社會流動性。這些國家的城鄉收入差較中國要好，但城市出現二元結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2.1978年前中國二元結構的固化原因
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正從傳統的農本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因而二元結構和所有的發展中國家有共性的一面。但是，中國的二元結構是否又有其特殊性呢？上文指出， 結束二元結構需要滿足四大必要條件。對照改革開放前的中國，上述必要條件并不始終存在。從表象看，改革前中國城鄉差別比現在要小，但這種較小的城鄉差別基于對經濟規律和自愿原則的偏離，無法結束二元結構。
當時城鄉之間幾乎完全沒有自發、自由的人員交流和物資交換，一切都由中央計劃經濟配置。國家通過剪刀差政策將農村剩余轉移到自己的手中。這種政策要求農民先做犧牲，為工業化積累資金，并許諾將來通過城市化消化農村人口，彌合城鄉鴻溝。可是，計劃經濟的最終失敗使這種許諾成為一紙空文。文革結束時，不但未見農民進城，反而曾有幾千萬知識青年被下放到農村。顯然，計劃經濟體制固化了二元結構。
3.1978年后中國二元結構的固化
現在來看改革開放后的中國是否滿足城鄉收入差彌合的四項必要條件。首先，人民公社制度廢棄后，農業生產力迅速提高，農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大大減少，同時又保證了城鄉足夠的食品供應。這就滿足了第一項必要條件。
其次，改革開放后，特別是1980年代中期后，隨著城市改革的推動，民營經濟獲得了合法地位，中國經濟維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也使城市化率穩步提高。在世界市場的引導下，中國基于比較優勢之上的勞動密集型工業和服務業得到飛躍發展，為農村非熟練勞動力創造了大量的工作機會，高達2.7億的農民工得以離開農村，進城打工。這就使中國具備了第三項必要條件。
然而，第二項和第四項必要條件，即允許要素自由流動和自由組合，以及提供足夠的廉租房和廉價房滿足農村進城人員定居需要這兩條，中國遲遲沒有實現，因而錯失良機。
我們看到如下觸目驚心的景象：一邊是一些地方的空城和鬼城中豪華樓盤和別墅大量空置，大而無當的廣場、空無一人的大街和公園、綠地，以及死氣沉沉的工業園區和科技園區到處可見， 一邊是中低階層和農民工急需的廉租房和廉價房遲遲不見供應出來，而人口密集、服務方便、租金低廉、深受農民工歡迎的城中村則被判為非法，城市當局對那里缺乏公共空間、公共廁所、學校和診所、缺乏規劃的狀態不聞不問。與此同時，城鄉收入差繼續在迅速擴大。為何會出現這種咄咄怪事呢？
4.1978年后二元結構固化的制度性原因
（1）.現行戶口制度使拉出效應嚴重縮水
中央計劃經濟時代留下的戶籍管理基本延續至今，使拉出效應大打折扣，成為阻礙二元結構瓦解的主要原因之一。雖然198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對勞動的需求急劇增加，迅速消化了農村歸來的幾千萬知識青年，此外，由于農業生產力的突飛猛進，食品供應迅速改善，到1990年代初，糧票、油票、肉票等配給制度也得以廢除，但中國并沒有抓牢廢除戶籍制度的良機。1990年代起，農民工僅僅獲得進城打工和暫時居住的權利，無權定居。
例如，1999年10月1日起，國家開始實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這一條例的第二條規定：“持有非農業戶口的城市居民，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人均收入低于當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均有從當地人民政府獲得基本生活物質幫助的權利。”這就事實上否認了持有農村戶口而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人員有在當地申請最低生活保障的權利。農民工在城市暫時失業后，若一時找不到工作，只能重返農村。
一些大城市出臺了外來打工者落戶的苛刻條件，除了對在本地連續工作和納稅時間有嚴格規定外，更明文規定需獲得某級技工水平或學歷的要求。這實際上將絕大部分外來農民工從本市的戶籍人口中排除出去。由于城市有權對農村來的勞力實行各種歧視，包括戶口、教育、年齡、性別，甚至身高、面容、口音、籍貫等，即使那些有幸被錄用的農村勞力，在年老體衰或結婚育兒之后，為養老或撫養小孩，很多人仍然會被迫流回老家。這就解釋了為何農村日益成為老弱病殘婦人口的滯留地。拉出效應被戶籍制度大大縮水。
（2）土地制度、擠出效應和外來定居者的房價噩夢
中國現行土地制度的一系列特點，使土地的所有制結構、土地資源的配置方式、土地用途的管制方式，嚴重違背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
特點一，城市土地屬于國家，農村土地屬于農民集體。在中國的語境下，土地基本按所有制決定其用途。如果是國有的，隨時可以轉化為城市用地；如果是集體所有，則只能農用。本地農民無權將自己的農地轉為城市用地，外來農民則無權自由定居城市，分享城市繁榮。在這種土地制度下，城市化必定蛻變為城市的自我現代化，不可能按劉易斯的消化順序吸收外來農民。
其實，《憲法》第十條明確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但各地政府只強調城市土地必須國有，無視政府無權征收用于非公共利益的農地的憲法規定。城市化變為一場土地國有化的過程，所有的城中村和小產權房也被判為非法。
特點二，不準買賣土地的規定剝奪了農村集體平等參與城市化的權利，剝奪了農村集體將自己的土地化為資產，分享由此帶來的資產收入的權利。政府作為唯一的買家和唯一的賣家，既可壓低土地的收購價，又可抬高土地使用權的轉讓金。這種獲得壟斷地租的機會使各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樂此不疲，地價和房價也一路走高，與民眾的人均收入水平完全背離。
特點三，農民獲得土地的唯一途徑是依仗集體成員的身份，通過從集體那里按人頭承包土地，來獲得一段時期的土地使用權。由于集體人口總在變動之中，每隔一段時期，為了符合基于平均主義之上的土地集體所有的本質要求，不得不重新按各戶的人口份額調整各戶的土地面積。這種土地集體所有制下，農民也沒有自由進退的權利。如果農民選擇退出，也就喪失了承包和使用集體土地的權利以及土地帶來的其他福利。所以，沒有農民會主動退出集體。這意味著，即使某一集體的效率再低、再腐敗、再濫權，農民也無權退出，另組新的集體。在這種死水一潭、無從推陳出新的制度安排下，擠出效應化為烏有。
當然，改革開放給土地制度帶來了若干變化。其一是，原來公有公用的農地，在承包制下變為公有私用；其二，允許城市用地的使用權向私人和民營企業出租，并從一開始的協議方式，改為主要用招拍掛的形式。土地要素在這種制度安排下，主要仰仗政府用行政手段直接配置，才能和其他要素合法組合。這既大大降低了效率和公正，又給尋租留下巨大空間，導致地價和房價騰貴，農民工難以在城市定居。這是構成城鄉收入差難以收斂的另一個主要原因。
當然，市場力量也在克服重重阻力，向社會提供廉租房和廉價房。以深圳為代表，城郊農民面對市場上對廉租房和廉價房的強烈需求，在自己的宅基地上擴建、翻蓋、加高房屋，用于出租和出售，容納了大量的農民工和外來白領。當地農民這種做法，大大緩解了外來人員的住房短缺；外來農民工得以進城暫時居住，則幫助城市日臻繁榮。但是，當地政府顯然并不歡迎外來民工長期居住，即使那些人丁興旺、商機無限，地價也在穩步上升的城中村，政府也經常無情拆遷。
值得注意的是，每次拆遷，又是外來住客成為犧牲品。原住民已有本地戶口，無法趕走，只能對他們進行補償，或分配重置性住房。但對大量外來住客，其中主要是外來農民工，政府則一趕了事，使外來打工仔或者被迫搬到更遠的郊區，或者返回老家。在這種情況下，劉易斯的消化順序如何發生？二元結構怎能結束？
據2015年的官方統計，中國大陸城市化率已達56%。但若按戶籍人口計算，城市化率其實不到40%。按定義，城市化是指讓外來農民工及其家屬進城定居，成為市民。但在現行戶籍和土地制度下，他們中的大多數只能將家屬、小孩、父母留在老家農村，因而造成大量的留守兒童、留守家屬和留守老人。綜上所述，由于拉出效應和擠出效應無以發揮正常的作用，中國不但無法沿著劉易斯預言的消化順序逼近劉易斯觀點，反而是逆向逼近這一拐點，這為今后進一步減少農村過剩人口，縮小城鄉收入差，留下沉重的負擔。
如果市場機制無法發揮正常的消化功能，為了縮小城鄉收入差，只能走上全面補貼農業的道路。問題是，當農業人口仍占人口多數的時候，這條道路可持續嗎？如果不可持續，一旦走上這條道路，將有更嚴重的社會后果。
小結
改革開放至今已近40年，期間中國維持了世界無雙的長期、高速增長，一躍成為勞動密集型的世界工廠。歷史給了中國解決三農問題的絕好機會。令人失望的是，城鄉收入差在一度縮小之后，反見不斷擴大，農業現代化也舉步維艱。
本文指出，結束二元結構需四大必要條件。因現行戶籍和土地制度的頑固存在，盡管中國獲得長期、高速增長的難得機會，卻無法滿足第二和第四條必要條件。所以，中國的二元結構是制度性的，即使獲得長期、高速增長的條件，只要現行戶籍和土地制度不徹底改革，“擠出”和“拉出”效應無從生效。城市在現行土地和戶籍制度的保護之下，不但可以公然而合法地拒絕服從劉易斯消化順序，而且能反其道而行之，逆向趨近劉易斯拐點。這意味著城市可以公然抽走農村勞力的精華，卻將老弱病殘婦和留守兒童還給農村，使農村成為他們的滯留之地，農業也難以走出傳統的小農格局。
市場機制本來具有客觀的、不依賴于人際關系，特別是不依賴于政府官員的主觀愿望和價值偏好，也不取決于城市居民的喜怒哀樂的配置功能。但是，在現行戶口和土地制度之下，城市的這種自然的消化順序被人為逆轉，導致城鄉收入差不斷擴大。
更令人憂慮的是，在現行戶口和土地制度下，每個城市只需負責消化自己邊界內的農村人口，而不需對全國農村人口的消化做出貢獻。在這種各自為政、畫地為牢的制度下，像北京、上海這樣轄區之內農村人口比例已經極低，理應對消化全國的農村人口做出更大貢獻的城市，可以名正言順、周期性地發起驅趕外來人口的運動。按照這種思路，受到最大損害的是像河南這樣的農業兼人口大省。如果允許要素全國流動，一些農業和人口大省本來可以靠輸出自己的農村人口到沿海打工，減輕本省剩余勞動力的消化壓力，加快本省城鄉收入差的彌合。但在現行的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下，如果指望純農區的剩余勞動主要靠自己解決，城鄉收入差要到何時能彌合呢？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廢除現行的戶籍制度，不徹底改革現行的土地制度，中國既沒有擠出效應，拉出效應也大打折扣。越是低效的農民越會滯留于農業，越是高效的農民卻會因無法穩定地擴大土地經營規模，越傾向于流向城市。因此，農村勞動力流出的順序必定和劉易斯預言的順序相反，使中國錯失解決二元結構問題的良機，這樣的局面令人扼腕痛惜。
作者系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美國三一學院經濟學系終身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財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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